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颂·閟宫》“三寿作朋”考释

《诗经·鲁颂·閟宫》篇中"三寿作朋,如岗如陵"之"三寿"历来众说不一,《毛传》解"寿"为"考",《郑笺》释"三寿"为"三卿",朱熹认为其义不详,现代仍众说纷纭。经笔者疏理与考辨,《鲁颂·閟宫》之"三寿"应与《文选》张衡《东京赋》"迎送拜乎三寿"之"三寿"同作"三老"解。"三老"起源甚早,按照行政层级的不同有"乡三老"、"县三老"、"郡三老"和"国三老"等不同的级别。但"三老"不属于封建职官体制范畴,而属于文化范畴。

汉代“乡三老”身份再探讨

围绕汉代"乡三老"是否为官的争论聚讼纷纭,主要原因是对史料的掌握与理解上存在一些歧异,其实"乡三老"的身份有个发展变化的过程,考之史籍,西汉"乡三老"是官,但未被列入吏员行列。东汉的"乡三老"既是官,可能也被纳入吏的系统。汉代县、郡国三老的职掌及作用与乡三老不同。

“三老民之师”:汉代地方治理与儒家礼制的结合

汉代的“三老”可分为地方治理体系中的三老和儒家礼制体系中的三老,两者以“三老”为名各自发展,历史地呈现出“势力上收”与“礼制下移”的双向交互式关系。地方治理层面,西汉时期地方三老的职能被虚化、分割,经历了由“率众”到儒家长者的形象变化。儒家礼制层面,贾谊、贾山、韩婴提出的“三老五更”礼制设想,经王莽初步施行、汉明帝进一步完善,在中央达成政治与教化相统一的结果;此后,养老礼逐渐由中央向地方下移,至汉末明确可以发现地方治理与儒家礼制相结合的案例。由此可见汉朝廷在国家治理中政治秩序与文化秩序的有效统合。

“非吏比者三老”句读及解释正误

“非吏比者三老、北边骑士,轺车一算;商贾人轺车二算”一句中的“非”字对“吏比者三老”、“北边骑士”构成否定关系,“非吏比者”不能合为一个词,“吏比者”专指三老。

论“三老五更”中“五更”的产生年代

根据《礼记》关于"三老五更"的记载,学界多以为"五更"与"三老"俱始于周代,然检诸文献,先秦时"五更"的相关记载却相当罕见,西汉初期的文献中也多云"养三老",不言"五更"。又据《汉书》王莽"养三老五更"的记载可知,"五更"的产生年代实应在西汉末年而非周代。今本《礼记》"五更"一词当为后人所加,周代大学"养老礼"的对象也不包括"五更"。

从三老到民望

三老曾在两汉的地方社会与国家之间,发挥重要的缓冲、沟通作用,但作为制度化的三老却及汉而终。不过在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门阀体制下的民望、乡望,以及保留了三老某些特点的耆老、社老、乡老等乡村老人层,仍在一定程度上发挥着这类作用。以邑义为代表的信仰结合,在此期地方社会生活中居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乡村老人层亦在其中发挥着作用。

两汉三老制度研究

两汉三老制度上承三代之"三老五更",三老具有官民的双重性,不仅在乡间有崇高的声望和地位,受到民众的尊重和推崇,而且在朝廷也受到特殊的礼遇,连皇帝也承认三老的特殊地方身份。三老在乡间掌教化,调解诉讼,维持治安,在朝廷,向皇帝上书言事,反映地方官员政绩。两汉三老的设计对维护乡村基层社会的稳定起着重要的作用,在国家政权和地方社会之间起着特殊的沟通作用。

汉代“五更”考析

"五更"是一位知晓五行之道且在仕的年耆德茂的长老,"五更"的身份地位是卿大夫;设置"五更"的目的是陈明悌顺之道,教化天下;"五更"与"三老"分别代表了传统的悌、孝伦理,是帝王宣教孝悌之道的行为象征,是忠事君主的伦理依据;"五更"的选拔标准与要求比较高,其社会职责是辅助"三老"教学孝悌之道,地位低于"三老";东汉后三老五更制时兴时废,"五更"的社会地位有所变化,至唐代享受的礼遇最高,此后稍降,至明清时"五更"逐渐淡出了官方视野。

帛爵赐予与汉代民间社会治理的实践——以赐“三老”帛爵为考察中心

关于汉代"三老"问题,学界已有较多研究,但在两汉"三老"社会分层、"三老五更"与"国三老"关系、县乡"三老"参与民间社会治理实践等方面论之不详。以所属行政级别论,汉代"三老"可分为"国三老"("三老五更")、"郡三老"(包括"王国三老")、"县三老"(包括"侯国三老""邑三老")、"乡三老"四个层级,其中"国三老"与"县三老"两汉常见。以身份而论,县、乡"三老"非官非吏,仅为一类拥有功名、具备做官资格的地方士大夫,在地方社会拥有极强号召力和影响力,且在参与民间社会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成为汉统治者拉拢、礼敬的重要对象。汉统治者并以帛、爵赐予手段,将游离于官制秩序外的地方"三老"纳入王朝统治秩序之中,实践对民间社会治理强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