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spiration and Genius: Characteristics of Li Bai’s Wine Poems

As important in Chinese literary history as Shakespeare is to people in Britain,Li Bai (courtesy name Taibai) has its poems widely recognized and studied by many scholars.Among his abundant and brilliant poetic works,wine poems stand out as an individual school?with peculiar characteristics.Acclaimed as Shi Xian (the immortal of poems) and Jiu Xian (the immortal of wine),and accompanied by poems and wine all his life,Li Bai is a genius and a romantic figure who took traditional Chinese poetic forms to new heights.His wine poems enjoy extraordinary status in Chinese poetry and wine literature,covering themes including his political ideal,fleeting melancholy due to unfulfilled ambitions,optimistic attitude towards life,sincere and profound friendship,courageous chivalry and dissatisfaction with social reality,all of which have strike a chord with the literati class.

《鼓吹新编》与清初遗民文化和文学

《鼓吹新编》是程棅、施禋在清初辑录时人七言律诗的选本。尽管程、施二人未见于各种明遗民录,但他们入清后的隐者身份、多遗民朋友、行为和心态符合遗民特征等足证两人当是明遗民。《鼓吹新编》奉明代为正朔,为明代诸帝(包括南明诸王)避讳,成为清初避明讳的一个样本,丰富了遗民文化的表现形式。入选该书者多明清之际的忠烈遗逸,入选诗歌题材集中于家国兴亡,旧国旧君之哀婉、命运无常之凄愤等情感贯穿全书,较卓尔堪《遗民诗》更具易代特征。

驿路唐诗边域书写中历史与现实的交融

唐代驿路边域诗歌中有不少涉史作品,呈现出历史与现实交融的特点。与内地咏史诗不同的是,受土地广袤、山奇水怪、民族交融、战争抢掠等边域历史印迹的影响,边域驿路涉史诗歌在与现实交融中呈现出独有的特点:一是在涉及边域史事的诗歌中表达对建立丰功伟业的人生理想的追求;二是在涉史作品中反思国家在民族交流中的边域策略;三是现实生活中的失意者在面对边域失意人或失意事时引发无尽的怨愤和感伤;四是历史印迹中暗传出边域的寥落和悲凉。

交通视野下唐代入赣文人的行旅诗及江西印象

唐代江西交通便利,形成了赣浙、赣闽、赣湘和赣粤四条主要跨省路线。由于漫游、贬谪、仕宦等原因,唐代文人来往闽越和岭南之地大多取道江西,并在行旅途中创作了许多富有地域色彩的诗歌。这些诗作内容丰富,不仅记载了他们在江西地区的行旅生活,也反映了诗人的漂泊之感和交游情况,交杂着复杂的江西印象。从交通视野解读这些诗歌,可以更好地厘清唐代文人入赣的行旅路线及其创作心态。

唐代歌录考辨

唐人作有不少歌录,两《唐书》未录唐人歌录的原因是缘于其追求雅正的修史标准,这从其对唐代燕射歌录和燕射歌辞的有意舍弃就已清晰反映。而这样的收录原则也直接影响到了后世歌录的编撰,如郭茂倩在编撰《乐府诗集》时就在燕射歌辞一类中对唐代燕射歌辞一首未录,而将其大量归入专收隋唐以来杂曲的近代曲辞。唐代歌录的留存样态较为复杂,唐人有时会把歌录叫作乐录,而有些收录歌辞的诗集却又不以歌录命名,有些名为乐府的典籍虽然也载录了一些唐人乐府诗,但又不一定是唐代歌录。

清代宋诗选本对王安石诗歌的接受

自宋即有的宋诗选本是文人对宋代有一定影响力诗人的资料及其诗歌作品的一种自觉的、有意识的整理,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时人及后人对宋诗的文学接受。清代宋诗选本不少选取了王安石的诗歌,研究清代宋诗选本对王安石诗歌的接受情况,既能对比不同选本所录王诗的篇目,大体还原王安石名诗在清代的形成过程,又能通过一些在清代影响深远的编选者对王诗的评价,了解清人对王诗进行取舍的依据和要求,从而明确清时期宋诗选本对王安石诗歌的接受概况。

