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就业形态就业规模测度研究——基于某市住户端调查及平台端大数据的综合分析

新就业形态创造了大量就业岗位已成为社会共识,但其就业规模和占就业人口比例一直未得到系统回答,导致相关政策出台缺乏依据。本研究构建了依托住户端调查数据和平台端大数据两个数据维度的新就业形态从业者就业规模测度方法。在此基础上,以W市劳动力调查数据为基础,结合职业伤害保障制度数据,对该市新就业形态从业者比例和就业规模进行了测算。研究结果显示,在未修正前,2023年上半年新就业形态从业者规模达61.42万人,占全市就业人口比例为4.97%;使用职业伤害保障等数据修正后,该市新就业形态从业者规模为100.38万人,占全市就业人口比例为8.13%。2019—2023年上半年,W市新就业形态从业者比例不断波动。2020年初,受到新冠疫情影响,新就业形态就业比例出现快速下降。2023年开始,新就业形态就业比例又重新开始上升。具体类别中,用车服务、物流服务、生活服务、网络直播、中介服务等新就业形态就业比例上升;而金融服务,商品交易,承接生产订单,知识、技能、娱乐、广告等线上服务新就业形态类别比例下降。本研究构建的依托住户端调查数据和平台端大数据相结合的测度方法避免了新就业形态就业规模的低估和高估。

大学生慢就业现象的影响因素与应对策略研究

近年来,大学生慢就业现象比较常见,引起社会广泛关注。为科学评价大学生慢就业现象,合理引导高校毕业生就业,选取河北省5所高校2023年应届毕业生为调研对象,开发测评量表,编制设计调查问卷,构建大学生慢就业影响因素测评体系,对其就业能力、就业准备、职业规划、就业观念、就业压力等影响因素进行定量评价,探索应对大学生慢就业现象的策略。大学生就业率是衡量高校教学质量与就业情况的重要指标,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保障,为此高校应紧跟社会需求,优化人才培养方案,提升人才培养素质;毕业生自身也应摆正就业心态,积极做好就业准备与职业规划;毕业生家庭也应改变择业观,尊重子女的就业选择,协助其做好职业发展规划,帮助其进一步明确人生目标。

智能制造对企业就业规模的影响研究

本文以中国智能制造示范项目的推广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12—2022年上市公司微观数据,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研究智能制造对企业就业规模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并进一步研究智能制造对“稳就业”的影响。结果发现:智能制造能够有效提升企业就业规模,采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智能制造对企业就业规模的促进效应结论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表明,智能制造对企业就业规模的影响在城市数字基础设施、企业科技属性、企业所有权性质、企业生命周期等方面表现出显著差异;机制分析表明智能制造通过扩大企业生产规模、提升市场份额以及企业技术升级等路径扩大企业就业规模;进一步分析表明,智能制造通过对企业就业波动的影响,进而起到“稳就业”的作用。根据研究,本文提出加快促进智能制造与企业深度融合、注重智能制造试点政策的差异化和支持企业深化数字技术运用,加速向智能制造转变的政策建议。

僵尸企业的存在对就业增长的抑制研究——基于就业规模和就业稳定性视角

研究从就业规模和就业稳定性视角,基于工业企业数据和城市相关数据考察僵尸企业对正常企业就业增长的抑制情况。研究发现,僵尸企业会抑制正常企业的就业创造和就业净增长,带来就业破坏,增强就业增长波动性。企业僵尸化对就业创造基本引擎——小规模和年轻企业就业增长的抑制效应非常突出,对高技能就业创造主体——高技术企业就业增长产生的负面影响更显著。较之民营僵尸企业,国有僵尸企业对正常企业就业增长的抑制作用更为突出。研究认为,采取优化市场竞争环境、合理处置僵尸企业等措施能促进企业健康发展,拉动企业就业创造,实现就业规模增长。

降低养老保险费率能扩大企业雇佣规模吗?

