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宋代的妒妇

宋人对妒妇现象特别重视,相关记载不绝于书。按照发泄嫉妒情感的方式的不同,宋代妒妇可分为悍妒型、狡妒型、自虐型三种类型。从情感、家庭和社会稳定的角度,宋人对妒妇现象多持批评态度。宋代妒妇产生的原因众多,礼制和法律对妻、妾、婢判然有别的地位规定,宋代社会对“齐家”的重视,婚姻不尚阀阅、以财产论婚姻以及士大夫以离婚为耻,都助长了妇妒之风。宋代妒妇现象的出现,既是不平等婚姻制度的产物,也是女性主体意识畸形觉醒的体现。宋人止妒的失败证明了不推翻旧有的婚姻制度,任何措施都不能解决妒妇问题。

宋代士大夫礼法观的演进及其影响——以肉刑论争为视角

两宋时期,随着社会矛盾的激化和阶级斗争的尖锐,肉刑作为一种常见刑罚被广泛运用于司法实践中。与此同时,宋代士大夫围绕肉刑的存废、价值、功能等问题,对建立在“德主刑辅”基础上的礼法关系进行了深入探讨。通过论争,使“明刑弼教”的观念更加深入人心,法律在儒家传统礼法关系中的地位得到提升,刑罚手段及重刑主义在国家治理中获得更大的正义性和合法性。

《诗经·小雅·鸿雁》主旨辨析

《小雅·鸿雁》的主旨迄今为止主要有多种观点,以《毛诗序》、朱熹《诗集传》和欧阳修《诗本义》之说影响最大。这些分歧主要缘于历代学者对诗中“之子”“我”的称谓身份解读和“鸿雁”意象解读的差异。综合考察此诗的整体含义和内在逻辑,可知“之子”和“鸿雁”是流民的身份和象征,诗歌前两章客观表现了流民在野外劳作的场景,末章为使臣自述,记叙了流民对这场劳作做出不同评价。诗中“我”就是士大夫,即诗歌作者。因诗歌末章集中表达了诗人的情感,故主旨为美士大夫。

宋仁宗“仁孝宽裕”的特点及其对朝政等方面的影响

宋仁宗是宋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之一,前后居庙堂四十二年,以恪守成宪而著称。宋仁宗在亲政前,因深受传统教育与母后管教的影响,形成温顺的性情。这一成长经历促成了宋仁宗“仁孝宽裕”的特点,并将其渗透到朝政以及个人生活之中。他依赖文官士大夫处理政务,以包容的方式运用皇权,这不仅使得朝堂颇具宽松的氛围,也进一步促进了文官政治的发展。在此阶段,统治集团因循守成,缺乏变革的动力和魄力,从而面临愈益严重的内外挑战。故当时虽称承平,宋廷域内统治稳固,特别是在崇文抑武路线引导下,文教建设蒸蒸日上,由此颇得后世宋人的赞誉。但与此同时,边患未绝,甚至几度出现了边防危机;政治上则日趋保守,致使朝政积弊随之加深。宋仁宗时代的统治,就此呈现出明显的内忧外患之势。

释“为与士大夫治天下”

北宋神宗时文彦博所云“为与士大夫治天下”,今学界一般认为其指天子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但也有认为此语当解释作“(天子)是替士大夫治理天下”者。通过详细引证比勘诸史料,可知文彦博语远绍孟子“巨室之所慕,一国慕之”语,而自汉宣帝言“与我共此(治天下)者,其惟二千石乎”以来,“共治天下”说为包括宋朝的历代君臣所普遍接受,只是文彦博代之以“士大夫”而已。故文彦博所说之“治天下”及其他宋人所云之“共天下”“同治天下”,大抵皆为“共治天下”之意。

为何西方城市设计无法完整展示中国城市美学——山水诗画视角下的三个问题分析

从规划设计实践经验来看,发端于欧美的西方城市设计方法在我国城市规划设计实践中得以传承和发展,但在塑造城市风貌特色的过程中,却无法完整地展示中国城市美学的特征。在中国城市营造的传统方法中,士人的山水诗画文化和审美传统对中国城市美学的塑造意义重大,而以视觉感知为主要手段的西方城市设计方法缺少对中国城市美学复杂维度需求的回应,具体包括难以对诗画意境的风貌特色、心游写意的总体结构和五感复合的空间景观3个方面进行表达。通过比较,总结西方城市设计无法完整展示中国城市美学的症结,最后提出对中国式城市设计路径探索的展望。

