TIBET'S LAST CARAVAN CHARGED WITH TRANSPORTING SALT(Ⅶ):Barter Trade between Food Grains and Salt

By setting out for saline lakes in spring, Tibetan caravans on horseback return to farmlands in autumn to barter salt for agricultural products.

近代华盐外贸的展开与盐产业转型——以中日辽东盐、青岛盐交涉为切入点

1906年,清末东北地方政府与日本“关东州”殖民当局围绕辽东盐出口的交涉无果而终,凸显了传统时代并不严格存在的华盐外贸问题。进入民国后,盐的工业化生产使中国既有盐业市场的产品结构和资源流向发生深刻变化,成为1926年中日青岛盐交涉最终解决的产经背景。前后两桩交涉不同结果的背后,是新兴的盐业外贸活动对传统盐政演进逻辑的冲击,更深层次的原因是近代食盐业向盐化工业的逐步转型。

北宋真宗朝解盐运销政策改易述论

宋真宗时期,解盐运销政策交错更迭。梁鼎以商人在陕西入中粮草价格虚高,影响国家财政为由,主张取消入中粮草和实行解盐榷卖。李士衡则主张实行解盐通商,将榷酤引入陕西军费体系以解决虚估加抬造成的财政问题,同时将民众从差役中解放出来以稳定社会秩序。从具体实施效果看,李士衡的措施能够平衡解盐通商、入中粮草和军需供应之间的关系,有利于北宋经略西北边疆。

清代以来怒江边民与内地社会经济交往的发展及其变迁

经济交往既是民族交往的主要内容和表现形式,也是民族交往联系的主要动力,对于促进民族间的交融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结合相关历史文献以及笔者的实地调查,对清代以来怒江一带边民与内地社会间的经济交往历史及现状进行了系统研究和考察,阐述了清代以来的各历史时期内怒江边民与内地社会间经济交往的主要形式和具体内容,分析了不同时期内怒江边民与内地社会间经济往来得以促进和发展的主要动力因素。

汉口徽商与社会风尚——以《汉口丛谈》为例

从《汉口丛谈》的记载可以看出 ,汉口徽商与扬州徽商的基本特征还是相同的 ,由于地理位置的不同 ,也由于作者关注事物眼光的不同 ,我们看到的汉口徽商有着一些与扬州徽商稍微不同的生活方式和精神风貌 。

盐业契约论(一)——盐业买卖契约的法律思考

随着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向市场交易的商品经济的日益转变,盐业买卖日益兴盛,伴随着的盐业买卖契约便应运而生并日益走向成熟,种类繁多,内容丰富,具有独特的特点,对于今天的不动产买卖合同的完善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宋代蜀道城市与区域经济述论

宋代是中国城市发展史上第二高峰时期,在城市的地域结构上出现了四大城市带,其中的蜀道城市带因其不同于汉、唐时期的自然人文环境而迅速崛起;蜀道畅达的交通,开放的交通网,为商品流通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以茶马、茶盐贸易为龙头的商品流通潮,使西北秦陇市场和西南川蜀市场相互间的经济联系更加密切,强大的经济辐射力,促进了以蜀道为轴线,以成都府、梓州、兴元府、洋州、京兆府、秦州等三府三州为支点的蜀道城市带的繁荣发达;蜀道城市带的崛起,是汉唐时期不可想象的,也是元明清时期无法企及的。

区域社会史视野下的明清泽潞商人

在关于晋商的研究中,泽潞商人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以致晋中票商几成晋商的代名词。实际上,明清泽潞商人以经营盐铁、丝绸等闻名天下,同时在地区性贸易活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更为重要的是,从区域社会史的视角,即在区域社会变迁的具体情境和脉络中去理解,而非从传统的商业史视角去思考,可能为晋商研究提供新的思路。

通鉴视角下的北洋政府时期长芦硝私治理

北洋政府时期,长芦硝私为长芦盐区种类众多的私盐中的大宗,对当时引岸专商制下官盐的销售造成了很大冲击。为此,北洋政府动用了行政、法律、武力、说服引导等手段来治理硝私。经过治理,硝私泛滥程度虽然得到一定遏制,但远远未能根绝。长芦硝私屡禁不止的原因很多,但在当时社会条件下,农村、农民的极端贫困与谋生乏术可以说是硝私难于根治的一个根本原因。

中国海洋经济历史研究:近三十年学术史回顾与评价

迄今为止,尽管中国海洋经济有着丰富的实践,但是中国海洋经济综合史作为中国经济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在史学领域还是经济学领域,至今阙如。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外学者围绕一些传统海洋行业和海洋事业问题展开研究,形成诸如中国航海、海洋运输、海洋渔业、海洋贸易等领域的一些专门史或行业史,但总体而言,在贯通中国海洋经济历史发展全周期的综合研究领域,无论在研究视角、研究路线、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等诸多方面,均有待深入。本文按照不同专题和研究问题,对近三十年国内外中国海洋经济史研究进行梳理和评述,并依此提出中国海洋经济史的未来研究方向。

盐业买卖契约与现代买卖合同制度比较研究

在我国民间流传着"民有私约,约行二主"以及"官有政法,民从私约"的说法,它准确而清楚地表明了民间秩序的建立和维护主要依靠契约来进行。在一定程度上,四川近现代盐业买卖活动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化的重要标志,对于盐业生产关系的发展和完善起着强有力的推动作用。从"内涵"与"本质"上来说,现代买卖合同与盐业买卖契约具有一脉相承性,盐业买卖契约内含的精深思想在很大程度上被现代买卖合同所吸收,但由于时代经济特征,盐业买卖契约又具有自己的特色。挖掘民族文化遗产的盐业买卖契约文化精神,对于丰富和完善现代合同制度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考古所见制盐遗址与遗物的特征