降低企业养老保险费率是“减税降费”政策的重要一环。我国于2019年推出了《降低社会保险费率综合方案》的政策,故使用2014—2022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通过双重差分模型检验该政策的实施对企业雇佣规模所产生的影响。研究发现,此次降费政策总体上对企业的雇佣规模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使企业的雇佣规模增加2.6%,该结果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过后依然成立。此外,本次降费的政策效果呈现出显著的企业异质性,更有利于制造业企业以及非国有企业雇佣规模的扩大。有关影响机制的分析显示,养老保险降费政策主要通过现金流效应以及要素替代效应影响企业的雇佣规模。

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劳动力需求的影响:创造抑或破坏?

稳就业是维持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带来的就业不确定性引发社会的广泛担忧。利用文本分析法构建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特征指标并运用2011—2020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样本,考察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劳动力需求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最终会对劳动力需求产生正向作用;机制检验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规模扩张效应增加了高、低学历劳动力需求,通过技术升级效应增加了高学历劳动力需求,降低了低学历劳动力需求,在规模扩张效应和技术升级效应共同作用下导致企业会同时增加高学历和低学历劳动力需求;在非国有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中,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劳动力需求的正向作用更明显;进一步研究表明,从员工岗位结构来看,企业数字化转型会增加技术人员和其他人员需求,而减少生产人员需求;从员工薪酬结构来看,企业数字化转型会提高管理层和普通员工薪酬,但对管理层薪酬的促进作用更强。

数字经济对产业链韧性的影响研究

提升产业链韧性是适应世界形势变化、推进我国新型工业化、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构筑强大物质基础的必然举措。本文基于2011—2021年中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从抵抗能力、恢复能力、可持续发展能力和创新能力四个维度构建指标体系,运用熵权TOPSIS法测算出产业链韧性,然后使用固定效应模型与中介效应模型考察数字经济对产业链韧性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经济能够显著提升产业链韧性,但区域间存在差异,数字经济能够显著促进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产业链韧性提升,对中部地区影响不显著。机制分析发现,数字经济通过推动市场化进程和提升劳动力就业规模对产业链韧性产生促进作用。另外,在市场化水平高和劳动力就业规模大的条件下,数字经济提升产业链韧性边际效应递增。为更好地发挥数字经济对产业链韧性的促进作用,应加大各类科技研发投入力度,实现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增强产业基础能力,推进区域协调发展等。

智慧城市建设如何影响劳动力就业?

智慧城市建设重塑城市创新形态,加速城市数字化转型,对劳动力就业产生深刻影响。本文利用中国智慧城市试点政策构建多期双重差分模型,从规模与结构的二维视角考察智慧城市建设对劳动力就业的影响及作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1)智慧城市建设总体上能够扩大就业规模,优化技能层面就业结构,且规模效应大于结构效应,呈现出先量变后质变的边际递增趋势;(2)智慧城市建设通过技术创新补偿效应、网络基础设施配置效应和人力资本积累效应推动劳动力就业量质齐升;(3)在科教资源丰裕、信息化应用水平较高、劳动力市场扭曲严重的地区以及大城市,智慧城市建设的就业促进作用尤为明显;(4)智慧城市建设的就业规模效应通过行业间溢出实现,而就业结构效应主要源于劳动力技能偏好,存在就业极化特征。本文的研究结论为数字化转型下城市高质量就业提供新方案,为劳动力就业方面的公共政策制定提供经验证据。

数字化转型如何赋能制造业企业稳就业?

数字化转型为制造业企业稳就业提供了新契机。本文基于2011—2022年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业企业就业规模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能够扩大制造业企业就业规模。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业企业就业规模的促进作用主要集中在非常规任务岗位和高受教育水平的员工中,且数字化转型更有助于扩大大型企业、高数字基础设施水平地区企业和技术密集型企业的就业规模。机制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通过扩大产出规模、提高生产率扩大制造业企业就业规模。本文的研究有助于科学评估数字化转型对中国制造业就业市场的全面影响,并为促进数字技术发展和保障就业稳定等方面的决策提供参考。

政府数据开放对劳动力就业的影响研究——基于就业规模和就业结构的双重视角

政府数据开放是数字时代政府治理的重要制度工具,评估其对劳动力就业的影响是科学施政的前提。文章以我国地方政府推动政府数据开放平台上线为准自然实验,运用多重差分模型,从就业规模和就业结构双重视角,实证检验政府数据开放对企业就业的影响效果。研究发现:政府数据开放可以刺激企业就业规模增长,并改善企业职能就业结构和技能就业结构,该影响通过刺激企业产出增长、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和助推企业技术进步的作用机制予以实现,并因企业要素密集程度异质性而存在差异;拓展分析发现,开放质量同样是影响企业就业规模、就业结构的关键因素。研究结论为政府在数字时代更好发挥治理效能提供理论参考和经验证据。