“制度与文学”视阈中的唐代休假诗——以旬假、节假等常规假为中心的考察

唐代官吏休假制度及相关待遇使得仕宦文人拥有较为充裕的文学创作时间,为休假诗的生成与发展提供了时空条件与创作契机。在周期性的休假生活中,仕宦文人通过各种方式观察并体验生活,获得了独特的生命体验与审美体验,形成了“休假依赖性心理”。休假制度使得仕宦文人的公共身份与个体身份有节奏地切换,也为其实现“亦官亦隐”的理想生活方式提供了可能,并使其在实现社会价值的同时,也具备实现个人价值的时间与空间。休假诗是唐代仕宦文人以独立个体的心境,在脱离其社会身份之后所创作的一种无功利的“自由的艺术”。

“非制”的王言:明代中旨的政治文化考察

明代的“中旨”由于从未形成确切的制度规定,因而更多体现为一种基于明人政治观念与现实诉求而变化的可塑性认识而非固定的文书形式。在明代政治情境下,“中旨”具有内外两层政治意涵:一是作为王言象征的权威性与纯粹性,经由明代君主专制体制而得以确认;二是其名称中隐含与外廷相对的“非制”性,与阁票形成一种自明的对举关系。明代的中枢体制以皇帝为中心,由宦官、内阁、六科、部院构成一个亲疏降杀的层级体系,内廷与外廷的观念易受内阁倾向扰动,由此造成明人对中旨与票拟的矛盾态度,有异于学界的一般认识。中旨具有祖制合法性,在明代政治实践中多被作为一种政治话语为各种政治群体所利用。自晚明内外日益暌隔,内阁的内转趋势加强,中旨几成内外沟通的唯一手段,其在士大夫追美明初面议的前提下也被赋予王言的意义,在门户之争中发挥作用。联系明前期的面议君裁体制的崩解与随之而来的中枢权威的失落,晚明士人对中旨体制的体认,或可视为儒家理想诉诸祖制的一种方式。

士大夫身份意识与汪琬墓志铭的书写策略

清前期著名古文家汪琬继承唐宋以降的文化传统,着力讲求墓志铭的书写策略,借以鲜明地表达他所理解的士大夫群体的观念、情感、理想和趣味。汪琬的墓志铭书写特意强调撰写者“文学蔚蔚”的文化身份,强烈表达撰写者“以其风声说人”的情感旨趣,自觉行使撰写者“自重特立”的话语权力,力图塑造一种独具风貌的“在野”士大夫形象。这一书写策略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表达方式,既受制于、也强化着汪琬的士大夫身份意识,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

“当时大本从忠谏”——以王安石与赵抃切入的宋代士大夫政治关系考察

透过熙丰变法前后王安石与赵抃的交集,可以窥见的是,宋代士大夫之间的政治关系,并非人们想象的那样冰炭不投。在士大夫政治的背景之下,儒学的教养和政治主宰的使命感,让多数士大夫拥有治国平天下的共同理念。在士大夫之间,尽管因具体施策的主张出现分歧,但多是止于公事层面的争执,较少夹杂个人恩怨。这是政治生态在激烈的党争时期以外的正常状态。

论孔尚任士大夫精神的文化传承

因其所处的复杂时代环境,以及特殊身份,孔尚任的思想精神似乎有所矛盾。然而究其内核,他面对文化传承、历史保留时,所秉持的士大夫精神却是一以贯之的。此种精神不仅适用于古代社会,更能够给予当今青年人的思想教育以深刻的启示。

“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试析——北宋政治架构探微

宋代政治架构 ,一言蔽之 ,即“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 ,这是理解与认识宋代官僚政治体系的关键。皇权、相权、台谏之权 ,构成宋代中央政府中的三角 ,三者互相限制 ,又互相倚恃 ,形成“共治”架构。宋初完善法制 ,提倡依法办事 ,奠定了“共治”架构的稳定基础。而中唐以来社会思想的发展 ,为“共治”局面的出现创造了条件。有宋一代 ,最能体现“共治”架构的 ,是宋仁宗朝 ,故有“庆历之治”的美誉。剖析宋仁朝政治 ,有助于进一步认识“共治”架构。

