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源地保护区农村生活环境治理效果评价分析——基于农户收入异质性视角

基于福建省南平市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周边农村427户农民的实地调研数据,通过有序Probit回归模型分析不同收入水平农户改善生活环境愿望的强烈程度、环境偏好及其影响因素差异,为更有效地开展水源地保护区环境保护和治理工作提供依据。调查表明,村庄到县城的距离是影响不同收入层次农户对农村环境治理效果评价的共同因素。村庄类型、劳动力数量、耕地面积、年龄、政策支持、环境政策执行评价、村委组织动员评价、农村环境治理参与的重要性以及参与方式对部分收入组别的农户评价产生了不同程度的显著影响。据此,提出应强化基层政府在农村环境治理中的承上启下功能,构建开放、参与和合作的农村环境多元社会共治格局,并建立以农户需求为依据的农村环境治理供给机制等政策建议。

上海市人户分离状况的空间特征分析——基于“六普”数据

"六普"数据显示,近几年上海市人户分离状况呈现出新的空间特征,主要表现在:人户分离人口的规模和迁移率在空间分布上呈现出严重的不均衡;大部分区县人户分离人口的来源地及迁居目的地集中化程度高,具有"近邻优先"的特点;逐步形成由中心城区县流向近郊区区县和中心城区县之间相互流动的两大迁移圈;中心城核心区、边缘区、近郊区、远郊区等四大区域之间的人户分离人口流动呈现出三大迁居主流。本文在总结这些空间特征的同时,就如何解决上海市人户分离问题提出了几点建议,以期上海市内户籍人口的迁移能科学健康有序进行。

山上山下职工家庭收入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黑龙江省重点国有林区的调查数据

利用重点国有林区民生监测的调查数据,运用OLS回归模型对黑龙江省国有林区的607个样本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表明:重点国有林区职工家庭收入低于城镇但高于农村。其工资性收入低于全国和黑龙江省的城镇;家庭经营收入低于全国和黑龙江省的农村。山上职工家庭人均收入高于山下职工家庭。山上职工家庭收入以工资性收入和家庭经营收入为主,而山下职工家庭收入以工资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为主。家庭劳动力数量对山上职工家庭收入有显著影响,而家庭非劳动力数量对山下职工家庭收入有显著影响。山上职工家庭利用管护经营的林地从事林下种养殖和林下采集等林下经济活动,对其家庭收入有所贡献。山上和山下职工家庭的收入并不因其家庭所在林业局的管理机构以及提供的扶持政策等而受影响。

北京市人户分离人口状况分析及户籍制度改革的设想

利用北京市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分析北京市以及以北京市区县为单位的人户分离人口的状况,从中找出北京市外来人口的分布规律,寻求北京市人户分离人口的分布规律,找出存在的问题,并从户籍改革的角度提出解决北京市人户分离问题的建议。讨论的人户分离人口包括:户口在外地而调查登记时在本地(即本乡镇街道)的人,以及户口在本地,调查登记时在外地的人。

大城市户籍人口人户分离的特点与成因--基于广州市越秀区X街道、天河区Y街道的调查和分析

由市内人口"人户分离"而造成的对实有人口管理的影响给我国大城市人口管理带来相当不便。通过对广州市市内人口"人户分离"的实际调查和分析,探讨了解决我国大城市市内人口"人户分离"问题的对策。

河南省农村留守妇女艾滋病相关知识现状调查

目的了解农村留守妇女艾滋病相关知识、态度及防范意识现状,为制定农村艾滋病健康教育和行为干预提供依据。方法采用随机整群抽样方式,在河南省外出打工比较集中的商城和固始2个县抽取20～50岁的留守妇女600人进行问卷调查。结果农村留守妇女对艾滋病3大传播途径认知率达63.2%;对艾滋病非传播途径的认知错误率较高:如蚊虫叮咬、握手和共用餐具与艾滋病相关性的错误率分别为88.7%、80.2%和79.4%;被调查者中78.3%的人对艾滋病患者具有歧视与恐惧心理,76.7%的人表示假如丈夫是艾滋病病毒携带者也会答应不使用安全套。结论农村留守妇女是潜在艾滋病病毒感染的高危险人群,有必要针对性地开展艾滋病健康教育及干预工作。

