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大夫之学”视野下的曾国藩“奇偶互用”说

曾国藩在奠定“士大夫之学”学术规模的过程中,根植《易传·系辞》的宇宙观和张载的辩证观,依据韩愈“孔墨相用”说而提出“奇偶互用”说。相较清中叶以来“奇偶相生”“奇偶相杂迭用”“骈散相成”“奇偶相间”“奇偶相参错综”等说,“奇偶互用”说确立“奇”为本位、以“奇”兼“偶”的体用关系,主要从行气运辞、天授人事的角度记述奇偶,重塑韩愈古文在学术分途中的连接作用与在文体演变中的典范价值。该说完善并发展了姚鼐“文分阴阳”说,试图纠正桐城理论阴阳分判、偏于阳刚,而创作失之阴柔的流弊。曾国藩大胆接受富有争议的“孔墨相用”说,体现了其在晚清大变局中,借助韩愈归本经子、博学于文的“大贤君子之道”,复兴修己治人、经世致用的大人之学的淑世情怀。

汉代“大一统”国家的文人精神与文学气象

汉代“大一统”国家体制以及思想建构离不开汉代儒生博士实现儒家政治理想的努力,这是一种依存度非常高的双向建构。儒家士人对于汉代政治的参与,以浸润的方式在西汉宣、元帝时期达到了高峰,在东汉明、章帝时期趋于鼎盛。为实现儒家政治理想以辞章自鸣依经取义而又斟酌其辞的儒家士人焕发出了极大的政治热情,形成了“大一统”国家的政治、文人乃至于文学的新气象。无论是从藩国文学到宫廷文学,还是从铺张扬厉的汉代大赋到发凡起例的史家著作,都精心营构着汉代文章学的范式,秉承着国家文学“美政”“讽谏”“须颂”的使命。东汉党锢之祸后,凝聚涵养了四百年的文人精神趋于涣散并不断改辙易途,士人的家国情怀以及“大一统”文学精神走向了末路并消解,魏晋时代迎来了哲学与文学的狂欢。

“家无余赀”——略论宋代官员的轻财士风

在宋代官员的传记中,“既没,家无余赀”的人生结局频频出现,这类官员人数不少,很多甚至因近乎赤贫以致无法殓葬。关于宋代官员俸禄的探讨很多,也出现了宋代官员实际俸禄并不高的论点,但俸禄再低也不至于使这些官员面临“既没,家无余赀”的境地,其中定然还有其它原因。历史文献表明,这类官员有着相近的士人之风,清廉自持、任侠好施、不吝钱财,展现了宋代官员的时代风貌,这也是其“既没,家无余赀”的主要原因。

从明代前后期云南进士地域分布变化看汉文化在云南的兴起

明代云南科举初兴,共有进士256人,分为前后两个时期来看,明后期云南进士人数和地域分布范围较前期都有明显增加和扩大,在下设府内部各州县情况也类似。明前期云南进士仅有60余人,集中于滇中的云南、大理、临安等府的部分州县、卫所。明后期进士分布范围由中心向边远地区扩散,但滇南、滇西、滇北的广大地区仍无进士分布。明代云南进士的地域分布在前后期呈现出的这种变化与该地区民族情况、学校及汉族移民等因素密切相关。通过对云南各府州县在明前后期进士人数的统计,可以清晰地反映出明代云南进士地域分布的变化,展现出明代云南汉文化逐步兴起的图景。

汉代漆器包装与化妆品“后”包装设计的审美分析

目的研究传统漆器包装与现代化妆品包装在精神和审美方面的联系与传承。方法分析传统漆器和现代化妆品"后"包装设计在精神与审美等多层面之间的联系。结果传统漆器包装与现代化妆品包装有着诸多的审美趋同性,可以为现代化妆品包装设计提供借鉴。结论从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针对特定品牌与目标人群展开设计,是提升现代化妆品包装水平的关键。

