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陕商与关中饮食文化风尚的变迁

明代为了保障西部边关的供应,采取了“食盐开中”“棉布征实”“茶叶开中”等一系列政策,陕西商人因地理之便一跃而起,成为驰骋江淮的巨商富贾,三原、泾阳一带也成为新兴的经贸重镇。明末以来社会奢靡成风,陕西商人从江南把这种奢侈风气带回关中,客观上促进了关中饮食行业的发展和繁荣。明清是各大菜系成型的黄金时期,关中中心城市内在驱动力不足,陕商喜好消费不兴产置业的习俗等诸多因素,导致陕西饮食文化失去了再度复兴的难得机遇,值得深思。

清代中叶山陕、江宁商人在亳州的经营活动——以碑刻资料为中心的考察

亳州是清代中叶皖北、豫东的商业中心,河南粮豆,江浙绸缎、杂货等于此转输,药材也是其中一项重要商品。北关之外的涡河南北两岸是亳州的主要商业区,山陕、江宁、福建、江西等地商人均在此建有会馆。碑刻资料显示,乾隆年间汇聚亳州的山陕商人已达到三四百乃至七八百,绸布业是其主要经营行业,药材业占比不高。亳州江宁商帮的规模远不如山陕,总计不到百人;不过嘉道年间该会馆的收入大量用于添置资产,显示出较强的发展态势。江宁商人经营药材者相对较多,其次是杂货、纸张等行业。

近代康区陕商在汉藏互动与文化交流中的角色

自清代初期以来,陕商始终在康区汉藏贸易中占据重要地位。这不仅在于陕商善于把握商机,构建起层级式的商贸网络,扩大与藏区社会的商贸接触面,还在于陕商重视文化与社会交往在汉藏族际贸易中的作用,通过尊重、效仿藏民生活方式和频繁的社会接触与互动,推动贸易的顺利进行。在此过程中,陕商扮演着向康区传播汉文化与吸纳藏文化因素的双重角色,客观上推动了康区汉藏文化交融。

明清时期青海山陕会馆的创立及其市场化因素

通过分析明清时期山陕商人在青海的贸易活动,论述了明清以来山陕商人在青海进行会馆建设的基本情况,并进一步评述了这种经贸活动和会馆建设对保证山陕商人经贸事业的顺利开展,促进青海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经济因素发育所起到的积极作用。

明清陕晋商帮地位变迁探微

明代,陕晋商帮同时崛起并长期位居全国十大商帮前列,清代,晋商与徽商分执商界牛耳,形成"南徽北晋"格局,而陕商退居第三直至沦为商界末流角色。陕晋商帮的地位变更代表着他们实力的消长,立足于两大商帮的发展轨迹,分析出导致这种地位变迁的因素有四个方面:第一,晋商的合伙制为主经营管理模式优于陕商的家族经营管理模式。第二,晋商选拔培养人才环节胜过陕商,秦地重儒轻商与晋省重商经商不同社会风尚造成两地经商人才的落差。第三,陕商与官府关系疏远,晋商注重与官府的公关活动,晋商得以在不同时期保商权拓展商路。第四,陕晋商帮遭受的战乱破坏程度和时间上有差异。

试析川盐运道上西秦会馆(陕西庙)的分布及规模

川盐运道是中国西南地区非常重要的运输大通道,以陕西商人为主的各地商帮在其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通过实地考察、分析他们在运道上修建的西秦会馆等同乡会馆建筑的布局、体量、装饰等元素,探究陕商经营盐业的目的、经营的路线、经营的商品等。川盐运道不仅仅是川盐运输的大通道,也是各种物资双向流动的大通道,同时也是各种文化、技术交流的大通道。

明代陕西商人对扬州文化的影响

明代前期陕西商人充分利用地理优势与国家政策取得了在扬州的迅速发展,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陕西富豪,长时间定居扬州,不仅对扬州的经济繁荣,而且还对扬州文化的形成和发展,特别是儒学文化、休闲文化、以及社会风俗等方面的发展和繁荣,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明清时期陕西商人会馆的市场功能分析

明清陕西商人会馆是中国传统市场发展的产物.容纳了某些市场经济行将到来时市民社会的特征,这些特征导致会馆自身具有许多市场调节的功能与作用.文章从明清时期陕西商人会馆具有的市场化因素出发,具体分析了会馆自身所具有的市场功能.这些市场功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明清时期中国封建社会转型阶段商品经济发展的特点,也是现今人们在研究明清时期陕西商人会馆时所忽略的.