盐业考古是考古学的分支学科,其所采用的方法和手段与一般的田野考古并无区别。其不同之处在于,考古学家要了解和熟悉制盐的生产工艺流程,通过对出土遗迹和遗物的观察,还原制盐活动的完整步骤。制盐遗址的特殊之处是文化堆积深厚,这是由制盐产业的特殊性决定的,尤其是在人类早期陶器制盐阶段更为突出。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制盐陶器的使用寿命短,耗损量巨大。制盐陶器与日常生活用具差异甚大,其特点是器类简单、质地粗、厚胎,流行尖底、圜底造型,或加圈足、锥足,还有大量的支脚类附加器件,而且同类器具个体大小和容积接近。其中可细分为熬煮制盐的大型容器和制作盐锭的小型器皿。盐业贸易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人际交往活动。通过盐业生产与贸易可积累财富,导致阶层分化、社会复杂化,促进文明化进程,进而推动人类历史的进步。

从“西盐”到“盐官”:陇蜀易盐史的演进与变迁

陇蜀通道的军事经济往来,在周秦时期就有。秦封泥“西盐”的出土,标志着陇蜀营盐活动和易盐历史在秦早期就已发端。从“西盐”到“盐官”的演进,实际在秦汉时期的陇蜀交通领域已经基本完成。在整个陇蜀易盐史的演进与变迁中,西汉水流域的盐官设置及其机制的发挥贯穿着整个汉后历史进程,基本属于秦汉“盐官”体制的继承和发展。整个陇蜀营盐和易盐史的变迁,表现为周秦以来“盐官”制度源与流的演进,其脉络清晰地反映了中国西北—西南一线营盐易盐史的主要特征和内涵。由此表明,陇蜀易盐史早就成为了中华盐文化史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评林则徐对两湖盐务的整顿及其成效

盐课约占清政府全部财政收入的1/6,是清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1837年林则徐任两湖总督前,由于四邻私盐的买卖猖獗,造成淮盐大量积压,严重影响盐课收入。林则徐出任两湖总督后,采取得力措施,堵缉邻私,搜查夹带,补偏救弊,很快取得突出成效。

抗战相持阶段陕甘宁边区食盐贸易政策

抗战相持阶段,针对财政上出现的困难,陕甘宁边区政府实行了正确的食盐贸易政策,对食盐实行专卖和统销,严格管制盐价,并严厉打击走私。这些措施的实行使得边区的食盐产销大为增加,边区政府的财政紧张情况得到缓和,打破了国民党顽固派的经济封锁,使边区渡过了经济封锁的难关,有力地支援了全国的抗日战争。

清代食盐贸易制度市场化倾向及其因缘

清代食盐分区行销,王朝核定的各盐区盐引分配与本盐区由消费者所构成的市场容量之间高度吻合,清王朝在新开疆域独立建立的食盐贸易体系更是明确以人口量来分配盐引,这说明清代食盐贸易制度体现了市场容量的基础性价值,有一定的市场化倾向。这种市场化倾向的形成,既与明中叶开始的贸易全球化引起中国商业的高度繁荣,以及农业的商业化有密切关系,更与参与这一全球化贸易的建州女真人商业传统有密切关联。

20世纪上半叶拉达克口岸的藏盐贸易

藏盐贸易是历史上拉达克地区与我国西藏西部阿里、藏北羌塘一带重要的传统贸易内容。本文主要依据来自英国印度事务部的贸易档案资料,对20世纪上半叶处在英属印度控制下的拉达克与我国西藏之间的食盐交易情况进行了细致的探析,揭示出这一贸易过程呈现的主要特点以及影响贸易开展的主要因素,表明在该贸易背后两地人民间深层次的经贸与文化生活联系。

我国食盐专营体制之历史性反思

我国现行的食盐专营体制虽脱胎于新中国1950年代建立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但其渊源可远溯至中国古代的盐榷制度,所以剖析中国两千多年的盐政管理制度及思想无疑是我们理解当前我国食盐专营体制的一个重要路径。

南方丝绸之路上的滇缅食盐贸易研究

历史上,云南与缅甸的贸易十分密切,而食盐贸易是滇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滇缅食盐贸易而言,缅盐入滇占主导地位,其中,又以缅甸私盐侵滇为主要形式。清至民国时期,缅甸私盐大肆侵销云南边岸,云南地方政府通过运销滇盐至边岸和加强缉私等举措,与缅盐在云南边境地区进行了一系列市场争夺战,但抵制缅私效果并不理想。这种抢夺边地市场的贸易战,既突出了滇缅贸易的特殊性,又涉及到边疆问题。以滇缅食盐贸易为视角来探讨南方丝绸之路,可以让我们看到这条古商道及其所经区域双边贸易的另一面。

清代民国时期川鄂盐运群体及其盐业贸易

川盐运鄂即史称之"川盐济楚",在清代至民国时期的川鄂盐运史上发挥了重要的社会和经济功能。过去对川鄂盐运的研究偏重于盐运路线的考证、辨析与梳理,以及盐运古道沿线的聚落与建筑等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是,对川鄂盐运中的践行者即背夫,川盐的盐别,甚至盐业贸易等问题缺乏深入探讨,进而使得川鄂盐运的研究滞后于盐业生产与专卖等问题,因此有必要将上述之命题加以拓展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