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医学史课程思政教学方法研究

中国医学史课程作为大一学生的专业基础课,和其他各类专业课程一样承担着思政教育的重要责任。要想在中国医学史的教学过程中达到润物无声的思政教育效果,教师需要根据教学内容选择适宜的教学方法。经教学实践后我们发现,在课堂讲授时,有效结合案例教学法、讨论式教学法、课堂提问法、课后拓展延伸法可以有效提升教育效果。

王国维的“古史新证”与“古史辨运动”

在中国近代古史学上,“疑古派”与“考古派”虽然在研究目的与方法上存在较大的差异,但并不能因此而否定二者之间的学术关联。作为“考古派”的开山大师,王国维向来对“疑古派”及“古史辨运动”持批评态度,主张“与其打倒什么,不如建立什么”。不过,心理事实不等于历史事实,其苦心孤诣取得的诸多考古研究成果,如《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殷周制度论》、《汉代文字考》、《桐乡徐氏印谱序》等,均被以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派”“拿来”论证了自家的“疑古”之说。因此,王国维可被视为“古史辨运动”中无法忽视的一位“被动参与者”。这一学术事实的考定,可为相关学术研究工作提供若干思考和启迪。

顾颉刚的经学与史学

顾颉刚先生一生有志于经学研究,推崇今文家的研究方法,又认同今文家的辨伪观点,主张古史研究以至于考古学、古文字学、社会史、民族学的研究都要由经学入手,所以虽然他不是经师,但确实是走了经学的路子。但"以今文打破古文、以古文打破今文"或"超今古文"之说,实际上是两难成立,在今古文两方面均少有创获,反而连经学原来据有的高度也难于保持,致使其学术境界下滑到了史料学的层面。

论古史辨派以歌谣释《诗经》的动因和诗学意义

古史辨派《诗经》学是传统《诗经》学向现代《诗经》学过渡的重要阶段。他们解构经典,用民间歌谣作比较认识《诗经》的文学性质,释放了《诗经》的民间活力和诗性特征,使《诗经》阐释走向现代合法化之途。因此有必要借助西方阐释学与接受美学方法论上的参照价值,深入探讨古史辨派以歌谣释《诗经》的动因及其蕴含的诗学意义。

古史辨视野下的《诗经》阐释

以阐释学为视角进行分析,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古史辨派对《诗经》确实作出了新解释。他们颠覆"成见"丛生的传统释诗系统,融合边缘而且异端的释诗思想,用文学阐释逆转经学阐释,以去经典化反拨经典化。此举对《诗经》学作了深度刷新,成为现代《诗经》研究的经典案例。

治国以农:《吕氏春秋》中的农家法律思想研究

《吕氏春秋》意在探寻治国之要术,兼容并包诸家学说。农家学派亦有贡献,其中以"十二纪"纪首和《上农》《任地》《辨土》《审时》四篇农学论文为代表。以上文献中包含的丰富的政治法律思想,却尚未得到学界重视。吕氏农家提出了以农为宪的治国方略,审四时以为政的政令观,取用有度、顺应自然的生态法观念以及亲耕礼的仪制设计,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农业国治理体系。《吕氏春秋》深刻影响了中国传统法制中的重农理念。

吕祖谦《左传》学中的王霸之辨

王安石承接孟子开启了以"心性"论王霸之肇端,宋代《春秋》学中的王霸之辨沿袭了这一诠释路径,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衍发为义利和名位之辨,吕祖谦在此基础上,再结合宋室南渡后的时势,以尊王攘夷之业渐进霸主,以期于王室衰弱时,有霸者出而重振王纲。透视这些论述可以发现,吕祖谦在王霸抉择上,偏向以内圣功夫为主要考量,这大致本于孟子,所以王道对其而言,正是一种"境界"论述。

顾颉刚遭受“中华民国”文字狱问题述论

20世纪初骤起的西化大潮,在1928年全国统一之际,渐趋沉稳。后至1938年,以抗战为界,多数学者的研究方向与主观立场都有明显的转变。古史辨派主要成员胡适、钱玄同、顾颉刚,及其师友傅斯年、冯友兰、钱穆等,亦莫不因时局的巨变而有所折中。1929年顾颉刚所遭受的“‘中华民国’的一件文字狱”,其前因后果及其前后解释中的变化,虽然只是时势变迁中的插曲,仍不失为学术方向抉择与学者自身进退的一个侧影。

《诗》经典化与古史辨《诗经》阐释的去经典化

《诗经》文本作为阐释学语境下的'历史流传物',经历了经典化与去经典化的释读变迁,蕴含着丰富的阐释学命题。《诗经》经典的形成与耗散是一个典型的'效果历史'事件,传统《诗经》学致力于《诗经》的经典化阐释,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兴起的《古史辨》派则对《诗经》进行了去经典化的颠覆解读。所以古史辨奠定了现代《诗经》阐释的范式。《诗经》不再是僵化政治说教和道德说教的表征,而成为活的文学典范。

民国初年初等学校教育的“文学”纠葛

民初新式学校教育延续清末以日为师的整体趋势,“文学”观念受知识资源与教育理念等因素影响,呈现复杂的纠葛状态。小、中、师范等初等学校,定位于普通国民教育,不同人对“文学”的意涵、性质及取舍态度,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新学制虽确定小学以上国文科以“涵养文学之兴趣”为要旨,但在实际教学中,在国文科与“文学”发生关联的同时,也有人质疑国民教育中“文学”的适用性。受西学影响而出现的《中国文学史》,在编撰体例、材料取舍上引发了极大的争议。这些问题正是19世纪以来,“文学”概念受不同知识资源影响,随时代而变化的特点在教科中的表现,影响着教育与学科的发展。