影响安徽省城乡居民住宅发展因素的分析

选用安徽省1981～2000年相关统计数据为样本,建立了城镇和农村居民人均住宅面积的多元回归方程,得出影响城乡居民住宅发展的原因,并据此对安徽省房地产市场的发展提出了建议。

农村“老漂族”的异地养老困境及应对策略探析

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村年轻人进入城市发展并在城市安家落户,他们的父母为了与子女团聚或照顾孙辈,从农村来到子女所在的城市生活,这样一群以代际支持为主要目的的老年人被称为“老漂族”。“老漂族”进入城市之后,在养老方面陷入了极大的困境,主要表现为经济供养水平低、生活照料资源少、精神慰藉遭忽视、医疗保障不健全。这些困境的形成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主要包括老年人自我身心衰退、家庭重心下移、社会接纳不足、国家福利限制。因此,农村“老漂族”异地养老困境的解决,有赖于从个人自我调节、家庭代际互融、社会帮扶接纳和国家政策完善四个方面综合发力。

成都市老年人居住模式的社会文化因素分析

运用判别分析和二元logistic回归的方法,对影响成都市老年人居住模式的社会文化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愿意跟子女一起居住、帮子女带小孩、与子女工作地的距离近、习惯了合居生活、子女是独生子女、亲戚朋友都在附近、喜欢大家庭的热闹这些因素对代际合居(与成年子女一起居住)具有正向影响;自己或配偶承担所有生活费用、年龄比较高、与子女生活习惯差别大和觉得养老机构可以减轻子女负担的老年人会考虑养老机构居住;配偶健在、自己或配偶拥有房屋产权、自己或配偶承担所有生活费用、文化程度比较高、喜欢私人空间、亲戚朋友都在附近这些因素对代际分居(仅与配偶居住)具有正向显著影响.

粮食主产区农民家庭生活消费增长的限制因素及对策——以黑龙江省为例

论述了促进粮食主产区农民家庭生活消费增长的重要意义:是新农村建设的必然归宿;是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内在动力;是粮食生产稳定发展的重要保证。分析了粮食主产区农民家庭生活消费增长的限制因素,主要是:农民家庭纯收入绝对量低,持续增加难度大,生产消费支出逐年上升,养老、医疗、教育等支出负担沉重,不良消费观念和消费习惯短期难以改变等。提出了通过国家财政倾斜,粮食生产适度规模化和产业化,提升农户特别是劳动力素质等促进农民家庭生活消费较快增长的对策建议。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困境与出路——基于山西省A村的调查研究

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解决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远高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问题的必然要求。基于山西省A村的调查研究,发现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中面临着农业转移人口就业情况不理想、居住状况较差、社保参保率低、政治参与积极性不高、子女的公平受教育权受限以及维权途径狭窄等困境。因此,应当以公共服务均等化为导向,以就业、住房、社保、政治参与、子女教育和权利维护六方面为抓手,逐步走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困境。

健康住宅中的厨房餐厅设计

目前健康住宅已受到人们的关注,而厨房、餐厅设计是健康住宅中的重要内容之一。建筑设计中厨房、餐厅在平面中的位置关系、操作台布置、门窗位置和尺寸以及建筑材料的选用应考虑洁污分开、生熟分开、和室内环境质量等以满足人们身心健康的需要。

合理面宽与跃层住宅——“节能省地型”砌体结构高品质住宅设计浅析

文章通过对建筑层分档、合理面宽分析,说明节能省地之简便方法,并依据相关规范,列举现实存在的与高品质住宅有关的不利因素及少数住宅设计中大面宽低层高存在的隐患。为了使之既节能省地、又满足动静分区功能要求,将楼层理想值、合理面宽与跃层住宅相融合进行探讨。

