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锡纯附子用药解析

张锡纯是清末民初的代表性医家,研究其使用附子的习惯与规律对于指导临证有现实意义。在张锡纯著作《医学衷中参西录》中,含附子方剂共计30首,其中29首为复方汤剂,21首方剂指明使用经过炮制的附子(原文称“乌附子”),无使用生附子的实际案例,均未对煎煮法作特殊要求,其用量为0.6~24 g,总体使用剂量较小。人参、甘草、干姜、山药、白术是常与附子配伍的药味,旨在发挥益火扶阳(温里寒)、温阳通痹、回阳固脱、引火归元等功效。张锡纯使用附子的用法较为谨慎保守,其用药经验可以为现代中医临床提供思路与启示。

槐轩医学用药规律分析与扶阳思想探讨

目的:通过挖掘、研究《槐轩医学全书》中的药物应用规律,提炼分析槐轩医学临床思想,与扶阳医派一脉理论比较,探究古今扶阳思想之差异。方法:对《槐轩医学全书》中所涉方剂与药物进行梳理提取,对符合纳入标准的药物进行统计并建立数据库,运用SPSS Statistics24.0和SPSS Modeler18.0具体分析其用药频次、性味归经、用药剂量以及关联规则、聚类。结果:共筛选方剂386首,涉药327味,用药以性温、味辛甘为主,归经多为脾经,性味归经分析呈现较强的集中现象。关联分析以中焦脾胃药物应用搭配为核心,形成具辛甘化阳理法的15个药对;聚类组成6个新方;在姜桂附应用剂量统计上,发现其趋向审慎。结论:槐轩医学以温补为特色,重视后天资先天,注重脾胃枢机调理,不偏颇阴阳,形成一系列特色理法,对扶阳学派影响深远,但与后世扶阳学派理论又有很大不同。

翻译、流传与阐发——冯友兰与“Neo-Confucian(ism)”概念

冯友兰在留美期间(1920—1923)吸收了西方“Neo-Confucian(ism)”概念,回国后(1924—1926)最早将其翻译为中文“新儒家(学)”,指出宋明新儒学受佛道影响在本体工夫论上与先秦儒家不同,但在人生观上一致。随后李石岑(1926)、谢扶雅(1928)、陈寅恪(1934)等人也阐发了“新儒家(学)”概念,从而使其成为流行的学术名词。虽然由于构建中国哲学史概念体系的需要,加上“新儒学”概念意义的不确定性,1932年底以后,冯友兰在其中文论著中转而使用包括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在内的“道学”概念。但卜德又将冯友兰论著中的“道学”翻译为“Neo-Confucian(ism)”,从而促进了其在学术界的传播。随后以狄百瑞为首的哥伦比亚学派致力于阐发宋明新儒学的现代价值,又进一步促进了这一概念在海内外的普及。

走近“陕派律学”

“陕派律学”虽然形成于清末 ,但事实上 ,陕籍人士任职刑部由清初即代不乏人 ,可以说源远流长。陕派律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一般都出身科举 ,由于任职西曹 ,究心于传统律学 ,取得骄人的学术成就 ,成为传统律学最后的高峰。不但如此 ,陕派律学代表人物在长期司法实践中 ,秉承了求真务实、重视民瘼的特点 ,在司法审判中表现出“公正”、“抗直”的优秀品质 ,不畏权势 。

朱熹诗文的文道一本论

朱熹崇正、重统、尚雅、尊古的文化心态代表了近古时代正统文人的文化心理。朱熹把理一分殊的思想贯穿到文学的领域中，引申出文道一本论。同时，又将传道之文和抒情之诗加以区别，肯定诗歌的价值多重性，提倡一种将直觉和理性相结合的体验诗学。而心性义理不同程度的渗透，则形成了朱熹诗歌的丰富层次和各类文本的独特性。文从道出的观念，又使朱熹的文风趋向平易自然，使其文章呈现出以立意为本而不尚词采的风貌。

被遮蔽的另面景观——论学衡派与西方现代诗歌

学衡派对新诗的批评,是与五四新文化派论争交锋的火力点,这种批评常与西方现代诗歌特别是意象主义和象征主义关联。学衡派对意象主义的否定和对象征主义的接受,是对称摆动的外攻和内守两端,核心是古典诗学观和对新文化的想象、参与。该文论析和探讨过去为人们所忽视的学衡派另面文学景观,并重新检讨它与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关系。

