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鹏飞的“人元”饮食养生观探析

元代儒医李鹏飞所撰《三元参赞延寿书》,是一部综合性的养生书籍。全书共五卷,其中前三卷详细阐述了天元、地元、人元的养生思想。卷三是李鹏飞饮食养生思想的主要体现,他认为“人元之寿,饮食有度者得之”,并从五味、饮食、食物、果实、米谷、菜蔬、飞禽、走兽、鱼类、虫类等诸多方面阐述如何获得“人元之寿”的养生延年之理。经过整理分析,本文将李鹏飞的饮食养生思想概括为食和五味、食宜有节、食有所忌三方面,并从这三方面深入探讨李氏的“人元”饮食养生观,希冀为大众的日常饮食养生服务。

论“三言”“二拍”中爱情信物的价值

“三言”“二拍”作为明末世情小说的重要代表,描绘了市民阶层丰富浪漫的爱情故事。爱情信物作为见证青年男女爱情关系确立与发展的重要物件,不仅种类多样,而且能够影响文本,使人物性格更加突出,形象更加丰满,情节更加曲折,主题更加明晰。“三言”“二拍”中的爱情信物也是了解社会的一个窗口,它既可以反映出宋元明时期商业经济的快速发展、商人地位的提高、男女实际地位的不平等,可以展现出长久形成的民俗文化赋予的美好寓意,还可以映射出时代对“情”的强烈需求。

“三言”“二拍”商人形象之结局研究

随着明朝商品经济的发展,在社会上出现了大量商人,这一时期的通俗文学大家冯梦龙、凌濛初便在“三言”“二拍”的诸多篇目中反映了这一社会现实,塑造了许多个性鲜明的商人形象。就这些商人的结局来看,可分为喜剧结局和悲剧结局,其中喜剧结局又有大团圆结局和其他喜剧结局,悲剧结局有死亡结局和其他悲剧结局。这些结局揭示了明代社会商人地位的变迁、人们价值取向的转变及个性解放后物欲的膨胀,并折射了冯、凌二人“导愚适俗”的创作意图,凸显出独特的文化意蕴。

空间叙事学视域下“三言”里的明代运河空间

运河空间对于冯梦龙的短篇通俗小说“三言”里明代故事的构建起着重要的作用,空间叙事学是探究明代运河空间的又一新的视角。“三言”中明代运河空间得到了多维度的建构,明代运河既是地理空间,又是文学空间与文化空间。“三言”中的明代运河空间具有多层次的隐喻作用,运河既是阻隔与离情空间,又是天灾人祸发生的空间,同样也是带来转机与团圆的空间。

《三国演义》两个英译本中回目的翻译

功能派翻译理论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的德国,其核心理论是目的论。目的论认为翻译行为所要达到的目的决定整个翻译行为过程。文章以目的论为理论视角,对《三国演义》两个英译本中回目的翻译进行对比研究,结合实例发现:由于翻译目的和翻译纲要的不同,两位译者泰勒和罗幕士对《三国演义》中回目采取了截然不同的翻译方法,呈现出两种完全不同的风格。

明清刑讯的文学想象:一个新文化史的考察

明清时期流播广泛的通俗小说,可以作为我们体察民众思想情感的有效途径。其中,具有典范意义的白话小说"三言两拍"收录了大量的司法故事,不乏有关刑讯的描写。这些故事不仅描摹和反映了司法实践,同时也传递了当时民众对于司法实践的认知、态度和情感。"三言两拍"中具有典型意义的拷讯故事反映出,尽管刑讯属于合法制度,然而是否实施刑讯,往往与司法官员的性格特征与道德信念有关,也与诉讼两造的身份和体貌特征有关。虽然拷讯可能成为导致冤狱的渊薮,但是如果没有拷讯,也会导致司法审判难以进行的困局。而传统中国社会的正义观认为,只要司法审判的结果正确,哪怕通过拷讯手段获得,也在所不惜;因而对于由此造成的冤狱,也必须被容忍。小说对于刑讯场景的刻画,特别着意于描写刑具和受刑对象的反应;所使用的词汇和修辞,细腻勾画出官员实施刑讯、嫌犯承受刑讯时的态度和情感。从微观角度来看,司法官员的信念和性格,是导致他们实施拷讯的基本原因,而审判经验之不足是他们过分依赖拷讯之法的关键原因;同时,原被两造之间的身份差异,也会影响司法官员是否实施刑讯的决策。从宏观角度来看,刑讯制度与其实践,与帝制中国专制权力的不断强化、汉代以降"儒法合流"的正统意识形态、明清时期的审判模式,破案和审案的程限要求、"报"的观念以及"棍棒"文化都有着密切的关系。

华裔汉学家王际真与“三言”的翻译

冯梦龙是中国第一位通俗文学的编辑家、研究家与理论家,其代表作"三言"不仅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重要地位,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中也有重要价值。华裔汉学家是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为中学西传作出重要贡献。通过探讨华裔汉学家王际真对"三言"的翻译所作出的贡献,揭示"三言"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独特作用。

论明清时期商贾小说中的商妇形象——以三言二拍为例

三言二拍收录的作品题材广泛,描绘了明清时期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然而它最显著的地方,是以极其真实的笔触塑造出一批个性鲜明的商人及商妇的形象。就现在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人们的关注焦点大多聚焦在商人身上,而很少对商妇形象进行分析,因此,文章便以三言二拍为例,分析明清时期商贾小说中商妇的形象及其意义。