古籍中人物史料的关联组织研究--以《汉书·艺文志》中西汉经学家群体为例

历史人物作为中华文明千年历史的承载者,其有关记载呈分散化、泛文学化态势,多散布于叙述、逸闻或人物志等古籍中,缺乏系统化的知识组织。为提高古籍知识资源的利用效率,文章以人物知识为数据主题,引入关联数据来重构历史文化知识资源组织体系,以便深度利用。文章以《汉书·艺文志》中西汉经学家群体为研究对象,首先进行相关研究阐述;其次完成数据资源的数据分类、实体属性阐释、词表构建以及本体模型的确定;然后搭建相关知识关联的组织框架,并对知识组织框架中的源数据层、数据转换层、数据关联层、知识应用层进行阐释;最后提出该知识关联的实践价值。本研究可以重现史料中西汉经学家们的学术源流,促进西汉经学家知识资源的有效利用,并为其他古籍中人物史料的语义化组织提供可参考的研究渠道。

两宋士人的书卷精神与山水画的审美取向

两宋时期实行的右文政策和科举制度的完善、书院教育的兴盛、士人关注内心生活的价值取向等,为士人们书卷精神的形成提供了强大的时代背景。书卷精神典雅脱俗的审美品质渗透进士大夫们的生活,作用于他们的文化素养,成为他们审美活动的总体氛围,进而影响到他们对美的创造与欣赏。而作为时代审美主体的士大夫的艺术创造与欣赏的倾向,自会影响时代的审美思潮。于是,在士大夫书卷精神的影响下,宋代山水画呈现出诗化的倾向,在意境层面实现了与诗歌的相通。

元代汉儒民族思想的发展进步

元朝的统一为多民族经济文化的交流、民族思想的发展提供了条件。在理学、史学、政治等领域,元代汉儒的民族思想从故国思绪和"夷夏之辨",逐步转向以务实态度承认元朝统治、认识多民族统一的历史意义、平等看待各民族的历史地位和关系。元代进步的民族思想在总结多民族历史、促进民族融合和国家进步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正变系乎时”——论叶燮对汉儒“风雅正变”的原创性阐释

汉儒提出的"风雅正变"是正变思想诗学转向的关键点,也是诗学中正变观念的源头。历代诗论家们以不同的方式延续着这一源头,但是,清初诗论家叶燮超越了这种延续。他不拘泥于传统,回到原典,重新审视汉儒学说,无论在思考范围,还是在思考方式上都突破了前人的桎梏,对"风雅正变"作出了原创性的阐释。文章在梳理历代诗论家对汉儒学说不同阐释的基础上,分析叶燮如何创造性地阐释汉儒思想,并进一步探究他的诗学立场以及对清初时政的态度。

汉儒《诗》说之演变——从《孔子诗论》《周南·汉广》篇的本义说起

据竹简《孔子诗论》对《汉广》篇的论述 ,《周南·汉广》并不是什么爱情诗 ,而是一首告诫周家子弟不要追求江汉游女的篇章 ,由此推测 ,诗篇应作于西周中晚期。以《孔子诗论》对《汉广》的论述为基准 ,进而检讨两汉今古《诗》说 ,认为《毛诗序》应为东汉学者在名教要求下杂抄、改造今文家言的产物 ,前人卫宏作《毛诗序》的说法是应予重视的。

汉末政治风暴与“处士”的文化表现

汉末社会的激烈动荡中,处士作为"党人"的对照,在历史记忆中保留了鲜明的文化形象。这一情形,可以看作儒学群体分流的迹象之一。与激进的"党人"不同,"处士"对政治取全面回避的态度,坚守平民立场,以纯正的在野方式始终保持和执政者的距离,始终不与当权者合作,不为最高执政集团服务,表现出"崛然独立"的风格。历史文献称他们彻底的"独立"意识的表现为"绝迹"。他们与"党锢之祸"受害者形成鲜明对比的消极倾向,研究者也有探索其心理背景的必要。后世对汉末"处士"的评价各有褒贬,亦表现出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社会人等、不同文化倾向的差异。

科举与五代士大夫精神的缺失

在五代政治中,士人进行适应性转变的同时,也让渡了儒家文化的价值取向,并主要表现为士大夫精神的缺失。从科举的角度来探讨,这种现象与五代科举的客观环境、士人的文化状况和士林风气密切相关,从而使北宋士大夫精神的重建成为必要。

论汉代大一统思想与中华民族精神的形成

汉代是大一统思想形成完备理论体系的关键期。大一统思想在汉代具有最为伟大的实践意义,与中华民族精神的形成密切相关。其政治智慧,有利于凝聚"团结统一"的民族精神;其文化智慧,有利于形成"和而不同"的独特精神标志;同时,大一统思想促进了先进的民族观,有利于培养兼容并包精神;大一统思想中的"兄弟"情怀,有利于促进"四海一家"的精神风貌。而作为一种有为思想,也为"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的形成注入了时代内容。

