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甘宁边区模范治理实践路径探究--以黄克功案、肖玉璧案为例

陕甘宁边区被誉为“模范区”,全面体现在边区政治、经济、文化、廉政等方面。今以模范治理为路径,以轰动全国的黄克功和肖玉璧两案为例,从其蕴含的价值映照边区治理理念和主张,为中国式现代化治理提供一些启示。

司法档案中的婚姻纠纷与社会变迁--以陕甘宁边区陇东分区妇女为中心的考察

梳理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和陇东分区司法处的相关档案可以发现,随着边区各项事业的稳步推进,因包办买卖婚姻问题而引发的诉讼纠纷日趋增多。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纠纷中有很大一部分比例是由妇女提出的。一向逆来顺受的中国妇女敢说“不”,无论如何都是历史上的巨大进步,既昭示着民众法律意识的普遍增强,也体现出社会经济关系的微妙变化,是社会进步的表现,并为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完善婚姻法律制度创造了条件。

论陕甘宁边区司法工作中的群众路线--以庆阳顺风车案为例

发生在70年前的庆阳顺风车案,与现实生活中频发的"好意同乘"肇事案非常相似。在缺乏可资援引的既有法律条文规定的情况下,边区法律工作者坚持司法工作中的群众路线,做了大量的调查讯问和调解工作,妥善调解了原被告之间的纠纷。本案颇显复杂的调解过程,再现了"马锡五审判方式"坚持群众观点的思想精华,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坚持群众路线、坚持实事求是的司法原则。坚持这种司法原则,有助于我们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推进法治中国建设。

社会和谐：改革开放纵深发展的量尺--以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建设为例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是抗日民主和新民主主义的模范区,是一个充满生机与希望的地区。为了促进边区社会的和谐发展,党和政府平衡各阶层利益间的关系,建立新民主主义的人际关系,促进经济建设、社会进步与环境保护的协同发展,追求男女平等,促进区域间和民族间平衡发展。这些举措为我国改革开放向纵深发展和当前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提供了历史坐标,启发我们要从一种系统的、整体的、人本的和各有侧重的视角去研究和设计我国社会的未来发展框架。

共产国际援款如何运抵延安--中共接收80万美钞援助的一个例证分析

获得共产国际的经济援助,是中共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解决财政经济困难的重要途径。中共中央入陕之前的援款,主要是通过专人随身携带和汇款转交的方式接收。落脚陕北后,曾经的接收渠道由于周期较长效率低下,无法应对紧急需求,中共便利用天津、上海等地发达的交通网络和便利的金融枢纽,依靠地下秘密交通多渠道接收援款。为保证援款安全迅捷运抵延安,中共选派秘密工作经验丰富、业务工作熟稔的得力人员接收援款。经过周密部署妥善安排,将一部分援款送抵延安,同时利用各地的贸易联络购买一些紧缺物资运往延安,缓解了延安物资紧缺的境况。不过依赖外援只是中共在特定时空下解决财政危机的一个举措,随着中共在根据地的不断发展壮大,经济建设的不断加强,摆脱依赖、独立自主则是解决经济窘迫的根本途径。

陕甘宁边区图书馆事业述略--基于《新中华报》《解放日报》的考察

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图书馆事业得到极大发展,不仅建立了公共图书馆,而且还建立了专业图书馆、农民图书馆、儿童图书馆和流通图书馆等。图书馆建立时,曾收到各方捐款捐书,毛泽东也曾多次捐资赞助。图书馆设理事会、馆长、主任等,并成立了图书馆协会,其业务部门有图书室、阅览室、资料室等。图书馆运用图书学的科学方法进行管理,图书流通量较大、范围较广,通过募捐活动得到补充,读者数量日益扩大。图书馆热心社教,通过举办民众夜校、文化补习班等,为边区社会教育和文化事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但图书馆工作在客观上也存在一定的不足,并曾受到读者批评。总之,边区图书馆事业是中国图书馆事业史上辉煌的一页。

革命课程话语的诞生——论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的课程改革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的课程改革,创造性地建构了承载着红色文化的革命课程话语,其形成经历了全民族抗战的国防课程、提高质量的正规化课程、联系实际的本土化课程、转向文化知识的新型正规化课程四个历史阶段。革命课程话语的知识谱系与内涵集中地反映在政治、国文、历史三科之中,表现出贯穿唯物主义精神,促进语言文字大众化,以人民为社会历史的创造者等价值取向。革命课程话语的文化实践与价值意蕴体现在充分发挥育人价值,发扬人的主体自觉性;推动民族解放与独立,形成民族认同;造就民族国家共同体,并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承载红色文化,形成革命的优良传统,探索出了一条本土化的中国课程道路。

