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w Revised to Battle Sexual Harassment

As if a special gift for the 10th anniversary of the United Nations Fourth World Conference on Women, convened in Beijing in 1995,China revised its 13-year-old Law on the Protection of Women＇s Rights＇ and Inter ests on August 28, 2005, to further guarantee gender equality in the country.

数字化转型、信息透明度与权益资本成本

本研究基于2009年至2021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实证分析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权益资本成本的影响。通过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降低权益资本成本。进一步分析发现,信息透明度在企业数字化转型与权益资本成本之间起部分中介效应。通过研究数字化转型与权益资本成本的作用机制,为企业治理与合理配置资源提供借鉴。

商业贿赂犯罪的成因思辨及规制研究

行贿犯罪和受贿犯罪是对向犯,不具有完全对应的一致关系,就商业贿赂而言,是包含行贿和受贿的双向不正当竞争行为。商业贿赂在双方交往关系、往来财物数量、是否依据职务请托、是否利用职务便利谋取利益等方面有别于馈赠,界定商业贿赂行为及其犯罪概念具有现实意义。复杂隐蔽的手段为商业贿赂披上“合法外衣”,从主体、客体分析商业贿赂犯罪构成,明确其内容包括财产性利益(如动产、不动产、有价证券等财物或者期权、债权等)和非财产性利益(如性贿赂),从多维视角分析其具有侵害行业竞争的合法权益、影响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扰乱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的社会危害表现。有关部门应从完善刑罚配置、增设刑罚种类;严格规范执法、敦促企业合规;拓宽贿赂边界、完善刑事法网;主观证明推定、降低司法成本等方面对商业贿赂犯罪进行有效规制。

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中的刑法拟制问题研究

在我国法律体系中,法律拟制本质上属于法律类推,两者分别侧重于立法和司法。司法解释中的拟制规范也属于法律拟制,刑法拟制规范包括立法拟制和司法拟制两种类型,后者并不违背罪刑法定原则,应予以肯定。我国有关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立法和司法解释包含着拟制规范和注意规范,应注意将两者加以区分。刑法拟制是类型思维的具体表现,拟制构成要件与基本构成要件之间具有相当性和均衡性。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拟制构成类型主要包括三种:一是未成年人性自主决定与性健康保护法益的拟制类型,如性自主决定年龄阶段的设定、性侵害行为人主观“明知”的认定、未成年人性健康法益的分层保护等问题;二是负有照护职责人员性侵害犯罪的拟制构成,如受照护未成年人性自主决定的拟制保护、负有照护职责人员性侵害行为的拟制规范;三是强制猥亵他人、猥亵儿童犯罪的拟制构成,通过认识和把握对猥亵犯罪所侵害法益的拟制规范,可以将猥亵、强奸等相关罪名加以区别。新的司法解释明确规定了强奸、猥亵等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从重或加重处罚情节,包括奸淫幼女适用“较重的从重处罚幅度”的情形、强奸未成年人、奸淫幼女“情节恶劣”“在公共场所当众”性侵害未成年人的加重情节,都涵摄着刑法拟制规范,应在司法适用中针对其中拟制不当的情况加以限制。

我国高校师生恋的法律规制路径选择

高校师生之间权力、地位的差异使得学生难以对师生恋作出有效承诺。师生恋的存在容易使教师滥用权力、偏袒与其有恋情的学生,对其他学生形成潜在不公,同时给学习环境、学校荣誉等带来负面影响,且师生恋与性骚扰的界限模糊使得师生恋极易转化为性骚扰。美国高校对师生恋规制的不同模式对我国高校规制路径的探索具有启发意义。我国对师生恋的法律规制路径选择应将重点放在高校自治范围内的规制,高校应当在校规中明确禁止存在教学管理、学业指导或考核评价等利益关系的教师与学生之间有师生恋,对不存在此类关系的师生恋高校则应持强烈不鼓励的立场。同时也应对规制师生恋的具体范围、责任主体、事前预防、事后处理和程序设计等具体方面作出完善规定。