Digital Infrastructure and Common Prosperity: An Influence Mechanism and Effect Test

Common prosperity is an important goal of China’s modernization efforts,and narrowing the income gap among different regions and populations is crucial to achieving common prosperity.The construction of digital infrastructure has significantly boosted productivity and facilitated the diffusion of technology in less developed regions,leading to notable changes in labor employment and the income gap,which aligns with the goal of common prosperity.This paper explores the mechanism through which digital infrastructure influences common prosperity with a focus on employment,using panel data from 30 provinces in China between 2011 and 2021 for an empirical test.The research finds that digital infrastructure significantly promotes common prosperity.By expanding employment and increasing labor remuneration,the influence of digital infrastructure on common prosperity exhibits regional heterogeneity and a nonlinear threshold effect.The research suggests that the government should enhance investment in and construction of digital infrastructure,reduce the digital divide through policy support in rural areas,promote digital employment and skills training,and encourage industrial integration and enterprise participation.

以数字经济发展推动高质量充分就业:作用机理与赋能路径

在马克思就业理论、社会分工理论、可行性理论、配第-克拉克定理、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以及人力资本理论等相关理论的基础上,从就业规模、结构和质量三个方面系统阐释了数字经济发展对于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目标的影响机理。从就业规模来看,数字经济发展可以通过缩减劳动者就业规模的“替代效应”和增加劳动者就业规模的“补偿效应”影响高质量充分就业;从就业结构来看,数字经济发展可以通过影响就业的产业结构、技能结构和性别结构作用于高质量充分就业;从就业质量来看,数字经济发展能够通过提高劳动者的收入水平、工作满意度和就业能力推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实现,也可能通过引发劳动者权益保障缺位和增加结构性失业风险阻碍高质量充分就业的实现。因此,必须充分发挥数字经济发展在推动就业规模扩大、就业结构优化和就业质量提升方面的积极作用,不断开辟新兴就业市场,有计划地提升劳动者数字技能和女性劳动者数字素养,并在营造适应高质量就业发展经济环境的同时,系统完善相应的技术支撑和制度保障,从而切实推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目标的实现。

“双碳”目标下绿色发展的就业效应——基于中国30个省(区、市)的实证分析

“双碳”目标下,如何既推动绿色发展又增加就业,是需要研究的重要问题。基于2007-2021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分析绿色发展水平与就业规模的时空演变趋势,运用面板双向固定效应、中介效应、门槛效应模型,深入探讨绿色发展对就业规模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我国绿色发展水平和就业规模均呈现出由东部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地区延伸的空间结构;绿色发展对就业规模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绿色发展对就业规模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对东部地区和以第三产业为主的地区就业规模促进作用更为显著;绿色发展通过产业结构升级能够进一步促进就业规模的扩大。因此,要健全绿色低碳转型政策体系,采取动态化、差异化的绿色发展战略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同时通过提升劳动力技能缓解劳动力市场的错配问题,有效发挥产业结构升级促进就业规模扩大的作用,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数字经济的就业效应:创造还是替代?——来自微观企业的模型与实证

数字经济带来了大规模的社会性、系统性变革,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同时,也会深刻冲击现有的就业格局。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基于2011—2020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数据,使用高维固定效应模型探讨数字经济对就业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整体上扩大了就业规模,原因在于数字经济在核心及相关行业中的就业创造效应大于其在弱关联行业中的就业替代效应。机制分析表明,在核心及相关行业中,数字经济通过要素配置、岗位价值和劳动生产率三条路径正向影响就业规模;在弱关联行业中,数字经济发展带来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和资本投入提升产生了就业挤出效应,并且数字经济发展也没有提升岗位价值。因此,政府在充分激活数字经济就业创造效应的同时,应兼顾防范化解数字经济的就业替代风险,根据行业特点制定不同的数字经济发展政策,尤其加强对数字经济弱关联行业的就业支持。

