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田涉改译本《故乡》考释——兼论鲁迅对井上红梅译《鲁迅全集》之批判

增田涉改译本《故乡》是在《大调和》译本、佐藤译本、井上译本的基础之上改译而成,译文质量很高,对《故乡》在日本的经典化产生了很大影响。井上红梅译本《故乡》参照了佐藤译本及《大调和》译本,有许多值得借鉴的译法,并非鲁迅所说的未参照佐藤译文。增田改译本在对《大调和》译本、井上译本的参照过程中尽量参照《大调和》译本的译法,甚至直接照搬,参照井上译本虽然尽量有所改动,但还是能看到有些语句是从井上译本改动而来,可见增田涉对井上译本的认可以及在改译过程中碍于鲁迅对井上红梅的评价而避免直接采用井上译法的复杂心态。

论《阿娟兄妹》中的“颓废言说”

佐藤春夫的早期作品《阿娟兄妹》是一部描述日本农村底层妇女凄苦身世的写实小说。该小说的写作风格与其同期作品如《田园的忧郁》、《西班牙犬之家》等均大相径庭,因此被很多人视为佐藤春夫对多种文学体裁的又一次探索。然而,一旦从深层次对其内质进行探寻则会发现,《阿娟兄妹》的字里行间依然秉承着他所特有的"颓废"文学审美意蕴,保持着其一贯的文学主题——一曲为人类无常命运而哀叹的"病蔷薇"之歌。

1921年的郁达夫与佐藤春夫--中日文学史上的一个生动而真实的断片

1921年是郁达夫与佐藤春夫相识的前一年,是已经成名的佐藤春夫的休整期,却是郁达夫从一名学生到作家的重要转型期,也是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位置的文学社团——创造社成立的时期。两人在这一年的文学活动和生活状态,展示了日本文化对创造社的影响,更折射出20世纪20年代中日文学界的种种状况。

佐藤春夫旅台文学作品叙事视角研究——以《雾社》《旅人》《女诫扇绮谭》为例

日本著名作家佐藤春夫旅台返日后创作的《旅人》《雾社》及《女诫扇绮谭》等作品,以多重叙事视角,深刻地描述了殖民地台湾的多元面貌,展现了佐藤春夫在政治、文化影响下摇摆不定、矛盾重重的文学创作观。

郁达夫的小说创作与佐藤春夫的影响

在郁达夫的小说创作中,外来文学的养分是多元的,其中就包括日本文学的影响。在日本作家中,影响痕迹最为深刻的就是佐藤春夫。在将近20年的岁月中,他们有过一段十分密切的交往。虽然抗日战争爆发后,因佐藤春夫暴露反华面目,郁达夫与之反目为仇,表现出一位进步作家毫不妥协的民族气节,但郁达夫的小说创作与这位日本作家已经形成了无法割断的渊源。

郁达夫与佐藤春夫交往转向原因之考析

在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上,出现过诸多相互赏识、互帮互助的国际朋友,郁达夫与佐藤春夫就是其中的一对。然而,二者的交往传奇不在于友情多深厚,而是后来的分道扬镳甚至是发文声讨。梳理这一时期的相关材料,考察决裂原因,影响其友谊发生转向的原因有三种:间接原因是大时代背景的变化;根本原因是政治倾向相左;直接原因——小说《亚细亚之子》的发表。

对都市的乡愁——比较郁达夫的《沉沦》和佐藤春夫的《田园的忧郁》

本文以《沉沦》与《田园的忧郁》为研究中心，以在两篇文章中多次出现的“乡愁”（Nostalgia）一词为研究对象，利用文本分析、文献研究等比较研究方法，通过分析郁达夫和佐藤春夫的“对都市的乡愁”心理，从而印证了中日私小说的不同特征，即中国私小说亲社会，日本私小说疏社会。

从《沉沦》与《田园的忧郁》看郁达夫与佐藤春夫

郁达夫曾被人称为"中国的佐滕春夫"。郁达夫最崇拜的日本作家佐滕春夫在创作上对郁达夫产生了深刻影响,特别是他的"私小说"《田园的忧郁》,然而由于生活环境等的不同,郁达夫的作品与佐藤春夫的作品有本质的区别,透过一样的自我暴露和抒情式的表现手法表面,我们看到的是郁达夫作品中严峻的现实感和深刻的社会内涵。

《南方纪行》:佐藤春夫的厦门印象与身份认同

佐藤春夫基于1920年游历厦门的体验而创作了《南方纪行》(1921年出版)。该书收录的《厦门印象》一文描述的厦门的城市布局,尤其是租界和老城区的“分界线”,象征着列强与中国、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或者说侵略与抵抗两股力量相抗衡的界线。作为视点人物的“我”由于语言不通导致信息受到限制,而后在无意识的状态下犹如拼图一样地一片片拼凑起厦门独有的图式。不仅如此,“我”也针对厦门的“排日”现象经历了一个自无意识到有意识的心理转变,从而在无法融入到同行者、融入到厦门本土社会的境遇下,以一种极为焦虑、极为消极的方式而获得自身作为“日本人”的民族身份认同。这一苦恼成为了佐藤春夫的海外游记的鲜明主题。

