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盐务缉私武装研究(1949-1952)

新中国成立初期,为缉私护税、保障财政收入,各地盐区先后组建并适度扩大了盐务缉私武装。从其建制上看,盐务缉私武装是一支具有特殊警察性质的军事化或半军事化组织。在缉私过程中,盐务缉私武装发动教育群众缉私并与群众缉私小组相配合,提升了缉私效果。1951年底到1952年,盐务缉私武装奉命整编裁改,既是“群众觉悟提高”的必然结果,也是国家“精兵简政、增产节约”的需要,但从更深层次上看,反映了国家财政税收政策的变化,盐务治理能力的提升。由于盐税税率的降低,挤压了食盐走私的空间,减轻了盐务缉私的压力。

山东抗日根据地盐业管理问题研究

“七七事变”爆发后,日寇为达到“以战养战”的目的,大肆掠夺山东盐业。山东抗日根据地在与敌伪势力斗争中建立了比较完整的盐业产、运、销、管机制,盐业管理取得显著成效。这些成就有力促进了根据地牢牢掌握盐业主权,增强了人民群众对抗战胜利的信心;增加了山东抗日根据地财政税收,为抗战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提高了盐民生产积极性,改善了人民生活水平。全面抗战时期的盐业管理探索,为解放战争及新中国成立后山东盐业管理积累了宝贵经验。

清末民国中央盐税管理机构演变及其近代化

清末中央政府开始启动盐税管理机构改革,北洋政府改盐务稽核造报总所为盐务稽核总所,后者与盐务总署构成了盐务机构二元制体系。稽核所的设立标志着盐务管理体系的形成,是传统盐税管理体制向近代转型的初始期。南京国民政府前期对盐务稽核所改组,盐税管理机构逐渐走向统一,但是未完全改变盐务机构二元制结构。南京国民政府中后期,盐务总局的设立开启了盐税管理机构一元制时代。以引岸专商制度逐步取消、盐税主权逐步收复为两条支线,展示了中国盐务近代化的发展演变。

全面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对河南的盐业改革探析

全面抗战时期,由于战争影响,国民政府采取了保国稳民等措施增加财政收入。在此背景下,河南盐业进行系列改革,调整盐税税率与盐价、整顿盐务机构、革新运销制度与销售方式等,这些措施不仅增加了河南盐税收入,推动了战时河南经济的革新与发展,对支持抗战亦有积极意义。

近代中国的政府债务与盐税抵押

在近代,盐税是筹集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手段之一,也是国家筹措债务收入的主要保障,充当了近代中央与地方政府债务的主要抵押品。本文分析了盐税与政府债务如何从开始建立联系,到构建千丝万缕的密切联系,最后到割断联系的整个复杂过程,说明近代中国政府债务对盐税的高度依赖,盐税对政府债务的举借偿还起了重要作用,也充分说明各届政权经济基础的落后性。

盐税与北京国民政府中央财政支出

文章较为系统地论述盐税在北京国民政府中央财政支出的实际情况,认为其不但是中央军、政等开支的最重要来源,还是偿还债务的重要保障。通过对北京国民政府中央财政中盐税支出活动的考察,可以从一个侧面说明盐税在北京国民政府中央财政中举足轻重的地位。

明清时期苏北沿海荡地涨圮对盐垦业及税收的影响——以南通、盐城地区为例

荡地是明清时期苏北沿海制盐业与垦殖业的基础。沿海荡地为煎盐提供了燃料,也便于就近取用海水,盐产量与荡地的多寡有直接联系。随着海岸线东迁以及淡水冲刷,原有荡地盐碱含量逐渐降低,垦殖业具备了发展条件。明清时期,荡地淤涨或圮坍对苏北盐业、垦殖业以及税收有很大影响。

“包盐抵饷”与清末两广政局

1909年,两广总督袁树勋为筹抵赌饷,设计了一套"包盐抵饷"的改革方案。两广士绅担心盐价暴涨,纷起强烈反对。度支部借仲裁争端推行"通纲包税"制度,通过设置两广盐政公所将地方盐务管理权收归中央。这次盐务改革加深了广东与广西、中央与地方的矛盾,袁树勋也因此辞职。清末失败的盐务政策,是新政失败和清朝灭亡的重要原因。

近代滇盐盐税与地方财政

清代盐税与田赋是云南财政收入的两大主要来源;民国初年,盐税在地方财政收入中亦位居第二位,仅次于田赋。而1915年云南护国讨袁,军费的主要来源亦为盐款。可以说,盐课税是云南财政收支的支柱,它在财、政、军、文各个方面都参与云南地方经济的发展。

孙中山大元帅府时期的盐税改革

1923年3月2日,孙中山在广州建立大元帅府。由于财政短绌,盐税成为孙中山为数不多的饷源之一。从军队的维系到政权的建设,盐税尤为重要。围绕着盐税,政府、军队、盐商之间不断地发生冲突、妥协与合作,盐运使一职在两年内四次更迭,盐政亦随之发生变化。最终在相互利益的维系下,邓泽如征收"优先现税"的办法得以最终确立。

北京国民政府时期地方截留中央盐税浅析

经过民国初年的改革,盐税成为北京国民政府中央财政最重要的财政收入。历届北京国民中央政府都将盐税视为维持自己统治的财政保障,将它列为“国税”范围之内。盐税能否上缴中央与国内政局变化密切相联,当中央控制全国能力强时,地方政府不敢截留中央税款,反之,盐税就成为地方实力派抢夺的目标。盐税截留程度严重与否。