户籍制度改革的经济学分析及路径探索

户籍制度关系到公民个人的基本权利以及劳动力资源的有效配置。中国城乡分隔的户籍制度是农村剩余劳动力不能及时转移到城镇从而造成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下的重要原因。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在进行户籍制度改革,但进展并不顺利,这与人们的一些认识误区有关。为此,本研究对户籍制度改革进行经济学分析,进而对改革路径进行探索。研究认为:城镇化是基于利益的驱动,户籍制度并不是限制城镇规模有效的政策工具;农民工进城会在城镇劳动市场创造对自己的需求从而实现充分就业,是为劳动力市场萨伊定律;户籍制度改革的关键是实现一个人所作贡献所在地与接受公共服务所在地的统一,本质上体现了地方政府接受纳税与提供公共服务的统一;户籍制度改革必须由中央政府主导并将户籍制度法律化。

我国小康社会生活救助标准研究——日本水准均衡方式的借鉴

目前国际上常用的社会平均收入中位数法制定的生活救助标准,难以适用于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差距过大的国家和地区,而日本用水准均衡方式制定的生活救助标准,具有与中低收入家庭生活消费水平挂钩、反映地区之间居民生活消费水平差异以及年龄、家庭规模、家庭类型对消费影响之优点,其构成要素的加算与收入扣除标准,能够满足特殊群体的个性化需要。本文对日本生活救助标准进行了解析,借鉴其设计思路与方法,提出了我国生活救助统一标准制定中各民族生活消费习惯不同、地区之间及城乡之间消费水平差异过大、特殊群体的个性化需要得不到满足、标准制定权如何收归中央等难题的解决对策,以便为我国小康社会以克服相对贫困为目标的生活救助标准制定提供一个新思路。

村庄经济发展水平对村民参与“人畜分离”项目的影响——西藏中部年楚河流域三村的案例分析

西藏年楚河流域农村在推进乡村环境整治行动“人畜分离”项目时,要求实施家畜集中养殖,提倡开展畜牧业合作。对此,不同村庄村民的参与态度出现分化。文章通过对3个典型村庄的案例分析,认为村民态度受到3个问题的影响:第一,人畜分离养殖,是否会因为劳动力成本上扬而导致不经济问题;第二,合作养殖,是否会因为经营不善而出现亏损问题;第三,发展替代性产业,是否足以弥补合作养殖可能造成的亏损问题,这些问题实质上与畜牧业在家庭经济结构中的比重相关。为解决上述问题,顺利推进国家政策实施,文章提出了发展乡村经济,改善经济结构;切实提升合作社赢利能力,增强村民参加合作社意愿;发展村庄多种经营,解决非核心劳动力转移就业;坚持因村施策,项目推进宜保持适度的灵活性等建议。

不在一起的共同生活:中国农村留守儿童的家庭教养机制

家庭及其生活秩序是留守儿童成长的基础环境。当前的“留守”研究中,多从群体视角出发,且多持结构论预设及少量的能动性假说。本研究试图回归“家庭”视角,提出“不在一起的共同生活”这一分析性概念。二元社会结构下,一种制度性乡城拆分型家庭已占据庞大规模。“出门”,是农村留守家庭的大事。“为了这个家”“依靠这个家”是拆分型家庭生活的决策动机和基础。在家户制度传统、包括手机在内的全球化技术、信任与思念效应组成的“制度+技术+人心”三大条件的合力下,分隔两地甚至多地的留守家庭成员能动性地克服时空分离之痛,往往通过汇款、礼物、电话、大事协商、假期往返等方式,客观地维系着亲密共同体的生活,进而实现儿童养育功能。“不在一起的共同生活”这一概念有利于理解处境不利家庭的社会行为,但这一生活规则的辩证法揭示,时空距离也可能增加彼此的异质性,从而导致共同体破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