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人文视域下《春秋》三传“礼”的量化分析

以礼解经是《春秋》三传的共同特色。数字人文作为科技与人文学科交叉的研究领域,为人文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和视角。以《左传》《公羊传》《榖梁传》为研究对象,采用跨学科研究方法,结合计算机技术对“礼”这一概念进行量化分析。通过词频统计、时序分析和LDA主题建模,研究发现《左传》更注重展示礼仪在维系社会秩序和道德规范中的作用,而《公羊传》和《榖梁传》则倾向于对礼仪理念的哲学解释;礼仪是维系社会稳定与权力结构的重要手段,在构建社会规范和文化传承中起到重要作用。未来研究中,应注重多维数据融合和动态演变分析,为理解春秋历史和文化提供新的视角。

“三礼”与中华礼乐文明

“三礼”是中华礼乐文化的经典代表著作。作为一种人文文化,“三礼”不仅是中华礼乐文化的集中体现,而且是领会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门径。从形式上来看,“三礼”作为一种礼乐文化的有机整体,关注着中国社会的世道人心,追求并向往着融洽和谐的大同之世。从内容上来看,“三礼”承载着周公之德业与孔子之显学,为中华礼乐文明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总而言之,“三礼”弘扬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孝敬仁爱”的文化精神,铺定了中华儿女优秀的生命底色,成就了一代代中华民族的格局与气象。

明代类书的礼学知识及其海外影响:以《三才图会》为中心

明代类书以图文并茂见长,多种明代类书中收录了礼仪文化相关的内容。由松江学者王圻父子编纂的大型类书《三才图会》,是明代类书的典型代表之一。该书礼文化内容的编写依托于编者王圻的礼学背景,与王氏对经学和明代学风的理解关系密切。书中旁征博引,汇集了大量宋元明时期以来的礼学及礼文化知识,囊括了相关的地理、宫室、礼器、服饰、乐舞、制度、图谱等多种内容,反映出宋明儒家的一部分礼学思想和成果。《三才图会》多样化的图文资料,使其自明代以来广受好评,并传播至海外的东亚各地。仿照《三才图会》编成的《和汉三才图会》等日本类书,从该书中借鉴和接受了中国的礼仪文化,促进中华文化与当地思想文化的交融。

弘扬荀子“礼有三本”思想,深入推进我国天主教神学思想中国化

《荀子·礼论篇》用“礼有三本”思想阐述礼制文化的根本宗旨:“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无天地,恶生?无先祖,恶出?无君师,恶治?三者偏亡,焉无安人。故礼,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

“三礼”课程:基于生态系统理论助力农村学生生命成长

在“人类发展生态学”理论指导下,学校结合办学传统和学生身心发展的阶段特点构建“三礼”(入学礼、成长礼、毕业礼)课程。划分小学三大成长时段,整合古镇各类资源,丰厚“三礼”课程载体,建立学校、家庭和社会三大环境支持,发挥教育对学生生命成长的正向能量,帮助学生建立并完善学生个体成长教育生态系统,以助力学生生命成长。

基于文化自信探索三苏文化中的崇德尚礼——以四川工商学院为例

四川工商学院作为新建地方本科高校,建在眉山这一方水土上,有责任开展对三苏文化的研究,更有义务将三苏文化进一步传承和发扬,让三苏文化滋养当代大学生,让当代大学生更加坚定文化自信。“一滴水可以见太阳,一个三苏祠可以看出我们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我们说要坚定文化自信,中国有‘三苏’,这就是一个重要例证。”而一座眉山城,更将三苏文化中的烟火气体现的淋漓尽致。所以,研究三苏不能抛开时代的政治、经济、地域背景来研究,更不能囿于三苏本身而研究,要用发展的眼光赋予三苏文化当代的价值,才能细品出三苏文化历久弥新的内涵与精髓,才能更广泛的帮助当代年轻人学习和理解三苏文化,才能把三苏的文化价值应用到生活和工作实际中来。鉴于此,本研究基于文化自信,提取三苏文化文化中的“德”和“礼”并结合当代社交礼仪演变、传承探索三苏文化中的崇德尚礼。

