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保障思想及其对西方社会保障制度建立的影响

现代社会保障制度最早出现于西欧国家。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时,对劳动者权益、民生福利等社会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并逐渐形成了早期社会保障思想。马克思恩格斯社会保障思想的产生有其特定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背景,是在批判吸收欧洲启蒙思想家的人道主义精神、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理论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的和谐社会思想的基础上形成的。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保障思想包括对资本主义社会保障的批判和对社会主义社会保障的构想。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马克思恩格斯社会保障思想的核心和终极目标。整体而言,马克思恩格斯社会保障思想在西方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过程中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客观上推动了西方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发展。

中国社会保障体系结构的转型及其实现路径

中国的现代社会保障始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逐步形成了“社会保险为主导、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处于边缘”的体系结构。改革开放后,社会保障改革逐步成为了整个改革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保障的体系结构呈现“社会救助为基础,社会保险为主体,社会福利、军人保障和慈善事业为补充”的格局,实现了社会保障体系结构的重大转型。社会保障体系结构失衡是此次结构转型的根本原因,其转型过程体现了渐进性并以顺应国情和时代发展为主要经验。中国式现代化对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结构提出了新的要求,进而需要推动社会保障体系结构的进一步转型。为此,要明确社会保障体系结构转型的总体目标,创新改革社会保险并夯实其主体地位,优化社会救助与慈善事业并巩固其已有地位,大力推动社会福利发展并将其转变为基础地位,还要建立完善家庭社会保障并使之成为社会保障的子系统之一,形成补充地位。

社会保障的与时俱进:理念、范式和政策工具

在更高的发展阶段上,面对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的新环境,中国社会保障制度面临的挑战和应有的出路可以概括如下。首先,传统的受益人识别机制越来越难以为继,这种识别的必要性也日益降低,要求制度体系转向更加普惠和普世。其次,尽力而为和量力而行原则既体现统一性,也体现动态性,两者并非匀质和静止的关系。在中国所处发展阶段上,政府社会性支出的增长应该速度更快、幅度更大。再次,顺应公共品边界随着人均收入提高而扩展的一般规律,以全体居民全生命周期为对象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体系的完善,要求对现有社会保险、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服务等各项制度进行整合。最后,在改变理念和范式的前提下,中国式福利国家建设需要通过改革清除制度性障碍。

Reconstituting China's Social Security System——A Survey of the Seminaron Theory and Practice of Social Welfare

As China’s market-oriented economic reforms deepen, an urgent task lying ahead of us is to develop, standardize and improve the system of social security. What, however, is meant by a unified, standardized and perfect social security system? How can we institute such a system? These questions remain urgently in need of study.This then was the setting of a national seminar on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权利贫困视角下城市困境儿童的福利权实现研究--基于J省四个城市的调查

实地调查发现,城市困境儿童福利权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保障,但仍存在散居困境儿童基本生活保障不足、医疗救助政策覆盖面窄、康复扶持发展不均衡、教育帮扶支持失衡等问题。城市困境儿童福利权实现受阻的主要原因是福利权贫困,具体表现为福利权实现程度较低、福利政策落实受阻、福利权缺乏稳定的法律保障。因此,应从福利权“脱贫”角度建立城市困境儿童福利权“脱贫”的社会保障制度,建立以平等价值为原则,以满足儿童需要为目标,由多元福利供给主体分工配合,以儿童福利权实现为评估标准的城市困境儿童组合式普惠型福利制度,切实保障城市困境儿童福利权的实现。

就业优先战略背景下城乡低保制度的劳动参与抑制效应研究——来自模糊断点回归的证据

中国近年来关于“低保养懒汉”的质疑使最低生活保障的就业效应成为热点研究问题。本文借助CLDS2018年的数据和模糊断点回归模型来判断城乡低保政策对受助者劳动参与形成的激励或抑制作用。研究发现,最低生活保障政策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城乡困难群体的劳动参与行为,接受社会救助的政策干预会显著降低城乡困难群体的劳动供给水平,尤其是农村地区、家庭照料负担重、34岁以下、女性、高中及以上学历的子样本对政策的负效应更敏感。基于此,提出在充分考量低保受助群体就业困境的前提下分析劳动参与抑制的动因,并以此为基础明确政策干预关键点,逐步消除劳动参与的掣肘要素,同时强化低保制度与劳动力市场的联动,不断更新就业激活政策体系,并在分层分类救助的基础上探索多类型的就业促进方案,进而培养贫困群体的持续就业能力。

跨文化视域下应对老龄化挑战:德国养老服务体系对不断优化我国养老事业的启示

发展进入新时代,合理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已成为国家经济增长和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党中央将应对人口老龄化视为国家战略,加快了老年社会保障、养老服务、健康支撑体系建设。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重视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本文以外语人的跨文化视角研究中德两国养老服务,提供优化方案,包括服务体系建设、医疗护理体系等。目的是为提升中国养老服务品质探索更具特色的优化路线。