用人单位防治性骚扰的劳动法责任——兼评《妇女权益保障法》第25条、第80条

继《民法典》明文规定禁止性骚扰条款之后,新修订的《妇女权益保障法》第25条、第80条针对职场性骚扰防治做出了详细规定,但是用人单位防治性骚扰的劳动法责任制度构建仍然存在明显不足,用人单位防治性骚扰法律责任的可诉性不强亦是其印证。我国《劳动法》应当将用人单位的性骚扰防治义务定位为劳动基准,进一步界定用人单位防治性骚扰的保护对象、保护类型、处置措施等;根据防治义务的公法属性,应当规定用人单位未尽防治义务的劳动行政法律责任;根据防治义务的私法效果,应当将劳动合同相关制度与性骚扰防治相衔接,使得性骚扰事由能够适用于当事人行使劳动合同法定解除权、同时履行抗辩权、损害赔偿请求权等情形,便利当事人在劳动争议中维权。

“禁止性骚扰”法律成本的性别分配——新修《妇女权益保障法》的法律经济学分析

新修《妇女权益保障法》明确规定“禁止性骚扰”,无疑是一个历史的进步。但由于法律要件不完全,其它法律法规不配套,产生了法律制度供给的局部不足,立法仅具倡导意义,很难实现法律的预期效益。不仅如此,性骚扰人身权属性的立法设计,在事实上可能产生雇主和其他责任主体的缺位,而仅靠受害妇女投诉禁止性骚扰,在法律文化和程序障碍共存的情况下,等于将救济成本和诉讼风险同时分配给可能是潜在受害人的女性,这可能导致权利的义务化逆转,造成新的法律成本分配的性别不平等。

刍议中国同性恋的立法

同性恋是一种独特的文化行为,是一种不为社会上大多数人所接受的游离于主流文化之外的亚文化现象。为同性恋人群立法,从法律上关注弱势人群,同时又用立法约束同性恋者,具有重要意义。建议从以下四方面制定立法措施:(1)明确同性恋者享有人格不受歧视权;(2)明确同性恋者享有个人隐私权;(3)明确界定同性恋者的违法行为;(4)明确同性婚姻的法律地位。

美国性骚扰法律制度及其借鉴意义

性骚扰是不受欢迎的带有性色彩的言行,是一种非法的性歧视。依美国判例,性骚扰不必源于性的目的,其内容不必是直接的表示;同时,性骚扰行为者在主观上应当是有过错的,受害者在主观上须为不欢迎骚扰行为。构成可诉的性骚扰行为其损害后果须达到严重的程度。依美国最新判例,同性之间也可以构成性骚扰;雇主对员工中的上级职员的性骚扰行为承担民事责任。美国的性骚扰法律制度对我国的立法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如公法上的规定并不排除私法的适用,性骚扰的含义应当包含性别歧视,雇主责任应当在立法上得以确立,立法者应当在道德规范和法律规范中寻找平衡点。

从风俗到法益——性刑法的惩罚边界

性刑法最初是为了保护性风俗而存在,这种风俗肯定女性附属于男性的财产地位,将性限制于婚姻家庭之内。随着女性地位的提高,性刑法开始从风俗刑法中走出。在现代社会,如果性风俗不能转化为一种具体的法益,那么它就不能作为惩罚的依据。现行刑法缺乏对滥用信任地位的性侵犯罪的规定,法益保护不足,而有关聚众淫乱罪的规定,则带有风俗刑法的残余,应该进行必要的限制,以免惩罚过度。

构建我国的反性骚扰法律体系

目前中国的性骚扰问题较为严重,但却没有专门的法律来规范性骚扰行为。我国应当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验,制定专门的反性骚扰法,对性骚扰进行界定,理顺性骚扰中的法律关系并设立专门的机构来执行反性骚扰法。

美国女性主义法学及其启示

女性主义法学以其独特的方法论剖析法律问题,提出女性问题方法、女性主义实际推论方法、提高觉悟方法以及用社会性别视角观察历史、文化、社会现象,从而展现出与以往法学理论研究的不同进路。女性主义法学是一种对女性及性别进行全方位认识的法学流派。其"硬核"已经并非单纯要求女性在婚姻、家庭、劳动就业和社会福利保障等方面享有与男性同样的权利,它更要求在分配和界定上述权利的过程中,乃至在以法律为核心的整个现代法治结构中加入女性的视角和女性的生存体验与思维方式,要求立法中的社会性别意识,从而使两性关系、婚姻、家庭乃至社会健康协调地发展。