聂崇义《三礼图集注》指瑕四则

聂氏《三礼图集注》多引礼书、"三礼"郑注、贾疏、孔疏,结合郑图、阮图、梁图、张图等旧图撰作而成。历经数百年的礼图样式如顾颉刚先生"层累说"言,定有构造臆断之嫌。聂图的撰作旨在寻找礼图之本真,然其作虽有疑辩却缺乏与金石材料的辩证,难免有失当之处。

明代三礼学概述

明代礼类著作较易、诗、书类著作为少，其中关于《仪礼》的著作尤少。三礼之属，《四库》分周礼、仪礼、礼记、三礼总义、通礼、杂记分述，重点在前三类。本文就前三类中较为重要者概述如下。

三礼馆与清代学术转向

学术发展既随世运推移而变迁,更在变迁中为时代走向注入新的特质。作为集传统学术之大成的清代学术,即在汉唐经学、宋明理学的嬗变中,经由清初迨及乾嘉,以知识界对传统经典的回归取向为标志,实现了由理学返抵经学的学术转型,遂在反向层面上拓展了传统学术的更新进路,从而彰显出有清一代学术的鲜明个性。而在此转型过程中,乾隆初叶清廷诏开三礼馆这一政治性学术活动事件,确然担当了承前启后的关键作用。

“成礼三驱”:汉唐时期“三驱”礼衍变述论--以蒐狩礼的建设为线索

西周蒐狩礼包括"阅兵之制"、"田猎之仪",《周易》"三驱"为阅兵之制的一部分。汉唐时期,在蒐狩礼重建过程中,"三驱"随之发生变易:战国时,礼坏乐崩,蒐狩礼不为诸侯所重;两汉时,蒐狩礼分裂,田猎仅限冬季,讲武礼独立于蒐狩而为专门的练兵礼,三驱是田猎礼一部分;魏晋袭承汉制,其蒐礼多限练兵、阅兵,并断续无常,狩猎则为满足奢侈生活之需的不合礼仪之举;南北朝时期,讲武礼复兴,蒐狩礼形式上承继西周模式,但程序和某些环节有所变化;隋朝冬狩礼因仍传统,并在北齐正式移"三驱"入田狩基础上,明确载明"三驱"为三次驱禽;唐朝将蒐狩礼截分为讲武、狩田两独立礼仪,田狩多取于隋,讲武则为综合西周、北齐、隋朝礼制的结晶,"三驱"各存于讲武、田狩礼,并衍变出"田猎之仪"的"三度驱禽而射之"等多意,三驱性质也由早初的"教人战"而渐变为彰显天子"仁德"的载体。

再现三代—宋代仿古陶瓷礼器探微

宋瓷中出现了大量仿商周青铜器、玉器的礼器,这成为其文化内涵中极其重要的一环。本文以文献和考古资料为基础,分析了宋代仿古陶瓷礼器的成因和艺术风格,探讨了宋代仿古陶瓷礼器对明、清陶瓷礼器复古风格的影响。

儒家伦理规范体系建构的原则和方法——以“三礼”为中心的分析

特定社会或一定伦理学系统中的伦理规范体系之内容、形式如何,在一定意义上取决于构建伦理规范体系的原则和方法,因此一个完善的伦理规范体系首先要有一套完善的构建伦理规范的原则和方法。"三礼"(《仪礼》、《周礼》和《礼记》)是儒家规范伦理学的重要文本,其中既蕴含着伦理规范体系得以建构的、具有最大普遍性的一般原则,同时还包含着在礼仪道德生活中具有针对性的行之有效的可适用的特定方法。这些原则有四个方面,即取法天道、因循自然;比拟象征、阴阳互补;以本定末、本末一体;立中制节、因顺人性;而合于"时"、"顺"、"体"、"宜"、"称"则是其五个方面的特定方法。它们综合反映了传统社会伦理生活之客观必然性和应然性,在一定意义上具有相对的合理性和正确性,可为中国特色的伦理规范体系的建设提供有益的借鉴。

《三礼》研究文献概述

《三礼》即《周礼》、《仪礼》、《礼记》，是儒家的三部主要经书，它们对我国的政治制度、伦理观念及文化传统影响甚巨。自汉以来，研究《三礼》的文献，代而有之，至清朝达到极盛。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历代研究《三礼》

阮谌《三礼图》辑佚本考索

东汉阮谌以《三礼图》名世,是书屡为后世学者征引,史志目录多载此书,为礼图之重要著作。阮图今亡佚,世传有清人王谟、黄奭、马国翰等辑佚本,其中王本、马本错讹、相异之处较多,藉以相关文献对二本进行考略,以为王本多臆断之辞,马本阙载之处较多,二本亦可互相补苴。