国学运动的历史与理论的探讨——试评谢桃坊先生的国学研究

近年来,谢桃坊先生采用历史与理论的方法,通过全面考察20世纪初年国学思潮的产生、整理国故的进行、文史研究的开展和考据方法的提倡,对国学运动进行了反思。谢先生认为:国学是以科学考证方法研究中国文献与历史上存在的困难而狭小的学术问题;古史辨派与历史语言学派是国学运动的两大流派;四川国学是国学运动的一个缩影。这是先生关于国学的三个论断。这对我们现在审视国学热潮的再度兴起很有启发意义。

论古史辨派《诗经》研究的诗学取向、价值与缺失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兴起的以顾颉刚为代表的著名历史学派——古史辨以还原上古真史为目的,解构传统《诗经》学,清除历代《诗经》学萌生的伪史并查证真史。其诗学取向与价值在于,直面《诗经》本文,解除《诗经》的经典光晕,还原《诗经》的文学面目,因而对《诗经》学作了深度刷新。但是也因游走于历史与文学之间,遗失了更为细腻的历史文化密码,也对《诗经》造成了漏解、无解、误解的阐释缺失。

一则重要引文的标点问题

许嘉璐主编的《古代汉语》、汤可敬主编的《古代汉语》以及王力先生《中国语言学史》等三书在引用我国汉代重要语言文献——《释名》的同一段文字时,其标点符号的使用存在一个共同的讹误。这一标点讹误不是印刷所致,而应是语义的理解问题。文章联系其他文献资料,对这一标点讹误进行订正。

论历史学师范专业中国古代史教材的选订及应用

《中国古代史》是历史学师范专业的重要课程,而关于该课程教材的选订是高校教师和师范生在《中国古代史》课程的学习和研究中,面临的首要问题。在前辈学者研究的基础上,通过七本流行教材的评析,分析教材选订中应遵循的原则,以及如何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应用教材。最后,认为无论选订哪种版本的中国古代史教材都需要高校历史学教师对各种教材有非常深入的了解才可推荐给学生,以便针对性的学习和研究。

古代通俗小说观念的起源:宋代说话之小说观念

中国古代通俗小说观念随着通俗小说的发展而成熟 ,其成熟又促进了通俗小说的全面繁荣。宋代说话四家之一的小说在内容形式上有统一的特点和鲜明的文体特色 ,这标志着通俗小说观念的成熟。宋代说话四家之小说观念比同时代的正史子部小说观念成熟、纯粹 ,尽管宋代说话四家之小说观念与现代的小说观念还不完全相同 ,但是 ,它的出现使小说的含义从正史里包罗万象的兼有叙论式的残丛小语过渡到叙述虚构的完整事件 。

顾颉刚:新中国建立后的学术定位及其最后遗憾

顾颉刚先生创建“古史辨派”,从20到40年代经历了由实验主义到今文家言,由经学到史料学,再由史料学到神话学的转变过程。新中国建立以后虽然作为学术主流的“古史辨派”已经消失,但顾颉刚个人的疑古辨伪方向始终未变。从中国考古学的角度观察,顾颉刚对考古学的过于熟知,导致了他对考古学的冷漠态度,并最终导致了他古史研究的重要缺憾。

中国宋学的历史贡献

中国宋学兴起的时代是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继先秦"百家争鸣"之后的第二个发展高峰、黄金时代。发端之学、救弊之学、象数之学、气化之学、天理之学、事功之学、宗心之学、综合之学等学派的兴起,使中国哲学思想更趋理论化、系统化、完整化。

新月诗派的诗歌本质论

诗歌本质论是新月派诗论家们构建其理论体系的首要战略与重要奠石。从诗歌起源论看,闻一多所张扬的“游戏本能说”,可为代表;梁实秋表现出对模仿说的极度钟情。从诗歌功能论看,梁实秋的论述最多,但新人文主义的批评立场规约了他对诗歌本质的基本看法;徐志摩更多地关注诗歌的宗教感化功能与思想启迪作用;朱湘主张“为人生”的文学,强调时代对于诗歌创作的影响。从诗歌特征论看,新月派诗论家们的论述集中在两大层面:一是诗歌与其他非文学审美意识形态之间的差异;二是诗歌在文学审美意识形态内部的本质特征。诗歌本质论显示出新月派诗论家面对传统诗学和现代诗学双重挑战的基本文化立场,其理论取向总体上贯穿在由王国维开启的审美现代性诗学价值坐标系统当中。后人所谓新月诗派历史身份的模糊与离弃现实等负面效应,其实可以由此找到最初的理论根由。

瞄准学科核心素养发挥师范院校历史教育育人功能——以中国古代史教学为例

师范院校担负着为地方基础教育服务,输送中小学教师的重要责任.师范院校历史教育专业教师只有瞄准历史学科核心素养,熟悉初、高中历史课标和教材,对大学历史教材内容进行有机整合,做好衔接,实现突破,才能培养出合格的中学历史教师,真正实现历史教育的育人功能.

专题式翻转课堂在中国古代文学教学中的应用

中国古代文学教学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为重点与难点不够突出、学生课堂学习效率不高、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不强。为改进这些不足,创造性采用专题式翻转课堂开展教学,并从课前准备、课堂研讨互动、课后总结三个环节采取相应措施。专题式翻转课堂满足中国古代文学教学需要,能突出教学重点与难点,有利于学生在课堂上实现知识内化,提高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