“党领共责”与有效农村养老服务的主体关系:基于县、村两级书记访谈的定性比较分析

围绕有效农村养老服务中的政府责任,基于全国30位县级党委书记和78位村党组织书记的访谈材料,采用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csQCA)方法,探讨各主体相互关系。区别于西方福利治理的分权和水平互动,我国有效农村养老服务呈现“党领共责”特征。研究显示:在县、村两级书记案例中,党建引领和邻里互助分别是唯一的单因素必要条件,由此形成党领协同、多元共责、兜底互助3个养老服务类型;两级书记都高度认可行政兜底的作用,各主体关系呈现党建引领的放大效应以及政府责任的基础效应;各地区组态存在一定异质性,东部的社会参与、中西部的邻里互助、东北地区的子女赡养分别发挥独特作用。农村养老服务体系要进一步完善顶层协同和基层互助,从而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保障体系。

“新社会风险”下西方福利国家社会保障制度道路的新选择

当代西方国家面临一些新社会风险,人口老龄化与长期护理压力、劳动力市场中长期失业者与灵活就业者的长期存在、依赖社会福利制度而非自己劳动而生活者的数量不断增长等是其主要表现。这些新社会风险引发西方国家社会思想家与政治家的关注,也引出一系列政策主张。西方国家采取系统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措施,如通过改革养老保险制度与实施护理保险制度并举以应对人口老龄化风险,通过调整保障待遇与完善就业服务协同以应对劳动力市场风险,通过实施从福利到工作理念下的社会福利政策以应对福利依赖风险。这种系统性改革意味着西方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正在经历内在机制性改革,表明其社会保障制度发展道路正在进行新选择。

中国社会保障政策和人口政策协同的理论逻辑与实现路径

社会保障政策和人口政策有效协同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也是扭转面对人口低生育率单一人口政策失灵局面的现实需要。本文基于成本-收益比较理论阐释中国社会保障政策与人口政策协同的理论逻辑,认为社会保障政策契合了家庭生育的需求,人口政策可以助推社会保障制度可持续发展。论文在分析中国社会保障政策与人口政策协同不力的基础上,提出了提升全民生育意愿的社会保障政策与人口政策协同的路径。

迈向“儿童投资型国家”:我国低生育率的福利逻辑及儿童福利制度的转型升级

人口问题既是大国兴衰之根本,也是关乎民族兴旺发达与国家长治久安的关键。近年来,伴随着生育率的连年下降,我国在2022年正式迎来人口负增长,低生育率已影响到国家经济社会良性发展,因此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建立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已有的学理研究从五个层面对低生育率的形成原因进行了丰富讨论,但很少深入洞悉这场危机背后的深层福利逻辑,使得生育支持政策难以融入现行社会保障改革中。本研究认为,我国低生育率既与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结构性失衡及对全球社会保障转型共识的忽视密切关联,也与当前儿童福利对象的瞄准失序和儿童福利服务的落地能力不足有关。研究建议,我国在下一阶段应当积极实现从“促生”到“辅育”的全面转向,以“儿童投资型国家”为方向来强化以公民资格为识别标准的儿童福利制度,通过夯实家庭育儿能力及基层民政服务能力来避免“低生育率陷阱”。

共同富裕导向下我国社会保障:适度水平与制度优化

健全适度性社会保障制度作为“十四五”期间社会保障领域改革重点,在推进共同富裕中担当重要职责。本文结合马克思社会保障理论,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演进趋势与适度性水平展开分析,发现其主要经历了集体性社会保障制度建立、多层次社会保障制度完善、适度性社会保障制度探索三大阶段,且“共富”阶段下社会保障水平即将进入适度区间下限。进一步围绕支出、项目、结构、管理等社会保障制度主要构成内容,对“共富”时期我国适度性社会保障制度存在的问题进行剖析,提出以共同富裕为导向,以优化支出、项目、结构、管理为抓手的制度优化方案,以此促进适度性社会保障制度持续增进国民福祉、构筑共同富裕现代化强国目标实现。

低保污名化困境的生成与消解——基于广东省E县低保识别改革的案例分析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后,低保救助从物质帮扶向福祉提升延伸。低保污名化会削弱低保政策的执行效果,损害低保户的主观福祉。从政策过程、制度主义和个体自利三个维度对低保污名化的生成机制进行审视可以发现,污名化存在于低保政策过程的设计与执行阶段,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为其产生提供了空间,并造成了福利中断或福利依赖的消极后果。基层政府通过延伸治理目标、更新治理理念、转变治理策略和提升治理效能,在低保政策目标群体的建构过程中实现对污名的消解,这一过程也体现了国家福利治理策略的转变逻辑。