试论民国时期陕北地区羊毛贸易的兴衰

民国年间,羊毛贸易在陕北地区商业中占主导地位,它经历了从鼎盛到衰落的发展过程,其贸易方式与路线几经更迭,它们的兴衰变迁又与陕北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贸易性质、交通状况和战乱等因素有关。

近年来陕商研究论文的统计分析

以CNKI全文数据库为统计来源、以陕商为检索关键词,以1991—2011年中国期刊公开发表论文数据为基础,对主题论文年度分布、主题分布、来源期刊、高产作者、论文区域分布等进行了统计分析,探讨了关于陕商的研究论文发展趋势和制约因素,得出了需要扩大陕商课题的影响力和影响范围、运用新型研究方法研究陕商课题的结论。

徽、晋、陕三大商帮文化差异解析

在明清中国商界，徽、晋、陕三帮分别以“徽骆驼”、“晋算盘”、“陕棒槌”的形象而成为商界三大劲旅，他们在各自的经营中形成自己的特色，这可以从当时流传的三首不同的商谣里得到充分展现。分析这些商谣所蕴含的不同商业文化元素，对于我们了解徽、晋、陕三大商帮的区别，颇有裨益。

论明清陕西商人“硬制度”与“软约束”结合的管理模式

刚柔相济，宽严适当是管理学上的黄金规律，这一规律将制度刚性与运作理性和人性相结合，体现了管理的“本真”。而在明清时期，陕西商人在管理实践中摸索出“硬制度”与“软约束”结合的管理模式，并对这一模式存乎于心，运用自如，充分表现了中国传统商人的聪明才智，为我们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继承这些具有中国传统管理特色的历史遗产，对于发展社会主义的经营管理有历史和现实意义。

论明清陕西商人的精神构架

一方水土涵养一方人的精神风貌。陕西地处黄土高原，又是十三朝文明古都所在地，从而育化了明清陕西商人以“忠”为核心价值，以“道”为经营理念，以“勇”为行为特色的精神构架。这种精神构架支撑了陕西商人在明清中国商业史上创造了辉煌业绩，并成为今日发展陕西经济社会的强大精神动力。

馆藏善本探秘:明刊《三原焦吴里梁氏家乘》及清刊《三原梁氏旧谱》记载的一个陕西盐商家族发展史

本文从馆藏的两部家谱:明刊《三原焦吴里梁氏家乘》和清刊《三原梁氏旧谱》(复制本)中钩沉出一些史料,试图理清陕西盐业大贾三原梁氏的发家史和相关家世。

明清时期藏地的陕商研究

明清时期,"茶马互市"主要连接了陕西、四川和西藏,是内地农耕经济与边疆游牧经济交换联系的独特产物,在一定程度上"激活"了丝绸之路,并赋予了它新的生命力。陕商利用明初朝廷"食盐开中""茶马交易"政策,利用血缘、乡缘、地缘关系,最早筚路蓝缕地行进在陕甘、川藏茶马古道上,在藏地留下了耐人寻味的600年贸易史。由于康定特殊的地理、历史因素,陕商"炉客"从户县集聚,经历38道驿站、总行程3088里,前往康定从事经济贸易活动。因此,在康定"陕西街"设有陕商著名商号多家,比如户县"牛东帮"所开设"#泰和",属当时影响颇大、历时较久的商号之一,调研分析其经营过程中的"物资流通"与"利润分配"模式,从中可窥见近代陕商经营特征及存在价值。这段以陕西为出发点的南向经济史研究,将为明清"陕西与西藏的交往"提供更多历史依据,为当代陕商提供接力前行的基础,亦为"一带一路"背景下的陕藏省际跨域经济发展给以时代借鉴。