全面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乡村党员教育研究

全面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持续开展党员教育,以提高农民党员的思想认识与政治水平,引导广大乡村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和政治方向,围绕党的政治路线和中心工作,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为战胜日本帝国主义而奋斗。在中共中央、西北局(边区党委、边区中央局)领导下,边区乡村党员教育以西北局高干会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乡村党员教育中的教条主义、主观主义比较严重,教学方式以照本宣科为主,教育形式主要是流动训练班,教材内容艰深、枯燥无味。后一阶段,结合全党整风,较好地纠正了党员教育中存在的偏差,面向乡村党员干部的扫盲教育与政治教育取得显著效果,基本实现了巩固和发展党员的目标。

陕甘宁边区烈士褒扬工作的历史考察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通过制定烈士褒扬政策、建立褒扬机构和举办各种形式的纪念活动等方式,维护烈士权益、保障烈属生活,并通过宣扬烈士的光荣事迹和英烈精神,教育革命群众和革命队伍。这些工作不仅凝聚了人心,动员了社会力量,也激发了人们的爱国情感和革命意识,弘扬了民族道义,不仅是党和政府人道主义精神的体现,更是民族道义的彰显,在革命战争时期具有重要意义。

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消减农民贫困的政策路线探析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恶劣自然条件、封建势力残酷剥削、愚昧落后思想、严重社会问题及战争等综合因素作用下,陕甘宁地区农民愈发贫困,由此造成了农民生存危机、增加了政府治理难度、影响了抗战。为了改善民众生活,最大程度减少农民贫困,党中央及边区政府主要通过制定支撑性的农业政策和建立兜底性的社会救济政策,从而提高了陕甘宁边区农民的生活水平。延安时期独具特色的贫困治理政策路线,对当前防止返贫与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具有现实意义。

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的灾民安置工作述论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发生自然灾害后,中国共产党积极应对,采取各种救济措施安置灾民。主要通过粮款救济、以工代赈、把灾民迁移到别处及给予额外抚恤的方式等,保障了灾民的生产生活。回顾中国共产党的这段救灾史,可总结出一些对现今仍有意义的经验和启示:物资供应的基础上不忽视心理、精神上的关怀;确保救灾钱物公正分发、合理使用;与其他部门形成救灾联合机制,并动员全社会力量参与到灾民安置工作;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指导灾民安置工作。

陕甘宁边区农业统一累进税的试行与成效

为应对皖南事变后愈加严峻的财政问题,陕甘宁边区创造性地提出了救国公粮的概念,但在实际征收中存在诸多问题,不同地区之间负担不平衡、不合理的现象时有出现。所以在1943年之后,陕甘宁边区学习晋察冀根据地的经验,逐渐以统一累进税代替救国公粮,实行更加完备的土地清丈、确定税负和民主评议,在兼顾效率与公平的基础上,使人民负担更加公平合理。另外,大规模的土地调查也促使中国共产党的行政力量深入到乡村基层,为实施大规模的民众动员打下了坚实基础。

陕甘宁边区师范教育的发展、历史价值和启示

1936年以前,陕甘宁地区师资匮乏,教育文化落后。边区政府成立后,大力兴办师范教育,成立、接收六所师范学校,明确教育方针,制定教育制度,健全机构、课程设置,加强领导和管理,极大地促进了当地教育事业的发展。边区师范教育的历史价值在于:培养师资力量,改变了当地落后的教育状况;培养了大批革命骨干,为革命战争和边区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注重实践探索,为我国师范教育的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其对当前教育事业发展的启示是:要始终重视教师质量的提高,健全教师专业发展机制,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构建以“学生为中心”的育人生态,创设高质量的教育环境;将学校教育与社会结合起来,重视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

穿梭于战火之中:转战陕北中担架队的组织动员和运行

解放战争时期的战勤工作是中共动员解放区群众为保障人民军队顺利作战,巩固解放区建设而进行的各种勤务工作。它是战时应运而生的一种支前方式,在中国共产党赢取解放战争胜利的过程中作出卓越贡献。中共中央转战陕北期间,通过建立健全多层次后勤保障体系,制定较为完备的支前动员办法,充分利用民力,组织了较为高效的随军担架队和常备担架队,克服诸多困难,完成军需物资的传送和伤病员的转运。在这一动态过程中,战勤工作还能随着战事发展和军民的实时反馈,不断纠正偏差,以更好地服务战争、保障战役。