中国文人的魏晋传统

魏晋时期形成的中国文人传统,对中国文人品格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追求精神上的高蹈与超越,徘徊于庙堂山林之间,逍遥于艺术人生,寄情于诗酒玄言形成了魏晋文人生存的基本状态。研究中国文化的魏晋传统,对认识中国传统文人的人格精神具有重要的价值。

魏晋风度的前奏-论东汉后期士人的“激诡之行”及其影响

魏晋名士倡导"自然",行为"放达",不拘儒家礼法,蔚然成风,影响中古思想文化各个方面。此风并非如风暴骤起,而是渊源有自,无论其根本的思想脉络,还是其具体表现形式,都肇始于东汉中后期。汉末诸多特立独行之士,如戴良、马融、孔融等人,皆追求"达生任性"、"任情不羁",在日常生活之态度、待人接物之仪表、居丧守孝之礼法等各个方面,都表现出重情轻礼的特征,不以儒家伦理规范为意。究其思想根源,在于他们摆脱了僵化的世俗儒家礼法的束缚,获得了道家自然精神的支撑。随着汉晋之际的社会变革,此风演化成为波澜壮阔的时代思潮,也就是所谓的魏晋风度。

论北魏后期地方长官本籍任用——以汉族士人为中心的考察

北魏后期,地方长官的本籍任用成为汉族士人彰显权势的突出的现象。本籍任用的现象与汉族士人强烈的乡里意识有着紧密的联系,同时又与国家权力相结合,因而更受到汉族士人的重视。北魏朝廷既注意通过对汉族士人的本籍任用来增强他们的权势,以保证其统治顺利运行,但又保持了对这一方式的谨慎运用。汉族士人本籍任用的出现表明了他们在北魏王朝政治地位的上升。

汉画图像叙事中的民俗功能和人文精神考察

美轮美奂的汉画是我国艺术宝库中熠熠生辉的璀璨明珠,在特定时代发挥了多重民俗功能,为研究早期艺术保存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对于日常行为的关注与表现和对于艺术实践与世俗生活之间壁垒的融通,使得汉画内容的演化跟时代民俗的流变之间具有一种很强的联动关系。作为一种文化存在的表达方式,汉画所蕴涵的人文精神,既是它发挥历史存储和民俗引领效用的条件,也是它全部意义和价值得以实现的基础,对此进行梳理和考证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坑儒一事真伪辨——与李开元先生商榷

《史记·秦始皇本纪》有关坑儒一事的记载,是可靠的。坑儒一事是真实的历史事件,起于方士讥议,秦始皇因此意识到士人非议时政之风颇盛,遂从非议时政者中选出四百六十余人,集中将其杀害,以警示天下人不可非议时政、诽谤皇帝。由于立场不客观,东汉儒生对坑儒一事有不少误解和夸张,误认为是秦始皇为了彻底灭绝《诗》、《书》,遂活埋儒生,甚至是活埋了所有儒生。东汉儒生对坑儒一事的认识,尽管严重偏离了历史事实,但仍然属于历史认识,与故意伪造的谎言有质的区别。

汉魏六朝“郡记”考论——从“郡守问士”说起

汉魏六朝"郡记"是记载郡内众事的官方典籍。"郡守问士"涉及的仪式性内容与"郡记"密切相关,显示出"郡记"犹如地方长官治民的行政"手册"。不仅如此,上计文书和"郡记"间记载内容的相似性,表明"郡记"的有关记载是以郡县编制的系列上计文书作为资料来源。重要的是,上计文书和"郡记"分别适用于不同的行政系统。上计文书是上计制度的产物;"郡记"是适应于地方郡县行政层级的运作而进行编纂的,实质是郡廷控制下辖属县的各种资源,从而达致政务的正常运转。

汉画像石的文化渊源

作为汉代厚葬习俗的产物,汉画像石的出现和发展,既有一定的物质基础作为保障,更有思想文化的深层背景。分别从楚文化、道教文化、儒家文化、汉代精神四方面阐述了其对汉画像石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