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COVID-19 Pandemic in a Monetary Schumpeterian Model

In this paper,following Blanchard and Fischer(1989),I investigate how the presence of the COVID-19 pandemic-the increase in the probability of death-may affect growth and welfare in a scale-invariant R&D-based Schumpeterian model.Without money,the increase in the probability of death has no effect on long-run growth and a negative effect on welfare.By contrast,when money is introduced via the cash-in-advance(CIA)constraint on consumption,the increase in the probability of death decreases long-run growth and welfare under elastic labor supply.Calibration shows that the quantitative effect of an increase in the probability of death on welfare is much larger compared to that on growth.

福建省资本积累、创新与经济增长:修正的熊彼特增长模型

回顾熊彼特增长模型和修正的熊彼特增长模型的主要内容,利用1987～2009年的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创新和经济增长数据和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基于修正的熊彼特增长模型实证研究福建省资本积累、创新与经济增长的相关关系。结论是,当前福建省的经济增长特点接近宇泽—卢卡斯经济的特点,经济中只有人力资本积累,而没有创新。据此提出增强创新对经济增长作用的政策建议。

贸易自由化对中国政府采购产品自主创新的影响及政策建议——以中国加入WTO及建立中国—东盟自贸区为背景

以中国加入WTO以及中国—东盟自贸区建成为背景,应用熊彼特模型,研究了贸易自由化对中国政府采购清单产品的自主创新影响,并将熊彼特模型进行了创新,即:同时分析了进口和出口扩大与相关产品自主创新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当进口和出口竞争激烈程度低的时候,竞争会促进企业创新;而随着进口和出口竞争激烈程度的不断加深,过度竞争则会阻碍政府采购清单产品的自主创新。此外,还建议中国应该在加入WTO《政府采购协议》之前,率先在自贸区成员之间开放彼此的政府采购市场,及早打造中国—东盟自贸区3.0升级版。

环境规制能否促进工业“创造性破坏”——新熊彼特主义的理论视角

从演化的新熊彼特主义创新理论出发,环境规制对工业＂创造性破坏＂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刺激＂或＂倒逼＂生产部门打破固有的增长模式建立新的增长框架。本文运用内生增长模型,讨论了环境规制政策与工业＂创造性破坏＂的关联关系,并借助系统广义矩估计与门槛面板数据模型,从工业经济增长水平和工业创造能力两个维度,验证了环境规制对工业＂创造性破坏＂存在门槛效应,并且具有显著的＂U＂型曲线关系,同时这种关系在区域的分布呈现出明显的阶梯性结构。为实现我国环境保护与工业可持续发展的＂双赢＂局面,需要因地制宜地在各地区运用适当的环境规制激发工业经济增长与工业创新发展的叠加效应。

开放条件下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研究进展

本文研究了开放条件下的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最新进展。本文首先阐述新古典理论开放模型的困境,进而说明了内生增长理论中,熊彼特理论在时间和逻辑上对AK理论的继承性;比较分析了两者在跨国增长差异、跨国技术扩散等问题上认识的异同。前者一般支持国际间收入水平和增长速度趋异的观点。但后者则在一个统一的多国模型中提出了"俱乐部趋同"的概念;通用技术的出现,可能导致不同的国家集团之间出现起飞、停滞、衰退等增长模式的分化。而且一国在世界经济中的相对位置是重要的;制度变化、开放政策,对于经济增长也起着重要作用。

宏观税负、研发补贴与创新驱动的长期经济增长

随着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以及中美贸易争端愈演愈烈,科技创新的重要性愈发赢得公众和政策制定者的深刻认同。本文构建了一个基于创新驱动的熊彼特增长框架,将生产性政府支出和宏观税负水平引入质量阶梯模型。理论模型表明:宏观税负水平对长期经济增长存在倒U型作用,即如果宏观税负水平大于(小于)某个阈值时,宏观税负水平的提升会显著降低(提高)稳态经济增长率;同时,研发补贴率对稳态经济增长也存在倒U型作用。并且,最优研发财政补贴政策与税收政策相互依赖,要求政府综合把握政策组合的力度。给定现阶段研发补贴率与研发强度,中国最优宏观税负水平不超过16.9%,总体税率下降1个百分点将使长期人均GDP实际增速提高0.17个百分点;若政府统一协调宏观税负水平和研发补贴率,该政策组合的数值模拟结果表明,最优的宏观税负水平和研发补贴率分别在12.4%-17.8%和41.5%-47.9%之间。因此,2018年以来的"减税降费"政策正合时宜。由理论模型的校准结果观之,目前我国的研发能力仍偏弱,随着国家基础科研实力和科研投入的提升,全社会的研发能力将得到有效提高,从而减税降费对长期经济增长的贡献也将越发显著,本文给出的结果可视为"减税降费"政策对长期经济增长贡献的下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