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废名新诗观与“温李”晚唐诗风

废名以晚唐李商隐、温庭筠诗词为参照建构了他独特的新诗理论话语体系。通过对温李诗词"内容"的发现,废名反思初期白话诗语言观,提炼出"诗的内容"新诗观念的基本内涵,并发掘古典诗歌含蓄深隐的一脉,引导读者接受从"读诗求懂"向"读诗求美"方向转变。针对当时白话诗枯涩单调的问题,废名在对温庭筠词的个性解读中发现了其幻想特质、视觉化和"立体"性意境营造三个方面的特征。通过对李商隐诗歌"借典故驰骋幻想"的分析,废名又试图为新诗用典寻找可供参照的先例,建构新诗用典的理论基础。废名还从审美形态方面挑战传统"雅正"文学观,推崇晚唐诗中感伤缠绵、朦胧迷离的"美丽的悲哀"。废名对温李晚唐诗风的独特阐释,为现代新诗化用古典传统提供了一条创造性的路径。

温李诗的对仗、声律、用典技巧——兼论类书和骈文对温李诗的影响

晚唐诗人李商隐和温庭筠的诗在对仗、声律、用典等方面有着独到之处,他们精工富丽而又意蕴深远的诗歌风格的形成,离不开对于律体的各种构成因素的积极探索尝试。温李的诗歌创作受到了类书和骈文的影响,可以称之为"以骈文为诗"。

“传统积淀为个人才能”——何其芳1930年代现代诗中对晚唐诗艺接受新论

何其芳1930年代的诗与散文创作尤其是抗战全面爆发前呈现精致唯美的艺术特征,这与1930年代现代诗中盛行的晚唐诗潮有关,学界对此也普遍认可。以往的研究多拘囿于何其芳自己言说,或泛谈诗、散文与晚唐诗相似的特征,并未细化其内容与晚唐诗词引用、改写的隐微修辞。何其芳1930年代创作承续了“六朝文采”,对晚唐诗风代表温庭筠、李商隐诗艺的接受确实成就其唯美主义诗人的称号。本文不再纠结于从何其芳1930年代创作诗文的表征上研究他与1930年代现代诗中晚唐诗潮的关系,而是从文本创作的细微、隐微之处考察与晚唐诗的具体血脉流向与关系,在更深层次上揭示中国现代诗人掀起1930年代晚唐思潮的内部动力与因素。

“文生情,情生文”——浅谈废名的诗学理论

废名不仅是新文学史上著名的小说家和诗人,而且也是重要的新诗批评家。其诗论集《谈新诗》是中国新诗理论与批评史上的重要文献,在新诗性质论上,重视新诗的内容,主张"普遍性与个性"的妙合;在新诗创作论上,对"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的"天籁"式、"灵感"式创作方式极为推崇。这些主张在新诗批评史和新诗理论建设史上都有其极其重要的价值。

晚唐“三十六体”到底是指什么

文学界有"三十六体"之说法,但历来有不同理解。刘昫在《旧唐书》中提出李商隐、温庭筠、段成式三人齐名,"时号三十六"是"三十六体"这一文学概念产生的前提和因子,宋祁在《新唐书》中"三十六体"之提法是这一问题引起关注的转折,而将其确定在骈文方面实际是对刘昫提法的一种解读,不应看作误读。"三十六体"并称的出现,最大可能是三人在诗文中大量用典和使用艳丽古涩辞藻的文学倾向,而这种倾向在骈文及艳情诗中都有表现。

对温庭筠词的理解与误解——读叶嘉莹教授的《论温庭筠词》

温庭筠词之所以与托喻之传统相合,实是由于他坚持进步的理想,秉贞不二,压之不屈,诱之不动。而历史将他诬之为"薄于行,无检幅",实在是因为他不与当时为阴腐势力所左右之主流社会合作之故。正因为如此,终其一生,温庭筠都处于压抑与打击之中,其一腔正气蓄积于胸中,郁而不得宣,故虽为艳词,亦给人以一种"孤独寂寞寒冷的感觉",表现出"晶莹透明纯洁的品质"。故其词之有托喻,从"知人论世"的角度看,出于必然,而不是偶尔的"暗合"。

论“梅村体”的集大成及其诗史意义

吴伟业“梅村体”是集歌行之大成的诗体,在中国诗歌史上具有重要意义。“梅村体”歌行非仅学初唐四杰和元白,实集众家之长,广泛借鉴了盛唐诸家李颀、杜甫和晚唐温庭筠、李商隐等歌行的优点,而又能融汇创新,自成一家。吴伟业广泛采用李颀歌行叙事写人的传奇笔法,效法杜甫歌行的抒情方式与句法结构,在诗歌辞采、声韵等方面对温、李诗歌有意学习,使“梅村体”在叙事方面达到很高的成就,也使“梅村体”具备了富丽精工、沉郁哀婉的风格。“梅村体”一方面对歌行体制进行了创新,另一方面促进了叙事诗的发展,在清代诗歌史上的地位是举足轻重的。

论温庭筠、李商隐的咏史诗及其淑世情怀

晚唐绮艳诗派代表人物温庭筠和李商隐创作了大量咏史诗,这些诗歌批判了南朝君臣生活上的奢侈享乐,揭露了南朝腐朽的政治环境,讽刺了南朝君主政治上的腐败无能,给晚唐统治者敲响了历史警钟;他们怀抱儒家入世理想和抱负,在诗歌中流露出了对国政大事的担忧,以及拯救衰败唐王朝的雄心壮志,展现出诗人强烈的批判精神和博大深厚的淑世情怀。他们的咏史诗虽风格艳丽,但有"艳骨"。

论晚唐诗词抒情方式的创新——以李商隐和温庭筠为中心

李商隐的爱情诗和温庭筠的曲子词,共同展现了晚唐诗词秾丽深婉的美学特色,其形成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二人在抒情手法上的创新。李商隐的爱情诗,隐去具体情事,将情感物化;温庭筠的词,隐去作者,为人代言,将情绪审美化。晚唐文学抒情方式的这一创新,推动了晚唐五代词体的定型,成为词体重要的文学表达方式之一。

诗词文体递变中创作模式的转移——以李商隐、温庭筠和韦庄的诗词创作为例

诗词文体递变是词史上的一个重要课题。在唐五代社会形态转型俗化的历史背景下,汉民族的思维和言说方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由此推动了诗词文体递变中创作模式的转移,呈现出由传统的意象手法向"散文化"抒写演进的轨迹。三位代表性的作家——李商隐、温庭筠和韦庄以其各具特色的经典作品,体现了一个古典意象原则的恪守、意象手法的横向转移以及"散文化"抒写展开的创作模式合乎逻辑的变迁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