全面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非党干部政策研究

全面抗战时期,为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促进陕甘宁边区建设以及边区干部队伍建设,中国共产党广泛吸收优秀非党人士进入边区政府与各事业机关任职,先后制定包含任人唯贤的选拔标准,保证非党干部的有职有权,设立非党干部管理机关,确立非党干部的待遇,开展非党干部的教育等方面政策。呈现出坚持严格选拔与大胆使用相结合,思想引导与制度管理相结合,灵活性与原则性相结合的鲜明特点。这些非党干部政策巩固了边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促进了边区的发展,加强了边区的干部队伍建设,提高了中国共产党的声望与地位。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农民教育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针对陕甘宁边区经济社会发展和广大农村文化落后的现状,紧扣党的中心工作和边区各项建设,开展了一系列农民教育活动,内容丰富多彩,形式灵活多样,赋予了农民教育全新的使命,拓展了农民教育的思路和内容,大大推动了边区农民整体素质的提升。农民教育各项措施的实施,不仅助推边区社会进步和民主政权建设,也对保障抗战胜利产生了积极影响,创造了战时农民教育的成功实践模板,为新中国成立后乃至当今的农民教育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借鉴和现实启迪。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植树造林工作及其历史经验

森林作为陆地生态系统的主体和重要资源,是人类生存发展的重要生态保障,在国家生态安全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中具有基础性、战略性地位和作用。提高森林覆盖率,不仅可以改善生态环境,而且可以产生持续、长久的生态效益,造福子孙万代。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植树造林工作,是在党中央和边区政府的领导下实施的一项具有战略眼光的重大举措。毛泽东等中央领导高度重视,统筹安排,亲自部署边区的植树造林工作,通过制定和实施植树造林计划、大力倡导植树造林运动、颁发植树造林政策法规、监督检查植树造林议案执行情况、构建完备的植树造林管理体系等一系列扎实有效的举措,使边区的植树造林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边区的植树造林工作不仅有效地改变了边区森林树木缺乏的自然面貌和恶劣的自然环境,而且打破了敌人对边区的经济封锁,克服了边区严重的经济困难,促进了边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尤其是农业的生产建设。边区植树造林工作的丰富实践,对我们坚持系统思维、治思维以及人民主体思维,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启示。

以文化教育助力乡村振兴——陕甘宁边区社会教育的当代意义

陕甘宁边区的社会教育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救国的历史背景下实施的政治动员和思想教育运动,也是通过文化教育促进边区乡村社会革新、推动乡村建设的重要举措。边区利用村规民约、乡村传统文化和多种教育组织的教育力量,将党的政治理念、执政措施、思想观念嵌入乡村社会,为新中国的成立奠定了深厚的社会基础。当代乡村振兴战略是陕甘宁边区乡村改造的继承和发展,总结边区政府社会教育的实践经验,对于当下以史为鉴、运用党的百年奋斗历史经验来推进乡村振兴与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扫盲与革命:陕甘宁边区的新文字运动

抗战时期,为了扫盲,中共在陕甘宁边区推行了新文字运动,而这个运动大部分是在农村地区。然而,新文字运动在陕甘宁边区遭遇了响应与抵制的双重境遇。一方面,新文字易学易用的特征契合了部分农村群众希冀快速实现“文化翻身”的夙愿,受到响应与支持;另一方面,在战时环境下,物质需求远比文化供给更能吸引边区群众,加之字母式的新文字完全迥异于作为民族文化载体的方块汉字,部分边区群众出现排斥学习的心理。对此,中共通过新文字与汉字并举、干部示范、多样化教育引导等方式进行了调适,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政党与群众的冲突。中共推行新文字的过程,彰显了自上而下动员群众与自下而上群众运动相结合的动员逻辑,实现了政党与农村社会的良性互动。

陕甘宁边区乡村社会治理的策略选择与实践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陕甘宁边区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的雏形,它的乡村社会治理策略具有其独有的特征。在社会治理力量有效性不足的历史情境下,面对边区严重的社会问题,中国共产党极力协调各种力量和要素进行乡村治理模式的转换和重建,一方面充分发挥基层核心领导下村民自治作用,激发乡村社会治理的内生力量;另一方面颁布实施一系列社会治理政策,为社会治理提供制度支持和制度保障;加之利用民间公约及习俗等,发挥德治力量,采取自治、法治和德治相互融合的策略,全面提升了边区乡村社会治理的效能,稳固了陕甘宁边区基层社会基础,使陕甘宁边区乡村治理顺利地实现了由原有的治理模式向新民主主义治理模式的转型。研究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乡村社会治理体系的策略选择及其实践,不仅对加强陕甘宁边区历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于推进当代我党现代基层社会治理制度也具有重要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