着眼共同富裕提高养老保障水平:以浙江省为例

现阶段,我国养老保障体系的覆盖范围持续扩大,待遇水平显著提高,支出占比逐年提升,财政补助不断增加。从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来看,当前的养老保障体系建设还面临一些挑战,包括养老保障体系的目标定位缺乏总体考虑,统筹层次高低不均,身份与户籍限制流动,制度体系衔接运行不畅,筹资与待遇机制有待完善,财政支出责任边界不清等。为此,需要调整目标定位,提高统筹层次,打破身份与户籍限制,加强制度衔接和部门协同,完善筹资与调整机制,建立风险应对机制。浙江作为省级共同富裕示范区,在完善养老保障各项制度、提升老年人生活品质等方面作出了有益探索,取得了积极的制度成效。

共同富裕视角下当代西方福利国家的多重困境

国内外学术界对福利国家这样一个极其重要的社会政治架构所带来的广泛的社会政治效应的研究比较匮乏。将福利国家的内在困境归结为总体性危机显然是有一定的误导性的。应将研究问题内化、细化和下沉到资本主义福利国家的社会之中,集中论述当代西方福利国家的多重困境:福利国家的利益再分配政策导致严重的代际矛盾;福利制度建构默认的家庭结构固化了女性的屈从地位;福利待遇激化了种族和区域等社会群体性冲突;福利削减改革不断激发劳资矛盾与冲突。当代西方福利国家的多重困境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的重要体现而难以克服,而福利国家在政治层面也表现出“不可治理性”。

为人工智能发展织密社会保障安全网

人工智能技术发展迅速,在极大促进人类社会发展的同时,也涉及失业、工作岗位转换、社会保障和福利体系优化等问题,如何织密社会保障安全网成为需要深入研究的重要课题。现代社会保障和福利体系(社会保障安全网)的产生、发展与技术创新及产业革命密不可分,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对社会保障和福利体系的影响日趋凸显。第四次工业革命背景下,人类需要解决技术进步、自动化和人工智能驱动带来的社会和经济转型及其社会问题。人类必须适应这些新变化,进一步发展和完善社会保障安全网。面对人工智能这个不能绕开的技术创新问题,需要把人工智能的技术开发与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研究对齐;把人工智能技术开发政策与相应的社会政策,包括社会保障和福利政策对齐;把开发人工智能技术及其应用与完善社会保障安全网对齐,推动人工智能的良性发展,为人类社会健康持续发展服务。

官办慈善与民间慈善: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的关键问题

慈善行为既出自人们对弱者和贫困者同情的善良意志,反映了人性的光辉,也是整个社会文明程度的体现。慈善事业的发展既受到政府鼓励和推进,也需要全社会民众的积极参与。目前,官办慈善组织在组织公益慈善活动方面起了主导作用(甚至是支配作用),但近日诸多公共事件的发生使这一体制遭到许多批评,并使慈善议题成为大众舆论的焦点。因此,在有关慈善事业发展的研究中,我们既要考察目前慈善事业发展中政府所起的作用,更要思考如何调动社会组织和广大民众的积极性来共同参与。分析我国的官办慈善体制所存在的问题,思考我们如何推动民间慈善和私人慈善活动的发展,使慈善事业得到全面发展,是十分有必要的。

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一个政策工具:“目标定位”

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福利国家普遍经历了深刻的危机并由此进行了全面的改革。在改革的过程中,“目标定位”政策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成为福利国家削减开支的重要政策工具。本文首先分析了目标定位的含义、兴起的背景,进而分析了目标定位的各种措施以及优越性;然后结合一些案例国家的改革情况介绍了目标定位的诸多方法,包括传统方法以及创新的方法,并指出了创新方法的优势;然后从纵向和横向两个方面探讨了目标定位的绩效评估问题;最后对目标定位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研究并给出了政策建议。

论我国运动员的社会保障

采用文献资料、逻辑分析等方法,在探讨我国运动员社会保障目标的基础上,构建了运动员社会保障体系,着重分析了运动员保险、社会福利、优抚安置等问题,并提出一些解决对策与建议。

论“东亚福利模式”研究及其存在的问题

最近十余年来,有关东亚福利的研究已成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这些研究对于认识东亚各国或地区的历史文化传统、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社会政策的特点具有重要意义。在以往的研究中,学者们试图从多个角度归纳东亚福利体制的特点,提出了儒家文化圈中的福利国家、东亚福利模式、生产主义社会政策等概念,并力图从文化、经济、政治等方面揭示东亚福利模式的形成原因。然而,迄今为止人们对于东亚福利体制是否具有为东亚各国或地区所共享的"特质"仍众说纷纭。在东亚福利这一研究领域中,也存在着学理基础欠缺、研究方向模糊、缺乏共同资料平台等方面的问题。由此,应暂时搁置研究概念和研究先设方面的争议,开展诸多专题研究,按研究方向组建团队,按照一定标准采集数据,争取区域组织的合作,以推进东亚福利研究的进一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