郑玄三礼学体系考论

汉代古文经学研究的代表性成果应推郑玄的三礼学。但郑玄承刘歆改《周官》为《周礼》且置为三礼之首,虽使孔子以来的礼学体系在内容上有所扩充,在性质上却使之有所改变。所以,郑玄三礼学实质上只是汉代礼学的研究成果代表。至于郑玄三礼学体系是否合理,从晋唐以下尤其是宋代以来,引起学者们的质疑讨论。

聂崇义《三礼图》编撰体例考索

宋建隆三年(962),聂崇义表进《三礼图》。本文以宋淳熙二年(1175)刻本为准,借此版本探究聂书之图与文之关系。通过研究其图和相关解说,我们认为,聂书集"集注"体和"左书右图"体于一书,开创了礼图撰作的新领域,成为宋之后礼图撰作的范式。"左书右图"体的出现也成为当前出版界"形式与内容的最佳匹配""用图像讲故事"这一新闻理念之滥觞。

《三礼图》鸡彝图像考辩

鸡彝是古代祭祀用来盛酒的祭器。但学界存在两种看法:一种看法是鸡彝是在祭器表面刻画上带有鸡形的图案;另一种说法是鸡彝器型本身上就是鸡的造型。本论文赞同前一种说法,认为鸡彝是在祭器表面刻画像鸡形的图案。

“三礼”雅乐的艺术构成

雅乐是周代礼乐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礼乐制度的建设周期决定了雅乐发展的节奏,雅乐体系的成熟标志着礼乐制度的成熟。“三礼”雅乐体系所对应的是礼乐制度的成熟形态,大概范围当是西周穆王以后至春秋时期。由于礼与诗、乐特殊的渊源关系,《诗》文本的形成过程从某种意义上又和礼乐制度的建设周期同步,《诗》文本形成的历史正好与雅乐规模不断扩大的过程相一致。《诗》、“雅乐”和“礼乐制度”三者之间构成一种同源同构关系。“三礼”雅乐体系不是对雅乐发展动态过程的记录,而是对这种同源同构关系发展到稳定、成熟阶段的历史描述。

礼理一体:朱熹与《三礼》的对话(上)

南宋理学家朱熹(1130-1200,以下通称"朱子")是中国思想史上为数不多的将经学与哲学、礼学与理学融会贯通的学者,因而其礼学思想具有浓郁的义理色彩。朱子通过对传统礼学中"仪"与"义"、"知"与"行"、"本"与"文"等三对辩证关系的阐释,一方面重新审视了《三礼》(《周礼》《仪礼》《礼记》)的演绎方式,另一方面通过编纂《仪礼经传通解》与《家礼》来完成对《三礼》的重新改造。在"古礼"与"今制"、"王礼"与"家礼"的互动过程中,朱子意欲重构"程序"与"义理"相互支撑的传统礼学二元体系,同时阐释其"天理之节文,人事之仪则"的"礼理一体"思想。进而言之,朱子想要建构的是"欲治其国,先观其家"的礼学秩序,这种秩序既要回答"于国家所以崇化导民"的共时性问题,又要回答"礼从先进之意"的历时性问题;这种秩序是"礼理一体"的性理思想在家国之间的具体实施,既是朱子对《三礼》"仪义互彰"思想的另一种表达,又直接影响着他"知行合一"的礼经编纂活动。

“三老民之师”:汉代地方治理与儒家礼制的结合

汉代的“三老”可分为地方治理体系中的三老和儒家礼制体系中的三老,两者以“三老”为名各自发展,历史地呈现出“势力上收”与“礼制下移”的双向交互式关系。地方治理层面,西汉时期地方三老的职能被虚化、分割,经历了由“率众”到儒家长者的形象变化。儒家礼制层面,贾谊、贾山、韩婴提出的“三老五更”礼制设想,经王莽初步施行、汉明帝进一步完善,在中央达成政治与教化相统一的结果;此后,养老礼逐渐由中央向地方下移,至汉末明确可以发现地方治理与儒家礼制相结合的案例。由此可见汉朝廷在国家治理中政治秩序与文化秩序的有效统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