清代“两淮岁课,当天下租庸之半”质疑

清代两淮岁课在全国课税收入当中占有比较大的比重,但这种比重具体大到什么程度,迄今为止人们对此并没有明确的量化统计;而在含混不清的定性研究当中,学界较为普遍认同的观点是"两淮岁课,当天下租庸之半"。本文在通过合理的量化分析后发现,该看法其实是很不确切的。有清一代,无论是清初、清中叶还是清末,都不曾出现过"两淮岁课,当天下租庸之半"的客观事实;即便是全国所有的盐课,也从未达到过占全国租庸之半的盛况。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清代两淮岁课占全国盐业岁课的一半甚至更多,却是不争的历史事实。

北京国民政府中央财政收入中的盐税

文章论述了盐税在北京国民政府中央财政中的重要地位，认为其不但是中央财政收入的两大支柱之一，还是中央政府所能控制的唯一大宗收入来源。此外，盐税还是中央政府筹措债务收入的重要保障，度过“年、节危机”的最后屏障。北京国民政府对盐税的依赖，充分说明了其政权经济基础的落后性。

外商银行与近代中国财政——以清末民初关盐税款的移存为中心

作为近代中国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关盐税款是历届中央政府对外举债的重要担保品。清末民初,值中央政权更替、政局动荡之际,在外国列强暗中支持下,海关外籍总税务司和国际银行团先后以保障各国债权人权益及偿债基金稳固为由,通过一些渠道或手段攫取了觊觎已久的中国关盐税款的存储保管权,关盐税款相继移存在华各家外商银行。随着巨额的关盐税款源源不断流入,外商银行逐步成为近代中国财政体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其在近代中国金融市场的地位亦得到了巩固和提高。

近代以来中英盐税功能变迁比较及启示

近代以来,伴随着中英社会转型的进程,盐税的功能亦有所不同。英国自16世纪开始向近代社会转型,其税收结构亦由此前以农业税为主向以工商税为主转变。这种结构直至20世纪初以间接税为主,而间接税又以关税和消费税为大宗,盐税作为消费税的一种,自1694年开征以来仅占英国税收的极小份额。就是这极小的份额,亦因国民反对,于1825年废止。与英国不同,自近代以来,中国因鸦片战争被迫打开国门,政府财政收入因要满足自我需求及偿还外债等不堪重负。有鉴于此,盐税与田赋、关税一起组成政府财政收入的三大支柱。由近代以来中英盐税功能的变迁可见,一国税制理论、税制结构及税收实践皆与本国国情密切相关。然而,无论国情如何差别,盐税的征收因不受国民的欢迎而最终废止。一国税制的设定需遵循国民共同利益和共同意愿原则,这一原则对国家稳定及未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清代山东盐课正课考

盐课在清代的赋税收入中占有重要地位,盐课征收历来是学者们研究的一个焦点问题。清代山东的盐课,包括正课、杂课和其他商课三个方面。正课征收包括票课、灶课、加课三类,各项盐课款目的征收数额均有很详细的规定。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盐税问题研究

盐税在陕甘宁边区占据着重要地位,随着边区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盐税的地位也有所不同。皖南事变前,盐税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外援不足所带来的问题;皖南事变后,边区外援断绝,国民党加紧了对边区政治经济的封锁,边区财政骤然吃紧,盐税地位愈益凸显。为发展经济,缓解财政困难,自1936年9月边区恢复盐税征收至1945年抗战胜利,边区政府逐步建立和完善盐务机关,并出台了一系列有关盐税征收管理的法规文件,税率也应时应势不断调整变化。通过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边区盐税征收管理趋于正规化和科学化,盐税收入也大幅增加,为边区度过经济危机起到了重要作用。但也应看到,由于边区所处的特殊战时环境,盐税征收过程中也存在诸多不足。

国民政府主黔时期贵州盐价高的问题研究

国民政府主黔时期(1935—1949年),贵州盐政问题多多。其中一个突出问题是贵州食盐价格高且曾居高不下。这一问题不仅直接导致贵州人民遭受盐贵淡食之苦,而且还影响了贵州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其主要表现为:加重了贵州人民的经济负担,加深了贵州人民的淡食之苦,限制了部分生产部门的正常发展,导致了食盐走私严重,扰乱了经济正常运行,影响了社会稳定等等。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主要原因有:运入贵州的食盐成本增加,不法盐商为谋暴利而投机经营,贪官为谋取不法利益而营私舞弊,国民政府对盐课以重税的政策等。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分析有助于探求近现代贵州盐政的发展演变规律,有益于丰富民国贵州地方经济史、民国社会史、乃至抗日战争经济史研究,并为当前的盐业经济管理提供历史借鉴。

唐代盐业政策新论

以肃宗乾元元年第五琦推行榷盐法为界 ,唐代盐业政策可分为前期的允许公私兼营政策和后期的禁榷政策。在前期 ,唐政府对公私盐业的经营管理处在不断变革和发展之中 ,表现出经营形式灵活多样和管理力度逐步加强的特点和趋势。在后期 ,榷盐之制经历了由第五琦的亭户制盐官府统购官运官销到刘晏的亭户制盐官府统购商运商销的禁榷方式上的改革。榷盐制度突出反映了中国封建帝制时代工商业受政府操纵控制的特征 。

1920年代广东地区的私盐与缉私

1920年代广东私盐盛行。根据来源不同,私盐可分为场私、洋私和邻私三种类型。按照走私主体不同,有官私、商私和民私之别。官私是指盐务官员走私或协助走私,影响最为恶劣,其可分为护私、放私和拖私三种类型。私盐问题直接关系政府的财政收入。为减少盐税收入损失,广东政府试图建立和完善缉私制度。但受军事局势的影响,缉私制度基本处于废弛状态,从长远上制约了整个盐税的现代化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