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野文人遭遇浙西词派——从吴敬梓看雍乾时期浙西词的下层进路

雍乾时期在现行清词史叙述中被忽略,成为“被遮蔽的词史段落”。考察这一时期浙西词派在下层文人群体中的影响有助于补充词史,勾勒更立体的词派流播与影响路径。吴敬梓活跃于清中期浙西词派重镇扬州地区,在与当地皖籍词人江昱、马曰琯兄弟等的交游中接受了浙西词派的词学主张和词风宗尚。他以姜夔为学词模范,大量创作咏物词,推崇浙西宗主朱彝尊标举的推尊词体理念。吴敬梓自觉建构“姜夔、张炎—朱彝尊—江昱、吴敬梓”的浙西词派传承统序并获得时人认可,可以确证其为浙西词派一员。从浙西词下层进路的角度观照雍乾在野文人的词学主张和创作是充实雍乾文人思想谱系和理解浙西词派影响力的可能路径。

甬上证人书院与清代浙东文派的理论生成和创作实践

甬上证人书院是黄宗羲面向浙东文士讲学的教学平台,也是他由抗清斗争转向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的交流平台。黄宗羲通过证人书院讲学和交流,推动了浙东学派的繁荣和兴盛。浙东学派不仅学术成就突出,而且文学思想和文学创作也颇有特色。作为一个文学流派,浙东文派的理论生成和创作实践也与证人书院关系密切。证人书院为浙东文派培养了大量稳定而交流密切的文学人才,即便是讲学活动中止后,依然如此。证人书院的学术导向和文学教育极大地推动了浙东文派重构文学与经史之学的融通,文学思想和创作具有鲜明的“儒者之文”与“文人之文”的中和特色,不仅有力地批判了明“七子”的模拟之文,而且具有强烈的经世观念和主体意识,为清代文风发展开辟了新路径。

《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订补——以张亨梧、戴礼、王锡琯三位浙东作家为中心

今人柯愈春先生所著《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从清代诗歌(包括散文)文献学的角度来说,代表了迄今为止该领域学术研究的最高成就。因此,以该书作为基准,对其中难免存在的若干舛误与疏漏进行订正与补充,从而使之尽可能地更趋完善,这也就成了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同时,这些遗留下来的问题,其难度相对来说也是最大的。现在就张亨梧、戴礼、王锡琯三位浙东台州及温州作家的有关问题做些订补,供作者及其他相关读者参考。

袁枚与浙派的诗学关系考论

袁枚最早用“浙派”一词,他所指称的“浙派”是指以厉鹗为代表的康雍乾时期由浙籍人构成的宗宋诗派。厉鹗等浙籍诗人倡导宋诗,形成了独特的创作风格,这是袁枚提出“浙派”的前提。袁枚提出这一命名后,“浙派”深入人心,浙派由此成为一个诗学流派。厉鹗与沈德潜的唐宋之争是诗派消长的外在标志,袁枚对浙派和格调派的双向批评推动了诗歌的发展。乾隆年间,沈德潜和袁枚相继成为诗坛盟主,浙派的争论具有诗学史的意义。袁枚参加了乾隆元年的博学鸿词科考试。这一次考试,他全面认识了浙派诗人并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袁枚在《随园诗话》里不断表彰浙派诗作,他与浙派关系非同寻常。袁枚批评浙派的偏执,试图纠正其不良的创作倾向,他是浙派的修正者。

立国本旨的追溯与纪纲法度的再造——南宋浙东学派《春秋》学与政治思想之间的互动

在儒家经典中,《春秋》作为体现文明原理、王道宪章的“制作”,蕴含着儒家的法度意识和为后世立法的精神。南宋浙东学派政治思想家的《春秋》学论述,对他们道法一体、法度本位的经制事功学的建构起了催化作用。以薛季宣、陈傅良、叶适、陈亮等为代表的浙东诸儒,其《春秋》学思想与经制事功学之间呈现出一种政学相维的互动效果。他们将《春秋》中的立法精神落实在对宋代立国本旨的追溯和对纪纲法度的再造之上,倡导在南宋政治秩序重建中守护古典宪章统绪而塑造理想治体结构。由《春秋》学和经制事功学之间的内在关联可见,浙东学者推进了宋代政治思想中有关国本意识、宪章统绪的理论自觉,并且对当代政治传统中的治体模式、纪纲法度进行了反思和再造,从而系统地建构了华夏文明立国所依赖的根本治道精神、宪制规模架构和秩序统合机制。南宋浙东政治思想家的此种努力,既表彰了近世儒家政教传统中隐没的宪章国本传承统绪和道法相维的治理模式,也丰富了中华文明传统中有关圣王宪章、立国根本、治体规模、经制成法的古典政治理论叙事。

