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多异美学”到“多元共生”——从谢阁兰、朱利安看法国文论阐释中国问题的范式及其发展

西方文论中的中国问题是中西思想与文化相遇的重要场域,不仅以跨文化反思的方式呈现出中国形象,还促进了中西文明的对话与互鉴。谢阁兰建构的“多异美学”与朱利安主张的“多元共生”文化观均是西方文论阐释中国问题的重要范式:谢阁兰修正了此前欧洲文学/文论中异域猎奇式的方法论,重新阐释了“异域情调”一词的内涵并发展出一种大写的“多异美学”,赞扬多元文化的“差异”之美,超越并批判了西方殖民主义;而朱利安则是在强调多样性文化价值的基础上,形成了系统的对话主义方法论,不是立足于发现“差异”,而是借助中西文化“间距”进行“外部解构”“迂回-进入”,推动了寻求“多元共生”的范式成为阐释中国问题的方法。从“多异美学”到“多元共生”,这一发展反映出法国文论对中国问题的阐释与研究所经历的范式发展,也推动着中国问题成为世界知识生产与理论创新的动力。

与《画》的对话:谢阁兰“中国幻象”的中国式解读

在谢阁兰（VictorSegalen，1878～1919）的作品中，“中国”是最为重要而独特的主题之一。其散文集《画））（Peintures，1916），以真实或虚构的中国画和中国文献为素材，完成了著名的“中国幻象”（visiondelaChine）的塑造，体现了作者对于中国历史的独特理解，是实践其“异域情调论”（exotisme）的代表作，也是法国读者了解中国文化的窗口。同时，这种来自法国作家的“异域情调”的冲击，促使中国读者从“他者”的角度，用陌生的眼光，重新审视中国文化。就此而言，对于中国读者来说，谢阁兰的“中国的幻象”也有着重要的意义。

叙事的图像性

比较文学的跨学科性将文学研究的目光引向文学外部的相关学科。图像与文本的譬喻关系,即叙事的图像性,使文学分析本身得到内部的充实,也为叙事形式开拓了新的道路。叙事的图像性不但体现在文本的内部结构中,也让作为"形式"存在的"书籍"加入文本进行言说,使丰富文本内涵这一手段成为可能。

有形解码与精神启发——克洛代尔、谢阁兰的汉字解析与诗学体验

克洛代尔和谢阁兰，20世纪初两位与中国息息相关的法国诗人都被汉字的独特魅力所吸引。中国语言文字的形与意，结构与意义，激发了他们无尽的想象空间。本文分析了两位诗人对于汉字的不同理解，从而思考两者不同的诗学体验。作为天主教徒的克洛代尔，将基督教象征符号代入汉字进行阐释。从汉字结构的解码分析开始，克洛代尔用象形和表意的解字方式来阐释西方字母文字，独具匠心地创造了西方表意文字。不同于克洛代尔对汉字字形和结构的偏爱，谢阁兰更趋向于从碑刻铭文及汉字符号后挖掘其隐藏的历史文化意义，从神话传说、人文故事中汲取诗意灵感，创作了互文诗歌集《碑》。相较于克洛代尔，作为汉学家的谢阁兰更多地从精神层面解读汉字，对于汉文化的情感投入更多。

谢阁兰对长江上游摩崖造像的调查与研究

法国人谢阁兰早在1914年就进入长江上游进行考古学意义的调查,其考古具体成果与贡献正逐渐进入中国学人的视野。20世纪初,当中外学界目光聚焦于北方丝绸之路时,谢阁兰却对长江上游的石刻颇为关注,并将其置于中西文化交流和早期大型石刻雕塑艺术史的框架中进行讨论。本文通过梳理谢阁兰对长江上游摩崖造像的研究,从装饰纹样和风格传播的角度,讨论他的工作方法,学术目标以及对中国现代考古学与艺术史的贡献。

法国文学家谢阁兰作品中的陕西文化形象考

法国著名文学家、汉学家维克多·谢阁兰曾两次来到陕西。他的考古笔记、诗歌等文字作品中出现了许多陕西省的历史风貌与文化遗迹。本文在现有中文文献的基础上,对中文世界中比较陌生的谢阁兰考古笔记、日记、书信等档案性质的法文文献进行细致梳理,还原百余年前谢阁兰在陕西的真实考古之行,分析他作品中的各类陕西文化元素,研究谢阁兰作品中所构建的陕西文化形象,以期为陕西考古的历史研究和现场发掘提供文献支持。