《型世言》的女性观——与“三言”、“二拍”比较

《型世言》回避女性正常的爱情与情欲要求,宣扬残忍的节孝观,极端贬抑女性才情,走到了人性的反面。与同时期略早出现的“三言”、“二拍”相比,在中国古代小说发展史上,《型世言》呈现出倒退趋势。究其原因,这与编撰者的生活环境与境遇有密切关系。

有欲无情的爱情——“三言”爱情描写的重大缺陷

“三言”中的爱情描写与真正的爱情存在着较大的距离,它们或过度强调了外貌在爱情中的作用,或过分关注了爱情关系中的情欲行为,或在爱情中掺和了一些非爱情的杂质。产生这种现象,有历史传统的影响,也有编纂者冯梦龙及其时代的原因。

明清传教士与冯梦龙“三言”在西方的传播

冯梦龙是中国第一位通俗文学的编辑家、研究家与理论家。其代表作"三言"不仅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重要地位,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中也有重要价值。明清传教士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最重要的使者之一,在大力推动"西学东渐"的同时,也积极促进"中学西传"。本文运用传播学理论探讨明清传教士译介"三言"的背景、过程以及传播效果,揭示"三言"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独特作用。

从三言二拍看佛道对世俗社会生活的影响

从三言二拍的描述中,可看出佛教和道教对社会日常生活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这主要表现在民众的宗教信仰与日常生活紧密相连、民众与宗教人士交往密切、宗教活动场所具有世俗化的功能、岁时风俗具有宗教色彩、佛道教丰富了语言等方面。

“三言二拍”多用《西江月》词原因探析

明清话本小说继承古典小说诗文结合的创作模式,乐于采用《西江月》这一词牌。《西江月》在声情上具有较强的愉悦性,形式内容上具有俚俗性特征,在词学创作、批评上形成警世劝诫主题,以及受明代词学选本与小说的互动等因素的影响,使得它乐于为小说所模拟采用。

试论“三言”中的商贾小说

“三言”中的商贾小说比较集中地表现了具有商贾生活特色的价值观念和道德观念 ,弘扬了一种以商品经济为依托的新思想 ,同时也表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对商贾生活的渗透 。

译者翻译倾向研究——以邓罗和罗慕士英译《三国演义》为例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翻译学界开始逐渐重视邓罗与罗慕士的两个《三国演义》全英译本。然而就这两个译本的比较而言,学术界在很大程度上存在着"褒罗贬邓"的倾向,即绝大部分研究者认为罗慕士译本在传递原著内容方面更胜邓罗译本一筹。我们应当还原两个译本产生时的历史文化语境,对它们做出公允的评价。两位译者在译本中体现出的翻译倾向与历史文化语境影响下的不同翻译目的、不同出版社、译者的语言能力及工作模式密切相关。

略论“三言”“二拍”中的女性恋爱模式

明代中后期,由于商业的迅速发展和商贾势力的急剧膨胀,产生了新兴的市民阶层,促进了通俗文化传播的迅猛发展,提高了女性的经济地位,加之当时反礼教社会思潮对社会各个领域的渗透,使得女性的自我意识有了初步的觉醒,产生了追求自由、民主、平等恋爱的思想萌芽。"三言""二拍"的编纂者及时地捕捉到这一现象并及时地以小说的形式加以反映这一动态,对不同阶层女性的恋爱模式进行了描绘。总观"三言""二拍"中的婚恋作品并加以分析,其恋爱模式主要有芳心暗许型、两小无猜型、日久生情型、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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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言”在日本

"三言"是中国古代短篇白话小说中的重要作品,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影响。东传日本以后,对日本文学也产生了重要影响,特别是日本前期读本小说以改编"三言"为主,日本学术界的"三言"研究也取得了重要成果,值得借鉴。

晚明拟话本小说创作的思想文化背景考论——以《型世言》为中心

《型世言》和《三言》《二拍》之创作非如学界通常所认为的,一受程朱理学之影响,一受阳明心学之影响。程朱理学、阳明心学非对立之学说,其伦理指向是一致的。《型世言》中体现出的也不是传统的儒家道德规范,而是已经世俗、功利化了的儒家伦理道德。阳明学说兴起后儒家伦理通俗化的运动,儒家思想在由上层向下层传播时所发生的世俗化转向如蒙书、功过格等的价值取向,构成了晚明拟话本小说创作的思想文化背景。

义净诗二首探微

初唐义净在印度的第十三年创作《杂言》和《一三五七九言》诗 ,《杂言》的辞式结构和乐府、歌行形成呼应而又别具特点 ,《一三五七九言》成为“宝塔诗”之祖。

从接受美学的角度看“三言”中发迹变泰故事的创作

接受美学突出读者的作用,确立了"作家—作品—读者"三位一体的思维与文学批评模式,强调文学作品要照顾读者群体的阅读需求。中国明清话本小说"三言"中"发迹变泰"这一故事类型的创作,从接受美学的理论角度看,正是从作品形式、人物的设置等方面的通俗性、叙事模式的推陈出新、作品中蕴含的图腾崇拜以及世人渴望入世的主题倾向这四个方面,分别满足了当时读者的市民心理、娱乐心理、民族文化心理和补偿心理,发挥了接受美学"期待视野"中定向期待和求新求异的创新期待的双重作用,从而使发迹故事散发出了永恒的艺术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