晚清浙江数学家群体之研究

如果从中国近代晚清阶段的数学家中选出影响较大的7—8人，项名达、徐有壬、戴煦、李善兰、夏鸾翔等五人将位列其中；就研究深度而言，李、戴、夏在晚清数学中名列前茅。他们是同乡，其间有多条链相连，联系密切，形成当时中国水平最高的数学家群体。在简介五人的传记和数学成就（注重其近代意so）基础上，围绕近代科学发展的历史分期和地域分布问题，尝试运用“科学技术与社会”（STS）的观点与方法，讨论数学家核心与关系链所形成的学术网络，带领周围一批数学家，推动数学发展所起的社会作用。通过对晚清浙江数学家群体案例的分析，探讨价值观与爱国主义、兴趣与成就感、经济与社会环境的支撑、政府与官员的作用、学界与社会的认可度、战争影响等方面对数学发展的影响，从而多方位分析中国近代科学起源阶段的动力机制。

明清时期江南伤寒名家对日本汉方医古方派的影响

通过对我国明清时期江南伤寒名家对日本汉方医古方派学术思想形成影响的探讨 ,认为日本汉方医古方派的形成深受中国医学发展的影响 ,在此基础上 ,经过自身不断充实 。

浙商的历史溯源:地域、时段、人文基因的交互融合

历史上浙商是颇具实力开拓型的商人群体。它秉承吴越大地的英气,在历史转型中,接受了经世致用的浙东学派学说,志在天涯。鱼米之乡、丝绸之府,为浙商提供了丰裕的商品;畅达的交通,方便了浙商的贩销;然而人文基因(事功学说)更是培育了它的成长。诸多因素交互作用,把浙商推向历史舞台。本文以大量史实和历史文化精英的论述为根基,采用历史实证的方法来研讨浙商的历史。

浙东史学与民国经史转型——以刘咸炘、蒙文通为中心

晚清民国时期,重新阐释、构建中国学术的渊源流变成为近代学人沟通中西的重要环节。巴蜀学人刘咸炘、蒙文通试图重塑浙东史学,寻求传统学术的近代出路。刘咸炘构建以章学诚为核心,"以宋世婺州史学为表,明之姚江理学为里"的浙东学术系谱,旨在塑造、贯彻浙东史学以公统私、广大圆通的学术特质,以此重建中国文化,回应中西古今之争。蒙文通强调南宋浙东史学与清代浙东史学的差别,以秦汉新儒学为根本,将南宋浙东史学构建成为"儒史相资"的典范,以此阐扬儒学在中国文化中积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希冀"推昔人之陈说,示大法于将来"。以疏源浚流的方式呈现晚近各派学人转化传统学术的本意与主旨,或可探明传统学术的流变,以资当下构建中国学术本位借鉴。

清代浙东学派的传承衍化及其学术地位

清代浙东学派并不局限于清前期的浙东经史学派,从清初至清末都有传承和延续。其传承衍化大致可分为四个时期:转型分化期(顺康之际)、繁荣兴盛期(康雍乾)、中衰重塑期(嘉道)、多元复兴期(咸同光宣)。前两期以黄宗羲及其弟子群为代表,复兴期则以定海黄氏家族、瑞安孙氏家族和德清俞樾及其弟子为典型。鼎盛与复兴之间历经中衰,学术传承看似中断,实则仍有联系。这种联系一方面是通过乾嘉学术的嫁接而得到重塑,另一方面则是远绍宋元浙东学术而得到重生。由此,浙东学术特质也发生了转型,由经史义理转向通经训诂,并由陆王学统转向程朱学统。清代浙东学派对于宋明浙东学派传承、清代学术发展以及中国学术现代转型都具有重要学术贡献和地位。

论南宋浙东事功学派的史学思想

南宋浙东学派的学者们以"事功"为出发点致力于史学的研究,在史学领域多有建树,对后世特别是明清学者的史学思想产生了较大影响,在中国古代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因此,总结他们的史学思想不仅具有历史意义而且也有现实意义。本文试图从他们研究历史的出发点、所坚持的历史进步论、呼吁史学体裁的变革及主张六经皆史、注重发挥义理的观史之法等方面加以论述。

科学与人文融会的传统——读杨小明《清代浙东学派与科学》

科学与人文相互融会,在我国有着悠久的传统。对此进行系统深入的发掘研究,对于今天理解科学与人文的关系依然具有重要的意义。杨小明博士的著作《清代浙东学派与科学》即是在这一领域进行典型案例研究的一部水平较高的著作。

产权交易下的清代浙东契约文书述论

新近发现的一千余件清代浙东地区有关产权交易的契约文书对进一步研究清代浙东土地变迁、基层社会控制以及产权交易方式都有重要价值。文书内容反映出清末浙东地区的土地演进、产权交易方式、一田二主乃至一田多主现象都有明显特色,一田多主成为清末浙东土地制度的主流。而文书中所反映的"契约"与"合同"的关系以及"客田"出现的时间等也有助于纠正目前学界的一些误解。