论唐代以扬州为中心的交通—文学三角

在唐代,以扬州为中心,存在着三个路线不同的交通—文学三角,由长安、扬州、江陵、成都、广州五个城市及其间的交通路线组成。这是三个事关唐代文学全局的交通架构,布局宏大,结构稳定,功能强大,产生了众多的纪行诗,反映了唐代城市结构、交通路线和文学创作的内在联系。以此为视点,可探索到唐人纪行诗的路线分布特点及规律,探摸到唐文人的成名路径,观察到唐代文学以西北—东南为重的区域分布格局,便于掌握扬州和其他城市在交通和文学上的关系,有利于考察扬州在唐代文学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具有多重文学意义。

《宋诗钞》与清初宋诗宗尚

作为清人编订的第一部大型宋诗总集,《宋诗钞》的面世契合了京师之诗学趣尚,并有力地推动了清初宋诗风的兴起,在浙派的发展历程以及清初诗坛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探究《宋诗钞》与清初宋诗宗尚的关系,有助于理解彼时诗风演进的一些动态特征。

唐代茶诗与茶道意趣研究

唐代是我国茶诗勃兴的起点,咏茶诗达600余首。分析唐代茶诗产生的内因、外因,梳理初盛唐、中晚唐茶诗发展脉络,以作品推敲唐代茶诗的特点,探寻唐代茶诗蕴含的茶道思想。古代茶道思想蕴含了知识分子的心理变迁、文化演进及思维,生活趣旨。由此阐释中国茶文化所彰显的国人特有的生命关怀和审美情趣。

历代选本对孙逖诗歌作品的选录综述

盛唐文人孙逖多才多艺,诏令制诰诗文赋兼善。孙逖一生勤于著述笔耕不辍,在诗歌创作上古调今格各占胜场。自李唐王朝至清末时期,历代诗歌选本对孙逖多样化的诗歌作品均有选录。不过,历代诗歌选本只是单纯选录孙逖诗歌作品,个别选本对所选作品进行简单的文字校注,对孙逖诗歌作品缺乏全面深入地分析探讨或品评鉴赏。

唐代文献中“新样”的程式探析

作为唐代纺织品纹样之一,“新样”多见于唐代正史和唐诗等文献,这些文献提供了许多可研究的信息。文章选择相关正史和唐诗为研究基础,对“新样”的创制时间地点、应用载体和表现技法进行分析,并结合唐代实物总结出其艺术特征,探析其流行原因。研究结果表明:“新样”有可能在7世纪下半叶至8世纪初于益州创制,被广泛用于锦、罗、绫、绢等丝织品上,主要表现技法是织造和刺绣。“新样”的题材以中国特色花鸟为主,花鸟造型生动写实,组织形式灵动自然,在浑厚庄重的大唐气派里,透出了轻快活泼的情调。织绣技艺的发展、社会风气的影响和时尚审美的追求促成了“新样”在唐后期的流行。

杜诗接受的另一面向:论杜诗在官修唐史之生成与注释中的作用

文章聚焦杜诗与唐史的关系,着力探讨杜诗对《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唐纪》等官修唐史的影响,并对以杜诗证唐史这一研究方法进行反思。通过溯源这一现象,可以发现史臣对杜诗的使用呈现出差异化和多样化,反映其对杜诗的不同接受;同时,结合当时的杜诗学背景,能够更好地理解史臣的利用取径;扩大以往仅仅从文学史出发的视域,更为全面地勾勒杜诗接受史的整体图景。

论唐代题画诗题材、体裁创制的多样性特征

一般认为,宋代是中国传统题画诗发展的高峰,历来研究者众多,实际上唐代题画诗已多有创制。立足于唐代题画诗创作文本,着力于从题材、体裁两方面探讨唐人在唐诗繁荣基础上的题画诗开创之功,题材方面涉及山水、人物、花鸟、鞍马、鳞虫等诸多类别,体裁方面呈现四言、五绝、五律、七绝、七律、杂言、歌行、组诗等多种形式。宋人继承了唐人衣钵,范式大体无出其外。唐代题画诗为即将到来的宋代题画诗的繁荣奠定了重要基础,其成就值得进一步重视与探讨。