万宁“开房案”背后我国性教育和性法律相关思考

2013年6月20日,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将陈在鹏和冯小松以强奸罪定罪,至此,备受关注的万宁"开房案"终于有了结果。然而此案背后,更多的是我国儿童性教育的缺失和儿童性法律的不完善。本文分析了案件背后我国性教育的缺失,对比了国内外性教育状况,讨论了如何提高儿童的自我保护意识,分析了儿童性法律,并就教育观和传媒等方面表述了一些看法。

中国当代性法律批判

当今世界,各国都在探索改革有关性的法律的途径。在沃芬顿报告的影响下,许多性行为在世界上许多国家和社会中实现了非罪化。这一法律改革的最高境界就是福柯所反复论述过的:任何形式的性行为都不应当受到任何法律的惩罚。性立法不应依据道德的要求,而应依据当事人行为的社会后果及法律处罚对当事人所造成的后果。强奸和对儿童的性侵犯可以视同于伤害罪加以惩处。性或者属于道德的范畴,或者属于人们可以自由选择的生活方式的范畴。而法律不应当干涉道德范畴之内的事,更无权干涉人们自由选择的生活方式。

法律与习俗之间的性别因素——从性暴力个案看妇女权利的法律保障

本文以一个性暴力个案为例来探讨妇女权利的法律保障问题。对一起性质恶劣的强奸案,检察院最终做了不起诉的决定,受害人没有得到法律援助。这个结果是各方共同促成的,受害人不愿公开强奸事实,施暴者说是恋爱,办案人员也不愿多追究,于是以“恋爱纠纷”的界定告终。本文希望通过对这个案例的分析,使借助私人关系而“消失”的案件重新为人们所见,并揭示案件“消失”的运作机制。通过对案件的分析,本文还进一步探讨了在现代法制建设过程中,妇女所遭遇问题的特殊性,及法律与习俗/身份与契约的矛盾和互动,并对解决的途径进行了初步的讨论。

美国学校体育性别歧视的司法规制探析

在美国,由政府资助的学校所开展的体育运动禁止性别歧视,主要法律依据是1972年《教育法修正案》第9章。法院在处理相关案件时将所涉体育项目区分为身体对抗性运动和非身体对抗性运动。在一所公立学校,对于对抗性运动,学校只有男队或女队时,一般不允许异性参加。对于非对抗性运动,学校只有男队时,允许女性参加男队,只有女队,则一般不允许男性参加女队。同时有男女运动队时,男女运动员应该享受平等的机会和待遇。美国追求学校体育领域的性别平等,是在承认男女客观存在的生理差别基础上,摒弃基于生理差别特别是社会性别而形成的偏见,使得男女都享有平等的机会并最终达到实质上的平等。

论性的私法调整

私法对性保护的缺失导致对性权利保护的不足,性权利本质上是私权,私法应该对性权利加以调整并创设性人格权。性人格权由性自主权、生育权构成。创设了性人格权后,可以解决实践中许多问题如:婚内强奸问题、强奸后精神损害赔偿问题等。

论刑法的反向歧视

在道德论和对女性性义务苛求的观念之下,我国的刑法立法在强奸罪和强制猥亵妇女罪的条文背后潜藏着反向歧视。反向歧视意味着对女性私人领域的过度干预,并容易造成"二次伤害"。但是,反向歧视却被掩盖在刑法基本原则之下。只有归位对女性的社会道德评价并充分尊重女性的自身价值,才能从根本上克除刑法的反向歧视,以实现刑法构建的性别平等。

同性性行为相关问题公法适用的冲突及评价——以性自主权的平衡作为“同性强奸”立法的视角

在我国,由于法律规定的缺失,公权力对同性性行为相关问题的公法适用存有时空上的差异,并体现出一种冲突的状态。这种冲突让人感觉到面对同样的严重性侵犯行为,法律适用上却不平等。我们可以男女性自主权的平衡作为法理依据,在刑法或司法解释上作出一定的立法调整,以改变现实中"同性强奸""同性猥亵"等无法可依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