清末浙学志士的变法思想——以宋恕、章太炎为中心

本论通过十九世纪后半叶东亚变局中的浙学转型这样一个视角,揭示了清末浙江籍变法志士宋恕、章太炎的变法主张。他们提出了与康有为、梁启超不同的变法主张以及亚洲连带构想,太炎进而将台湾置于他的东亚联邦思想的中心,举起了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旗帜。

朱舜水“东夷”褒贬的初衷与苦衷

对日本“东夷”的“褒贬互见”和清朝“东夷”的“损誉不定”,使朱舜水的在日角色和日后作用变得十分复杂。在“明清交替”的兴亡背景下,朱氏一方面通过“乞师”行为希望深受汉文化浸润的日本能承载起“反清复明”的文明大任,但同时也认为日本距离他的期待还有漫长的路程;一方面对造成“华夷变局”的清朝义愤填膺,但也通过对清军“迎刃破竹”的状摹和明军“前途倒戈”的白描,暗陈了几分对鼎革终局的无奈和默认。定居日本后,朱舜水对于高谈性命、无视民瘼的士林风气的反思,不但揭破了明朝灭亡的政治学术隐情,也为日本汲取“明朝之失”并走向实学事功之路,开启了异国实践的场域。二百年后,当朱舜水传播于日本的“华夷对立”观念最终转化成日本与中国的“国家对决”时,有日本国参与的中国内乱,最终也给舜水的母邦带去了东洋人的灾难,尽管这并不符合他的初衷。

“二度抽离”与南宋浙东学派崛起的问题意识——以乾淳之际吕祖谦的思想动向为个案

余英时在《朱熹的历史世界》一书中以"二度抽离"批评现有的宋明理学研究,在历史学界和中哲史学界引起了轩然大波。本文试图从南宋浙东学派的早期领袖吕祖谦在乾道九年至淳熙元年间,就薛季宣《墓志铭》和《伊洛渊源录》的取材问题与朱熹发生的思想碰撞,分析这一碰撞的实质就是南宋前期程学(包括朱熹)在发展中出现了"二度抽离"的动向,而南宋浙东学派则试图扭转"二度抽离",由此展开了一系列学术实践,并与朱熹发生了直接或间接的辩论。本文尽管不认同余著对"二度抽离"始作俑者的认定,但认为"二度抽离"实为认识南宋思想分野的线索。

清末西方教会学校的英语启蒙教育

从19世纪初西方教会学校引入中国最早的英语教育到20世纪初清政府宣布实施全国通用的"癸卯学制",规定所有学堂的西学课程必须开设英语学科,标志英语教育得到中国官方正式的确认。在近百年的清末英语教育历程中,西方教会学校的影子无处不在,为清末的英语教育带来了深远的影响,从某种程度上说,西方教会学校开启了我国英语启蒙教育先河。此研究从课程设置、教学方法、评估体系、人才培养四个方面分析了清末西方教会学校的英语启蒙教育及其对我国英语教育的影响。

清初文坛盟祖之代兴:从钱谦益到黄宗羲

姚江黄氏与虞山钱氏是世交,博学擅文的黄宗羲经由文坛盟主钱谦益的奖掖推扬,声望日隆。对于钱谦益的提携之恩,黄宗羲甚为感念,但是黄宗羲的古文追求和审美好尚均与钱谦益有较大差异,因此在对钱氏古文理论继承批判的基础上,他逐渐形成了一套独立的古文理论,并以宏富的创作实绩赢得了钱谦益与其他古文家的一致赞赏,最终成为继钱谦益之后领导群伦的新任文坛盟主。

“事功本于仁义,仁义达之事功”--《宋元学案》视域下的浙东事功学派源流及其评价

《宋元学案》编纂者明确了永嘉学派分两个支流,源头都是二程洛学,一支以叶适为代表,一支以薛季宣、陈傅良为代表。黄宗羲肯定了永嘉之学倡导经世致用是为了纠正道学末流的空疏弊病,同时指出事功之学的流弊有陷入刑名之学的危险。全祖望指出永嘉之学虽以礼乐制度为主而追求体现于事功之中,但也兼顾主敬涵养,至叶适将内圣道德作为外王事功之根本,从而修正了薛季宣、陈傅良等重事功轻内圣的偏向。黄宗羲从道德与事功并重的立场出发,调和了永康学派代表人物陈亮与朱熹的义利之辩。全祖望以陈亮晚年迎合光宗博取功名为例对其之人品节操提出非议。对于永嘉学派的同调唐仲友,全祖望肯定其经制之学的学术地位,并认为朱熹、唐仲友的交恶应该平摊责任。

地域文学视域下的清人论清文:《国朝文棷题辞》与清代文集叙录

平步青《国朝文棷题辞》以千余卷规模的清文总集《国朝文棷》为基础,对清代散文作了集成式叙录。此书从地域文学视角出发,挖掘出清初江西散文与清代浙东散文发展的内在细节与地域集群性特征,揭橥出桐城文派之外丰富的散文创作事实,对于还原文学史真实面目、梳理文派流衍、重写清代散文史,均有比较重要的价值与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