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拜占庭、萨珊波斯间关系与丝绸之路西段贸易

3世纪罗马帝国与萨珊波斯帝国交恶,导致丝绸之路西段贸易明显回落。4-5世纪,拜占庭帝国与萨珊波斯帝国出现战争转向和平的契机,并出现了“5世纪和平”的局面,使丝绸之路西段出现了长期稳定的局面。6世纪查士丁尼一世时期,一方面,拜占庭帝国的国力出现复兴,虽未能在与萨珊波斯的战争中获得优势,但通过与其订立和约、换取和平,为丝绸之路西段贸易发展提供了短暂稳定的环境。另一方面,这一时期双方的交战是主旋律,萨珊波斯阻断了丝路西段交通,迫使拜占庭帝国努力开辟草原丝路和海上丝路交通以获得中国丝绸,这客观上拓宽了丝绸之路西段贸易发生的广度和范围。总之,罗马—拜占庭帝国与萨珊波斯的战和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丝绸之路西段及贸易的通阻与兴衰。

浅析萨珊艺术影响下的狩猎纹样视觉研究

萨珊艺术东渐现象,对我国的传统纺织技术发展带来了较为明显的影响,这一艺术是狩猎纹锦流变的重要象征因素。本文阐述了萨珊艺术形成的主要文化背景及其艺术特点,分析了萨珊艺术对我国狩猎纹样艺术的主要影响,总结我国长期以来存留的各种狩猎纹锦艺术特点,分析我国狩猎纹锦的艺术流变脉络。本文主要研究了织物组织、图案的循环方向等视觉要素,分析萨珊艺术表现方式的特征与萨珊艺术影响下的狩猎纹样视觉特征,以期为相关领域的研究人员提供一定的参考。

萨珊艺术东渐下狩猎纹锦艺术流变与织造技术特征

萨珊艺术东渐对中国传统纺织技艺影响极大,狩猎纹锦的流变便是佐证之一。文章通过梳理晋代至唐代期间遗存狩猎纹锦,运用实物考证结合文献资料的研究方法,清晰呈现出狩猎纹锦的艺术流变脉络,从织物组织、图案循环方向、织造特征等方面提炼出各时期狩猎纹锦的技艺特征。研究认为:萨珊艺术东传给中国纺织品带来构图模式的革新,但由于中国工艺装饰艺术有悠久的民族性,决定了纺织纹样在与外来文化的交织中,更多是在传统的基础上吸收丰富而非代替。遗存狩猎纹锦虽在构图形式上与中亚、西亚织锦雷同,但具体纹样的技术处理则充满着浓厚的本民族传统特点。

萨珊波斯帝国在拜占廷金币传入过程中的影响

地处东西两大文明交汇点的萨珊波斯帝国,不仅本身创造出灿烂辉煌的文明,也为东西商贸文化交流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本文以中国出现之拜占廷金币及其仿制品为线索,考察萨珊波斯帝国在罗马帝国(及拜占廷帝国)与东方之间的联系作用,证明它在拜占廷金币向东传播、流向中国的过程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是古代东西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之一。

浅谈萨珊波斯王朝艺术对唐朝的影响

开放的政治环境和"丝绸之路"的畅通,造就了唐代对外交流的繁荣。在东西文化的相互碰撞中,异域文化影响并丰富了唐代本土文化的内容和样式。萨珊朝波斯王朝的艺术成为除了罗马、印度以外的具有重大影响的外来因素的艺术样式。对唐代的唐金银器和织锦艺术产生了重大影响,形成了唐代工艺美术新的装饰风格。

族属与等级:蒙古国巴彦诺尔突厥壁画墓初探

2011年，蒙古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与哈萨克斯坦欧亚大学联合考古队在布尔干省巴彦诺尔苏术东北进行考古发掘，发现了一座按唐墓规制建造的大型壁画墓，墓内共发现唐代风格的壁画40余幅、拜占庭金币及仿制品40余枚及各式金银器。发掘报告这样总结了此墓葬的重要性：根据墓葬形制、葬式及出土遗物，可以认定该墓葬为东突厥汗国时期的遗存，墓主人可能为突厥贵族人物。