中日商品经济思想比较研究——以石门心学和清初实学为中心(下)

日本江户时代商人思想家石田梅岩创立的“石门心学”,作为“町人之哲学”、“道德性实践之实学”,阐述“商人之道”,提倡“正直”、“俭约”的经济伦理,对日本商品经济和社会职业伦理的发展具有独特的理论贡献,被视为类似马克斯·韦伯提出的促发资本主义产生的“新教伦理”。与此大抵同时,中国清初南方的“三大启蒙思想家”和北方的“颜李学派”都提倡“实学”,前者提出“工商皆本”、“大贾富民者,国之司命也”之说,后者讲求“习行经济”之学,主张“本宜重,末亦不可轻”。然而,基于社会结构、制度基础与思想文化差异,中日经济思想对两国近代化的历史转型与社会发展产生不同的影响。开展两者的比较研究,有利于弥补迄今世界经济思想史大抵无东亚等缺憾。

潮州王门学派简述

正德嘉靖间，阳明心学风行潮州，潮州思想学术的发展进入高峰期，形成一个具有特色的学术流派。本文从队伍的构成和学术思想特点方面探讨了潮州王门学派的形成过程，并对这一学派的代表人物──薛侃的生平、著作及其思想特点做扼要的介绍和剖析。

试析戴、章学派之争下的方志艺文志走向

文章就清代以戴震、章学诚为代表的地理学派和历史学派不同的学术主张对方志艺文志发展和走向产生的影响进行提炼和总结,阐述了在其影响下的清、民国时期主要方志学家的学术观点、个案研究及编纂成就。

重评胡适与“学衡派”关于语言的论争

胡适提倡白话文和白话文学,主张废除文言,但总体上来看,其观点存在着一定的偏差,论据和论述过程也有值得商榷之处,新文学派急功近利的行为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新文学的直白化和艺术性欠缺。"学衡派"在极力反对白话文的基调下,也有对白话文较为合理的认识。他们并非完全排斥白话,而是反对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主张语言的渐进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文言进行现代化的改造。"学衡派"对新文学阵营相关论点的反驳和论争,使得新文学在发生期对于白话文和文言文的认识趋于合理化,客观上对新文学发展起到了纠偏的作用。

中日商品经济思想比较研究——以石门心学和清初实学为中心(上)

日本江户时代商人思想家石田梅岩创立的"石门心学",作为"町人之哲学"、"道德性实践之实学",阐述"商人 之道",提倡"正直"、"俭约"的经济伦理,对日本商品经济和社会职业伦理的发展具有独特的理论贡献,被视为类似马克 斯·韦伯提出的促发资本主义产生的"新教伦理"。与此大抵同时,中国清初南方的"三大启蒙思想家"和北方的"颜李学 派"都提倡"实学",前者提出"工商皆本"、"大贾富民者,国之司命也"之说,后者讲求"习行经济"之学,主张"本宜重,末 亦不可轻"。然而,基于社会结构、制度基础与思想文化差异,中日经济思想对两国近代化的历史转型与社会发展产生了 不同的影响。开展两者的比较研究,有利于弥补迄今世界经济思想史大抵无东亚等缺憾。

“新人文主义”与东南学风——以“学衡派”与“新文化派”思想论争为中心

五四时期的学派之争,更多地表现为文化观念的冲突。聚集于东南大学、以反五四新文化运动姿态出现的"学衡派",持中西会通的文化理念、举新人文主义之大旗,与以北京大学为中心的"新文化派"展开了激烈的思想论争。这种以南北两所著名大学为阵地的不同思想间的论争,有利于中国文化与学术的健康发展及南北学风的互补。"学衡派"的新人文主义文化观及其教育实践活动对东南大学学风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学衡派”与现代中国的人文主义思潮

“学衡派”的西学知识思想资源是得自美国的新人文主义,并在现代中国引发一场人文主义文化思潮。这一思潮具有明显的非政治化倾向和道德秩序法则。相对于新文化—新文学运动而又具有反潮流倾向和反思性。