社会保险缴费对企业就业变动的影响

以中国2007—2022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分析了社会保险缴费对企业就业变动的影响,结果显示:社会保险缴费的增加会抑制企业劳动力就业增长,企业人均社会保险缴费每增加1%,会导致企业就业增长整体下降约9.35%。这一结果在处理内生性问题、更换衡量指标及估计样本后依然稳健。机制分析结果表明,企业社会保险缴费增加会通过减少企业产出、使用资本替代劳动力、增加技术研发活动等渠道引致劳动力就业增长的下降。异质性分析发现,社会保险缴费对企业就业增长的负向影响在私营企业、中小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和成本转嫁能力弱企业中表现得更强。对此,应合理减轻企业社会保险缴费负担,适当降低社保法定缴费率以落实“就业优先”政策;应针对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进行扶持;应加强企业创新能力,推动企业转型升级。

技术技能人才返乡就业意愿研究——以中国高职大学生为例

为考察究竟是哪些因素决定了技术技能人才的返乡就业意愿,本文基于结构化理论构建了技术技能人才返乡就业意愿影响因素模型,借助29529名高职大学生的一手调查数据与最优尺度回归方法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其返乡就业意愿受到个体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家庭经济与文化禀赋、乡土情结、返乡就业政策及县域产业结构多元因素共同影响,其中,县域产业结构的影响最为关键。因此,引导技术技能人才返乡就业的决策着力点应放在持续推动县域产业升级、根据人才的个体资本特点与家庭禀赋状况配套落实相关返乡就业政策、发挥乡土情结的情感纽带作用等方面。

进口冲击、服务化与制造业的就业效应分析

国际贸易自由化使得诸多企业选择将产业转移至更低成本的国家或地区,这就意味着进口冲击会导致我国制造行业就业岗位的流失。通过理论逻辑的分析并通过实证检验证实制造业可以通过服务化有效地缓解进口冲击对我国制造业就业岗位造成的负面影响,实证检验证实了服务化的这种正向的调节作用,而且进口冲击造成的就业效应以及服务化的缓解作用都主要体现在重工业部门中,进一步的分析也表明不同业务类型的服务化在这其中的作用存在显著的异质性。制造业在面对进口冲击时,行业内的劳动力需求以及供给会受到影响,研究其作用机理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制造业服务化在这其中的调节性作用。

人工智能对劳动力就业的影响——基于空间溢出的视角

当前,人工智能技术的理论和应用飞速发展,逐渐成为新一轮科技进步和产业变革的核心力量,对人类的生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从空间溢出的视角,建立三种空间权重矩阵,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研究中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2010—2019年间人工智能发展对我国就业规模和就业结构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我国的劳动力就业和人工智能发展具有空间自相关的特征;人工智能发展对我国就业规模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和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人工智能对我国就业结构的影响呈现出向“高级化”方向发展的促进效应和向“两极化”方向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

数字经济对我国就业规模的影响研究——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就业作为最大、最基本的民生,一直是国家发展的优先战略目标,而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对就业产生重要影响。为进一步明晰数字经济对就业规模的净影响,通过建立省际面板数据进行经验分析,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对我国的就业规模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且主要是通过提高地区生产总值与优化产业结构等路径来实现。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对就业规模的促进作用最为显著,西部省份主要通过产业结构升级实现就业规模扩张,而中部省份的这一积极影响则主要体现在直接效应上。因此建议从健全制度体系、加强基础建设、提高数字技能、缩小数字鸿沟等方面加以完善,以进一步推动数字经济的健康发展,充分发挥其促进就业规模的积极作用。

数字经济发展对我国就业规模的影响效应研究

文章基于数字经济影响我国就业规模的理论分析,利用我国2002-2021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发展与我国就业规模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在短期内对就业规模具有正向影响,但长期来看存在着较为稳定的负面影响。当前我国数字经济发展与稳就业能够协同推进,但为了延长数字经济对就业规模正向影响的时间,公共政策应注重推动数字经济发展,创新数字经济人才培养,完善数字化基础设施,完善数字经济相关领域就业政策体系,打造运转效率更高的劳动力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