唐代婚俗视野下的爱情诗

唐诗集大成者《全唐诗》中反映婚恋文化的爱情诗达两千多首。取材于现实生活的爱情诗之中,“寄内诗”和“绮怨诗”分别反映了择偶尚男才和尚女貌的婚恋观,揭示了当时男性因拥有经济绝对掌控权,在社会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而女性处于依附男性的被动状态。贫女难嫁和寒士落魄存在异质同构关联性,故“贫女诗”成为文人抒发怀才不遇的经典题材,表明当时科举诠选制度下,寒门子弟仕途坎坷如同贫女无人做媒一般普遍。通过研究唐代时期的爱情诗,除有助于了解当时婚恋风俗和经济社会制度外,还对现代女性通过经济独立达到精神自立具有启发意义,同时对完善人才选拔制度并建设创新型国家具有启示意义。

唐代诗词中屏风的性别化研究

屏风是古代常见的家居物品,其各项特征界定了使用者的身份,在传统家庭内部则表现出男女两性之间的等级差异。唐代文学中,屏风意象同样呈现出典型的性别化特征。女性闺房中屏风上的图案多隐喻女子的感情状态,此类屏风还参与了观者对女性的窥视。文人书斋中的屏风则往往会升格为一种特殊的象征性文化符号,呈现出男性特质和精英色彩。比较两者,女性之身份建构是在他人的窥视下、想象中被动完成的,男性文人作为享有政治和文化特权的精英,则积极利用屏风这一媒材来彰显文人群体的精神面貌。

翦论文学地理学视角下的唐代怀洛诗

在唐代诗人笔下,洛阳常被视作与个体命运息息相关的“乡国”,是有着强烈吸聚效应的“精神与文化的原乡”;围绕洛阳的书写往往闲适平和,政治色彩相对淡薄。唐代诗人的生命常与洛阳文脉交织融合,诗与城共同成就,密不可分。诗人们用创作让洛阳从尘世之城悄然蜕变为一个象征符号和集体记忆。他们创作的怀洛诗既反映了政治风云的变幻,也体现了洛阳的自然风光与人文风情,还展示了文人复杂曲折的生命历程与丰富细腻的情感世界;彰显出诗人对人生苦难的承受与超越,对自我价值的执著追寻以及对生命意义的终极思考。

白居易的偶作诗与唐宋诗学转型

偶作诗作为一个特定的诗歌类型,定型于中唐时期。白居易是第一个大量创作偶作诗的诗人,他之所以创作数量如此庞大的偶作诗,除了受到了洪州禅“平常心是道”和“无事”的思想观念的影响以外,还受到他以作诗为生活方式的创作观念的影响。结合白居易和其他中唐时期诗人的偶作诗,可以发现其多以叙事手法表现诗人当下的闲适生活。除了以叙事性突出诗人的日常生活,注重表现哲学性和思辨性,它们还具有“重意”“戏作”和“内省”的特质。中唐到宋代偶作意识的变化,反映出了诗人身份和创作行为不断为古典诗人所重视的演变轨迹。

晚唐离别诗的盛唐余韵

“盛唐气象”是指盛唐诗歌呈现出的整体风貌。晚唐的许多离别诗延续了盛唐气韵,其意境或宏阔壮大或自然清新,其情感或昂扬健朗或冲淡平和,其气韵浑然流转,这些都鲜明地折射出盛唐气象。出现这一情形的原因包括:儒家思想的影响,诗赋取士和军功制的影响,诗人性情及人生经历,诗人主动追求盛唐的审美风格。

进士“浮薄”词义流变与中晚唐士人的科举认知

唐代“浮薄”一词常与“进士”相关联,但该词最早并非运用在科举领域。安史之乱以后,其惯用语境发生迁移,从六朝品评之用转入科举视域,并在中晚唐时期关于科举改革的多次讨论中得到频繁使用,从品评人物声名到评价考生之德行与政治实践能力,以及作为空疏之学的代名词来唤起朝堂上下对“实学”的重视。在此过程中,“浮薄”逐渐成为“进士”的典型标签,其词语内涵也不断被注入新的要素,呈现出一种逐渐堆叠、累积并最终糅合的状态。通过梳理该词内涵逐步丰富化的情况,可以揭示中晚唐时期科举文化的两点事实:其一是考生长期所受的教育、备考模式与唐王朝后期真正的人才需求之间存在巨大矛盾;其二是中晚唐士人曾力图从改革科举入手重振国势,虽未能成功,但这种努力仍可反映出唐人对科举的认识存在反思与深入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