丝绸之路上的乌兹别克斯坦工艺美术

乌兹别克斯坦的金属工艺是一个多彩的世界,它不仅将萨珊工艺的精华融入自己的作品中,还借鉴了中国工艺的优秀传统,从而创造性地发展了中亚金属工艺。中世纪早期绘有人形装饰的陶瓷是突厥-栗特人文化共生因素之一。撒马尔罕的施釉的陶瓷绘有典型游牧民文化特点的禽鸟、山羊、公羊和鹿的图案。乌兹别克斯坦的工艺与萨珊伊朗、唐代中国的相互交流,并未泯灭其独特的风格,反而在古代丝绸之路工艺美术中绽开出一枝绚丽的奇葩。

萨珊艺术之最新考古发现与丝路胡风

萨珊王朝艺术是波斯艺术的顶峰这一观点,为学术圈里广泛接受。萨珊王朝与中国的魏晋、隋和初唐同时代。意大利拿坡里大学考古队在2000-2006年间,不辞艰险,多次来到伊朗进行萨珊时期的艺术考古,由考古复兴而获得最新发现。从萨珊的纺织品艺术、萨珊的壁画和萨珊风格的石柱头的艺术风格入手,可以进一步深入地理解中国北朝到隋唐时期的胡风东渐。

八曲银洗——北魏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见证

丝绸之路贸易与文化的交流带来了许多舶来品,其中就有一件北魏时期大夏的多曲银杯,名为"八曲银洗"。八曲银洗是在我国早期丝绸之路的影响下多元文化交流的重要体现。八曲银洗的器型明显带有波斯萨珊风格,摩羯相搏的图案不仅具有印度佛教艺术元素,更受到来自草原文化和艺术的影响。因此,承载着不同地区文化和艺术元素的八曲银洗,成为研究我国北魏时期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证据。

二至六世纪佛教艺术中的鸟翼冠与冠带主题——以西亚、犍陀罗、西域间的交流为中心

佛教艺术中鸟翼冠与冠带头饰可以追溯到早期西亚艺术中。在萨珊波斯王朝第五代王巴赫拉姆二世（276～293年）时期，鸟翼插在了冠带上，以增加统治权力。巴赫拉姆以鹰的羽毛论证统治权力的合法性。犍陀罗的鸟翼冠略早于萨珊王朝的鸟翼冠。与丝绸之路南路相比较，北路的克孜尔石窟中金刚力士的鸟翼冠与萨珊的鸟翼冠更为相似。当然，丝绸北路的形象与犍陀罗的也不完全一样。犍陀罗的Y形分散一些，前者收缩，更加紧凑。可以说，丝绸之路南、北路的鸟翼冠来自于不同的路径，分别发展。长时间后，二者在中国混溶。两者都可以在北魏时期发现。除了鸟翼冠，与萨珊的皇冠类似的图像在克孜尔石窟中也有发现。尽管它不像在萨珊那样代表统治权，克孜尔的冠状肯定有其象征意义。当冠带广泛地用在中国西域及内地的菩萨上，鸟翼冠开始有限地使用在守卫神上。

佩斯利与忍冬纹:从东亚到西亚、欧洲的文化交流之痕

在艺术装饰中,佩斯利纹的来源一直不甚明了。其发展早期可以追溯至公元6世纪末至7世纪初的拜占庭,纹饰的植物来源、轮廓线条和细节表现均与我国东魏晚期邻和公主墓金饰具有可比性。拜占庭佩斯利纹的连珠纹轮廓线及其成对出现、在主体两侧形成护佑感的特点,借鉴了西亚的传统,特别是6世纪的波斯翼纹。早期佩斯利纹往往伴生中国忍冬纹,从其忍冬纹特质分析,可推测佩斯利纹扭转水滴形的动感可能受到了中国南北朝造型的影响。