郁达夫与佐藤春夫艺术个性之比较

从民族文化背景的差异,分析郁达夫与佐藤春夫艺术个性的异同。

鲁迅与日本大正文坛--以佐藤春夫为线索

与周作人在《关于鲁迅之二》中所说的“(豫才)对于日本文学当时殊不注意”相反,近年来的鲁迅研究逐渐证实了鲁迅与日本现代文学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佐藤春夫与郭沫若、郁达夫、田汉等诸多留日中国文人关系密切,与鲁迅的交集则始于1932年1月1日《中央公论》刊载了由佐藤翻译的鲁迅小说《故乡》。1935年佐藤、增田涉合译的《鲁迅选集》由岩波文库出版,“鲁迅”这个名字开始在日本流传。以历来鲁迅研究中未曾关注过的《中央文学》《文章俱乐部》等日本杂志为线索,以佐藤春夫与鲁迅的影响关联为核心,重新审视鲁迅与日本大正文坛的关系,为鲁迅研究提供一些有价值的新史料和新思路。

论佐藤春夫《女诫扇绮谭》中的女性观

在佐藤春夫的小说《女诫扇绮谭》中,苦等未婚夫至死的“沈小姐”和为恋人殉情的黄家“女佣”通过同一把代表儒家女德思想的“女诫扇”实现了跨越时代的连结。这两个女性形象的成立背后是佐藤春夫对于“令人怜爱之美”的推崇和对于中国古典诗文中的“痴情女子”与“烈女”形象的偏爱与“崇高化”。这一点也导致了佐藤春夫在小说中缺乏对女性悲剧根源的反思,暴露出作家作为男性殖民统治者的思想局限性。

1927年田汉与佐藤春夫的“人间事”考

1927年6月至8月,田汉和佐藤春夫分别从南京到东京,从东京到南京,旅行拉近了空间的距离,却是彼此关系渐行渐远的开始。当年10月佐藤春夫在小说《人间事》中对田汉有颇多讥讽和怨怼,曾引起田汉的强烈不满与抗议。1937年他应媒体之邀补写了十年前的南京游记,依然对田汉有诸多抱怨和讽刺,与田汉美好的回忆形成了鲜明对比。从1927年田汉与佐藤春夫两人之间铺展的“人间事”中,可一瞥中日知识分子面对近代中国社会现实时存在的巨大的精神鸿沟。

身份认同与战时文化、政情隐喻——佐藤春夫“时局小说”《北京》论

佐藤春夫的中篇小说《北京》是典型的国策文学。主人公、留日医学士蒲氏因中日两国间"力的冲突"而废除了与日本女性的婚约,但回到北京后却与此女隐秘交往,这一设定暗示了战争无法阻断的、"亚细亚之子"宿命式的命运交汇。战争中,因在爱中国与爱日本之间左右两难,蒲氏拒绝效力伪政权,而选择以政治上的"去身份化"、中立无为和行动上的"无害化"、有所作为来报效两国,这实则是佐藤为沦陷区中国知识分子提供的周作人式的"爱国选项"。战时语境下,蒲氏家族结构的国际色彩及其内部各种政治、文化力量的杂糅、互动,一方面隐喻了中国的过去、当下与未来;另一方面,通过在文化对比中将日本人、日本文化置于崇高地位,为日本侵华制造合理性、美化日本侵华罪恶的同时,又以对欧洲列强火烧圆明园的批判等,为"大东亚共荣"话语提供了逻辑支撑。

晚宴的政治与“大东亚的黎明”——1938年佐藤春夫的北京之行

1938年,佐藤春夫作为《文艺春秋》特派员的北京之行具有政治意味。佐藤一行与周作人、钱稻孙等留京知识分子的晚宴意在"催化"已有些微事伪倾向的"亲日派",却因周、钱等的"政治沉默"而感到"惨不尽欢";然而三四年后,佐藤与保田与重郎对北京的晚宴反复忆及,乃是投机时局、相机而变的"意义追加"。佐藤到卢沟桥踏访战迹,在桥畔所作的诗歌中,他将战争责任推向中国方面,并认为日本代表了东方未来的希望,"大东亚"前景壮丽。关于在北京见到的中国女性,佐藤或对留日新女性以"流氓腔"做低俗猥谈,或对幼娼流露出居高临下的"伪善",在战争语境下丧失了知识分子的操守与良知。关于侵华时期日本作家的在华活动、中国题材创作乃至其战争责任,中国学者应"拒绝遗忘",且有必要做更为深入、扎实的考证与研究,而不应取张承志式的为加害国之尊者讳的学术立场。

论佐藤春夫编译《车尘集》的文化意识和审美倾向

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使译者中心论得到确认。实践证明,译者的文化意识、审美倾向在翻译过程中往往成为译者、原作者、原语篇、译语篇、读者之间发生交际和共鸣的"文化场"。这就使关注译者的文化意识、审美倾向成为解析原语和译入语如何互文沟通的关键。佐藤春夫以中国古代女性所作诗歌为原语文本编译的《车尘集》集中体现了他在多元化文化意识下建构审美倾向的过程以及中日两国之于古典文化的互文顺应关系。

佐藤春夫与中国古典闺秀诗--以《车尘集》的编选为视点

《车尘集》是日本近代以来第一部中国古典诗歌编译集。佐藤春夫的编选意图是祭奠青春、悼亡时代、追怀传统,为此确立了追求诗情的共鸣和语言的韵律两条编选标准。本文从结构编排、作品选择和副文本手段三方面分析了编选特征,在结构编排上以悼亡诗作序跋、以四季流转规律编排作品顺序;在作品选择上,呈现出入选篇目非经典化倾向、诗歌体裁歌谣化倾向;运用副文本手段建构出多情多恨的宿命女子形象。由此可见,佐藤春夫分别在无常美感、文化悼亡、民族语言特质三方面表现出对中国古代闺秀诗的接受和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