论宋代士大夫贞淫观对妇女改嫁的影响及原因

宋代人的贞淫观较为宽泛,宋代士大夫身体力行反对妇女空守节义,宋代妇女改嫁极其普遍,涉及妇女各个阶层,宋代法律也允许妇女改嫁。另一方面理学家和统治者又极力想把封建枷锁套在妇女身上,反对妇女再嫁,但在当时实际上影响并不大。南宋以后直至元代,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贞节观的进一步提倡,妇女再嫁才成为可耻的事。

汉代“以孝治天下”与士人的政治人格

汉代实行"以孝治天下",由此形成了"三纲六纪"的人际关系。这种人际关系的形成对士人的政治人格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它使士人束缚在人际关系的网络中,奴性进一步增强;但是另一方面,士人从自己的人际关系网络中获得了物质和精神的支持,从而在"道"与"势"的对抗中保留了部分人格的独立性。

论北宋“不杀士大夫”

学界普遍认为宋代存在或事实上存在着一个不杀士大夫或不轻杀士大夫的祖宗家法。事实上,不杀或不轻杀士大夫事实的出现,并不是皇帝主动给予士大夫优待的结果,而是士大夫阶层通过与皇权不断斗争,从而最终为自己争得的一项利益,因此它是一条伪家法。从它对宋代的影响看,它无助于维护封建统治,适足以败坏宋代的政风。

宋代文人画作中的家具形态

如今鼎盛时期的明清家具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广泛重视,但在中国古家具发展阶段中,宋代则是一个承前启后的重要转型时期。特别是处于士大夫阶层的文人更是对宋代家具有着重要的影响。对宋代家具形态的研究能帮助我们了解整个高坐时期的家具特点,更能够深刻领悟我国传统家具的文化。然而宋代流传下来的实物家具甚少,因此本文试从宋代文人绘画为切入点考究当时的家具形态,以一个独特的视角和思路来阐释我国宋代家具。

明代的遗诏

遗诏是帝制时代以大行皇帝名义向天下臣民发布的政治遗嘱,于随后国家政治及公共生活关系重大。明代遗诏为皇位交替之际最重要的正式文献,即使在已经立有储君的情况下,仍然是嗣君即位合法性的必要基础;由于遗诏由文臣起草,士大夫有可能借草拟遗诏之机,渗透自己政策更革主张,故遗诏颁行,通常带来一定政策调整,这反映出遗诏作为士大夫群体纠正皇帝弊政的潜在途径的意义;官私史书中常混淆遗言与遗诏,论者当加辨析;明代太后所发遗诏中,仅仁宗皇后张氏遗诏具有国政安排涵义,可资查见明代后妃预政现象之变迁;明代矫拟遗诏的说法甚多,然大致都难视为确然事实;明成祖遗诏仅传两句之事,可能掩盖重要史事。

两宋士风述论

中国历史在宋代发生了重大变化,其社会的经济、政治、思想文化诸形态呈现出与前代社会不同的世相,引起了巨大的士风与世风的扭转,表现出一种崭新的精神面貌。宋代文人士大夫由盛唐时对功名的追求转向对道德精神的弘扬,为国家效力的自觉性和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空前强烈;他们重义轻利,隐逸独善;同时,士大夫阶层的思想也发生了转变,开始肯定工商业的社会价值,工商皆本的功利主义风习盛行,并对当时学术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此外,在两宋之际与宋元之际这样特定的历史时期,士林风习也有奔竞、华靡和苟且的突出表现。

黄道婆问题再研究

宋元之际,黄道婆通过海洋平安地来往于海南与江南间,对这一现象的较合理的解释是人口买卖的结果。明代以来,她被官民推上庙宇祭祀的神坛,完全是江南籍士大夫因应当地商品经济发展及维护"女织"形象而刻意制造的结果,并由此强化了黄道婆是上海人的历史形象。其实,黄道婆的籍贯也不排除是海南人的可能。

论中国古代士大夫及士风和名节——以宋朝士大夫为中心

本文针对在中华古史研究中盛行一种以士大夫为中心的史观提出不同见解,认为历史演进是人类社会经济、政治、教科文、军事等多方面的综合演进,而被剥削、受压迫的广大劳动大众是历史演进的主干和主角。古代的士大夫与近代的知识分子一词有相近之处,其中的大多数只是卑鄙龌龊之徒,更有巨恶大憝之辈,不应将所谓士大夫的群体视为社会精英,但士大夫中也确有个别的真正精英人物。本文强调了在当代提倡名节或气节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