《明儒学案》缺载“黔中王门”考论——兼论“黔中王门”源流演变及其心学成就

王阳明是具有原创精神的世界级一流思想家。他在"龙场悟道"之后,揭橥心学于贵州,开创了对后世影响至深至远的阳明心学学派。黔中弟子亲炙于阳明门下,首传阳明心学,是为最早出现的阳明后学学派——黔中王门;他们数代相传,成绩斐然,遍及全省,蔚为大观。然而,黄宗羲编撰《明儒学案》时,却漏掉了黔中王门这一重要学派。通过对黔中王门启、承、盛、衰四个时期之源流演变及其心学成就进行梳理,进而深入考证《明儒学案》缺载"黔中王门"的三大具体原因,希望对当前阳明学和黔中王门研究提供一定帮助和启示作用。

章学诚“文人不可与修志”的内在逻辑

章学诚的"文人不可与修志"是其学术内在逻辑的必然推导。在章氏的学术建构中,六经皆史乃其学理基础,史乃"经之源",亦是"文之宗"。章氏强烈反对文人修史,而方志乃史体,自从文史分途,文人不解"史家法度",也不解"文亦明道"之经世致用,文人修志,自乱体例与大义,不符合专家著述之学。

“学衡派”文化寻际的反思

"学衡派"的文化理路得自美国思想家、文学批评家欧文.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并在现代中国引发了一场人文主义文化思潮。这一思潮对于五四时期的传统文化批判具有一定的理性反思,使中国传统文化在参与世界文化对话中,具备了一定的合理性内核。但"学衡派"文化取向上的非政治化法则与过分注重道德规范的建设,使其在现实中仅辗转于理论层面的论证,而无法从根本上解决20世纪中国所面临的内忧外患局面。

薛宝钗的处世哲学

《红楼梦》中的薛宝钗善于交往、长于处世 ,她采取的是一种儒道互补的处世哲学。对待亲人 ,薛宝钗采取的是儒家的孝悌之礼、忠孝思想 ;对待其他人 ,薛宝钗体现的是儒家的“仁爱”思想 ,但这种“仁爱”绝非“兼爱” ,其本质是“爱有差等 ,推己及人”。从道家角度看 ,薛宝钗在与他人交往过程中 ,善于回避矛盾 ,钝化矛盾 ;对己则做到修心养性 ,独善其身。薛宝钗用这种儒道互补的严正的生活态度来处身涉世 ,将自己塑造成符合当时社会需要的、近似完美的封建淑女形象 ,但社会回报给她的是一生的悲剧 ,宝钗的悲剧正是这种处世哲学的悲剧 。

心·学·政——黔中王学治理思想及其特质

"心""学""政"是黔中王学治理思想的三个重要内核。"心统学政"是其思想和实践的内在维度,这一内在维度体现为"心"在"学"和"政"的领域的落实。在理论层面呈现出"心学合一"和"心政合一"两个维度的理论建构,在实践层面则呈现出"心学"和"心政"两种形态,表现为"为学"和"为政"两种活动形态。黔中王学治理思想的这种理论特质和实践品格形成于中晚明时期贵州特殊的儒学环境和地缘政治生态中,同时其作为儒学文化价值体系的一部分,对现代社会"政治治理""民间治理""个人治理"等方面都有可资借鉴的价值与意义。

朱熹理学的易学底蕴

宋明理学是中国哲学的最高峰。大多数学者认为,这是因为它吸收了释道两家的思想精华,继承了程氏易学的路线,朱熹又吸取了周敦颐、邵雍、张载和朱震的观点,丰富了理本论体系,成为宋明理学的重要代表。但是我们发现:朱熹的理学体系,是和他的易学紧密相连的,有其易学底蕴,脱离了他的易学,就不会理解其理本论体系。因为朱熹理学的最高范畴"理"和"太极"范畴几乎是等同的,然而"太极"范畴是通过对筮法的解释而提出来的。又朱熹哲学中的重要问题,如理气问题、理事问题、人性问题、动静问题等,也都是从易学中推演引申出来的。

程朱理学与桐城派研究

近年来有关程朱理学与桐城派研究论文不多而且研究力度不够。程朱理学对桐城派散文内容方面的影响集中体现在桐城派的文章内容方面多是宣传程朱理学。桐城派的文章的成功之处在文学方面的创新,尤其在语言方面体现出"雅洁"。对"义理"、"考据"、"词章"三者诠释以及三者之间的关系论证。程朱理学对桐城派散文美学追求的影响罕有,正确看待桐城派散文美学追求,需要从哲学和美学的角度作较全面而简要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