历史地理视角下明清陕、徽、晋三商比较——兼论陕商的没落

明清时期中国商品经济得到高度发展,在此背景下,中国商帮兴起并在商业历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在商帮发展的过程中徽商和晋商得到尤其突出的发展,而传统的陕西商帮则在发展中逐渐没落,被徽、晋二商远远超越。从三商兴起的地缘因、活动区域等方面存在的差异入手,力图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探究陕西商帮没落的原因,在此基础上思索当代陕西商人所应具有的时代观念和视野。

清代陕商金融业发展的经验及启示——基于《那年花开月正圆》的分析

《那年花开月正圆》中金融战的情节,描述了清朝末年陕西地区的经济发达情况及陕西钱商经营情况。清代陕商八大产业之一的钱商(金融业)经营,包括典当、钱庄、票号等"金融机构",掌握着当时中国西北及西南部分地区的金融流通,诚信经营、惠及乡邻、务实发展、防范风险是其经营的特点。对现代金融发展的启示主要为:金融回归服务实体本质、防范金融风险、加大对小微企业的金融扶持。

垣曲盆地曙猿文化产业发展研究——基于晋豫协同发展视角分析

中国作为历史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古国,历史悠久,文化资源丰富。新常态下,文化产业作为现代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打造新的经济增长极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垣曲盆地作为中国文明发源地,其厚重的历史文化,见证了中国从远古时期迈向现代文明,垣曲文化的相关研究梳理包含以下四个方面。首先,垣曲盆地曙猿化石的发现意义重大,推翻了人类起源于非洲的论断,赋予垣曲盆地厚重的历史文化资源;其次,结合历史资料和考古资料,对垣曲盆地文明演化进行深入系统的梳理,以充分挖掘其文化资源,并进一步丰富和推进中国文明史的研究,基于协同发展理论探索垣曲盆地文化产业发展的路径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再次,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一带一路”战略使得区域合作交流进入黄金发展期,对于文化产业也是一个大的发展机遇;最后,在“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通过深入研究垣曲盆地晋商古通道相关问题,对晋商贸易茶路的文物遗存进行调查,赋予古文明新的时代意义。垣曲盆地作为省际交界地区,探索其合作路径是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以晋豫两省协同发展为视角进行研究,意欲促进地区之间合作交流,实现文化产业协同发展。

明清时期工商会馆“庙、馆、市”合一新探——以山陕会馆为例

明清时期是中国市场经济的萌芽期,以这一时期各地的山陕会馆为例,探讨其工商会馆"庙——馆——市"的合一特征,充分反映了从16世纪以来中国存在市场经济萌芽,工商会馆已不是纯粹封建行会组织,而是"庙、馆、市"合一的商人自治团体和市场组织,是中国商人面对新的历史条件所进行的制度创新,充分显现着行会的旧质在逐渐蜕变,市场新质在不断聚积,它从一个侧面折射了明清时期中国社会转型初期的历史特点。

明清徽商与陕商之比较研究

明清时期在商品经济发展的情况下,全国范围内产生了包括陕商和徽商在内的十大商帮。在“开中法”的推动之下,陕商抓住契机,在盐业方面取得巨大成就,而由于成化年间推行的“折色法”,徽商也同样在两淮盐场一举崛起,雄踞一方。明清时期,一些陕西商人为了摆脱贫穷,不得已才走上了商业经营之路,这与徽州地区因为地少人多、为了获得生活所需才寄命于商略有相似之处。然而不同的是,徽商是将商业经营看作最终崇儒仕进的一个跳板,而陕商虽然也受到了儒家文化的熏陶,但同样也由于受到了毗邻晋商的影响,对儒术的推崇并不如徽商那样狂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