中国境内所发现的祆教圣火坛

祆教是世界最古老的宗教之一,因为圣火是祆教传播的象征,所以圣火坛是其最著名的文化标志。本文对中国境内考古出土、海外回归及流散的祆教圣火坛进行了图像整理与分析,指出在中国境内屡屡出现祆教元素的北朝隋代墓葬石葬具,填补了史书的阙失,证明祆教不仅流及波斯及周边的亚洲国家,而且曾经在其他一些亚洲地区盛行一时,从这些圣火坛可以窥见波斯族群和粟特人迁徙、演变、融合的壮阔史诗,还原中国与波斯文化早期交往交流的史实。

王朝观念、家族血脉与历史书写——萨珊帝国的起源背景与王朝合法性构建

萨珊帝国的王朝合法性渊源与其开国史背后的家族传承密切相关。从身世背景来看,阿达希尔一世具有波斯和帕提亚贵族世家的双重背景。阿达希尔一世的崛起并非单纯的波斯人推翻帕提亚人统治的王朝更替,萨珊王朝迅速建立的背后是帕提亚和波斯两大贵族集团就在新王朝内部迅速达成权力分享共识的结果。而帕提亚贵族政治传统和凯扬王朝的合法性观念均深刻规定并影响着萨珊王朝对自身统治及起源的法统建构与追溯。从阿达希尔一世的神秘身世背后可以发现古代波斯王朝权力迭代过程的妥协性和由贵族养子的血缘过继来维持的王朝法统延续性。可以说,对帕提亚王朝遗产的显性否定和隐性传承共同构成萨珊帝国四百余年法统建构与迁移进程中看似矛盾却浑然一体的政治逻辑。而阿达希尔一世本人便是帕提亚—萨珊贵族血缘联盟的产物,由此可以窥见前伊斯兰时期伊朗贵族社会价值观念对萨珊王朝法统构建与延续的重要意义。

公元6~7世纪西突厥与拜占庭帝国交往中的地缘政治

公元6世纪中后期,西突厥成为丝绸之路中段拥有政治和军事影响力的重要族群,在其西进过程中,与丝绸之路中西段最重要的帝国——萨珊波斯、拜占庭发生密切联系。由于威胁到萨珊波斯对丝路的控制,双方关系交恶。在粟特人的斡旋下,西突厥转而与拜占庭通过互派使节、建立军事联盟、关注商贸往来的方式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在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合作过程中,西突厥—拜占庭联盟关系并不稳定。综合拜占庭时期诸文献对西突厥与拜占庭交往史实的记载可发现,西突厥与拜占庭的密切关系反映了6~7世纪丝绸之路中西段地缘政治的复杂性,同时也揭示出丝路上大国博弈中居间族群的重要角色,以及该博弈对居间族群的影响。

波斯萨珊式鸟雀图像在丝路沿线的传播与发展

波斯萨珊式鸟雀图像,即圈带内立鸟(大多口衔、颈系飘带或珠串等)造型,为萨珊王朝代表性文化因素。中古时期,这种鸟雀图像沿着丝绸之路向东传播过程中,其图像的载体、构图、动态乃至文化内涵,在各个地域均发生了相应变化。在中亚与西域主要表现为联珠圈带内鸟雀口衔系带式珠串,青海吐谷浑墓地出土织锦主要表现为花瓣团窠内鸟雀口衔珠串并颈系飘带,在河西走廊与中原北方,一种表现为独立构图的圈带内立鸟,另一种为融在周围环境中的无圈带鸟雀。本文尽可能地在全面收集资料的前提下,采用考古类型学与美术史图像学方法梳理、分析,以期厘清萨珊式鸟雀图像的完整发展脉络。

波斯萨珊皇家狩猎纹石盘

狩猎纹石盘,材质属于滑石,石色发灰,有暗绿色石纹,间有晶体状黑点斑,斑点迎光透明,质软。东魏天平四年(537)元祜墓及唐墓、唐代遗址等皆发掘出土有此类材质制品(图1)1,坊间称其为孔雀石、豹斑玉、花斑石等,属于叶绿泥石,摩氏硬度为2—2.5左右,易产生划痕,古时可以入药。据传早年流散出于安阳北部地区(旧为邺城范围),具体其他信息不详。现收藏于深圳望野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