法国作家谢阁兰笔下夏桀形象之重塑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法国作家谢阁兰一反自然主义文学观，认为文学构建的想象世界应是与现实世界平行的独立王国；想象世界虽然在现实中有参照物，但后者一旦进入作品，反映的与其说是现实，不如说是作者本人的内心世界。中国历代亡国之君由此走进了谢阁兰的作品，夏桀形象在其中尤为突出：残暴的“桀”在谢阁兰笔下转为人中之“杰”，从而使这一近代法国文学中充满异域色彩的人物形象，成为作者本身尼采精神之张扬.

论谢阁兰作品中的医生形象及其对自我双重身份的反思

本文主要通过分析谢阁兰的《高更在他最后的布景里》《光绪别史》《勒内·莱斯》和《纪念高更》四种作品中的医生形象,以及作者本人明确以医生身份出现的情形,结合其书信和日记,来探讨谢氏对自我双重身份——医生和文人——的反思。本文意在说明,随着谢氏异域经历的不断丰富和文学创作的渐趋成熟,他对自己医生身份的态度也由激烈的拒斥发展到理性的讽刺,而终至于坦然接纳,并使之在自己的文学创作中发挥积极的作用。这一从自我的身份危机中寻找财富的过程,与他创立并发展"异域情调论"的过程完全一致,因此本文对于从源头上理解谢阁兰这一独特而现代的美学理念亦将有所裨益。

《碑》的诗意形式和中国空间

1909年，谢阁兰将他在中国长途旅行过程中的诗作按照方位合成诗集，命名为《碑》。谢阁兰从中国人观念中空间对立和不断变化的构建中找到共鸣，并把这种精神构建移植到了诗意建筑中。《碑》并不刻意创作一种具异域情调的文学，而是用一种复杂而又微妙的方式，把他从中国空间中得到的灵感表现出来。

异域情调论:一种别样的“看”——论谢阁兰“多异”美学的三重结构

谢阁兰在其《异域情调论:一种"多异"美学》一书中指出,"异域情调论"是一种观看世界的方式。作为一种全新的"世界观",这种观看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超越以自我为中心的传统思维模式,看到"世界"的神秘性与他性;将主体与世界拉开距离,捍卫一个具有个性精神的"自我";从世界一侧回观自身的能力,看到世界在看我。"看世界""看自我""看世界看我",组成了谢阁兰"异域情调论"的三重观看结构。谢阁兰的"异域情调论"作为一种别样的"观看",不仅涉及一种全新的审美原则,而且作为一种革命性的思维方式,在西方哲学进程中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俯瞰灵魂的深渊:从梅特林克到谢阁兰

法国旅华诗人谢阁兰(Victor Segalen,1878～1919)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已渐受海内外研究者的重视,然而他在这方面所受比利时作家梅特林克(M aurice M aeterlinck,1862～1949)的影响,则从未引起学界注意。事实上,谢氏笔下的诸多中国意象,都是从梅氏率先运用的意象发展而来的,究明梅氏的影响,实有助于理解谢氏选用这些中国意象的出发点。本文尝试以"深渊"意象的变迁为例,通过分析、比较梅氏作品《佩雷阿斯与梅利桑德》(Pelléas et Mélisande)与谢氏作品《光绪别史》(Le Fils du Ciel)、《勒内·莱斯》(RenéLeys)等,阐明两人作品间的紧密联系,进而管窥19世纪、20世纪之交西方文人在非宗教语境下探讨自我"本质"的思路演变史,以及中国文化在其中所起的重要催化作用。

面对“垂死之人”的讯问与反思:从梅特林克到谢阁兰

在十九、二十世纪之交这个科学大发展的时代,西欧文人往往致力于追问理性的极限。由于"垂死之人"处于生与死、可知与不可知的临界状态,比利时剧作家梅特林克在《佩雷阿斯与梅利桑德》中构造了"讯问垂死之人"的场景,催人反思理性的局限,并暗示了一重更高的超越理性的神秘之真实的存在。其后,法国诗人、作家谢阁兰既熟悉梅氏的剧作,专业医生的特殊身份又令其对理性思维更加熟悉,且更具有护理垂死之人的现实体验,从而在长篇小说《勒内·莱斯》中赋予了"讯问垂死之人"以新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