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黄帝内经》思想探讨张仲景眩证论治规律

明确《黄帝内经》与《伤寒杂病论》的传承关系,分析《黄帝内经》眩晕论治思想对张仲景的影响,梳理总结《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论述眩证的内容,从外邪致眩、痰饮致眩、因虚致眩等方面,探讨张仲景眩证论治规律,以期为临床辨治眩证提供参考。

从《神农本草经》探析《伤寒杂病论》中桂枝的用药特点

以《神农本草经》所载“味辛,温。主上气咳逆,结气喉痹,吐吸,利关节,补中益气”为基础,分析《伤寒杂病论》中桂枝的用药特点,认为桂枝在《伤寒杂病论》同一方中常表现为一药多用,组方精妙,仲景在《神农本草经》的基础上对桂枝的应用多有创新发挥。故在临床中使用桂枝宜兼顾其性味、功效及配伍,并结合实际情况灵活施治,切不可局限于一药治一证。

古代戏曲作品中的两种《三元记》

在中国古代戏曲中名为《三元记》的传世作品有两种,分别为明传奇《冯京三元记》与明传奇《商辂三元记》。《冯京三元记》是根据同名南戏而来,另有同题材的已佚传奇《四德记》,以富贾冯商屡行善举得善报为主要故事脉络;《商辂三元记》又名《断机记》,清代存有同题材杂剧《三元报》,以秦雪梅为未婚夫守节并苦心教商家遗腹子成才为主要情节。二剧名称相类,内容却迥异,但在民间都有一定的传播力和影响力。在明清时期盛行的诸多戏曲选本中都对二剧有所收录,同时二剧都带有浓厚的教化色彩,《冯京三元记》中的“阴德果报”和《商辂三元记》中的“贤母教子”都是古代戏曲中具有典型代表意义的教化主题。

论“六经中风”的证治特点

[目的]探究六经中风的证治特点,厘清六经中风理法方药特点,并补充相应的治疗方药。[方法]以张仲景著作为基础,搜集六经中风的条文,并以对比研究的方法,分析六经中风的证候,以此阐明病机,补充主治方剂。[结果]风邪具有阳热属性,三阳中风易治,三阴中风有必要待其阳气来复,治疗六经中风的方药选择需要兼顾辛凉清热之法,具体可以参考张仲景、叶天士、吴鞠通的诸辛凉方。太阳中风主治方为桂枝汤,阳明中风主治方为麻黄杏仁甘草石膏汤,少阳中风的主治方为小柴胡汤,太阴中风的主治方为桂枝人参汤,少阴中风主治方为麻黄附子细辛汤,厥阴中风主治方为麻黄升麻汤。[结论]厘清六经中风证候和病机特点,补充相应方药,有助于加强对风邪属性和六经中风证治的认识。其中,治疗三阳中风的经方与后世温病学家的辛凉解表方的比较研究,是探讨寒温统一的切入点,为探讨寒温统一提供了初步基础。

《伤寒论》论治失眠探析

中医经典名著《伤寒论》对失眠的论治至今仍有重要指导意义。基于失眠不同病因病机,《伤寒论》认为失眠的发生病位在心、病机关键为阳不入阴,治疗首当辨清阴阳之异,遵循平衡阴阳、调和营卫的原则,分别采用相应治法,并创制了多首治疗失眠的有效方。《伤寒论》中对失眠的论治,笔者从阴阳两方面对其进行总结,对失眠的临床诊疗进行探析,包括失眠的理论、治则治法、方证运用等。

《伤寒论》麻黄升麻汤之管见

麻黄升麻汤历代医家对其褒贬不一,就其组方规律及是否为仲景方等问题争论不休,笔者认为麻黄升麻汤当属仲景方无疑,今从注家认识、医理分析、临证应用三方面做一粗浅阐述,以期对研究仲景学说有所裨益。

“施今墨对药”“吕景山对穴”组方治疗失眠59例临床观察

目的研究"施今墨对药""吕景山对穴"组方治疗失眠的疗效。方法 118例门诊患者随机分为两组,其中对照组单纯采用方剂酸枣仁汤加减治疗,治疗组采用"施今墨对药""吕景山对穴"组方治疗。3个疗程后统计疗效。结果对照组治疗后总有效率为72.88%,睡眠时间为(5.17±0.20)h,治疗组总有效率为91.53%,睡眠时间为(6.72±0.15)h,两组患者治疗后疗效及睡眠时间经统计学分析,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施今墨对药""吕景山对穴"组方治疗失眠,疗效显著,且远期疗效较好。

论辽之京城体系

辽有五京之设。此五京的建立历时约一百年方始完备。该文通过对五京逐步建立的社会背景及其地理位置与四季捺钵地点关系的分析,指出这些京城形成了在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各有分工、各有侧重又相互联系的京城体系。同时也揭示了五京建立过程及五京体系中各京城相互关系的变化与辽之政治体制及社会经济发展进程的密切关系。

八卦卦象解六经

[目的]结合《易经》八卦的卦象对《伤寒论》"六经"体系进行解读与思考,为《伤寒论》"六经"体系的构建原理提供新的思维方式方法。[方法]通过对八卦卦象进行分析,并与《伤寒论》"六经"的气化状态进行对应,分析仲景的"六经"理论体系和组方原理。[结果]从八卦卦象的五行属性与"六经"气化的五行属性相结合的角度,系统形象地解释了"六经"的含义和部分有争议的《伤寒论》条文,使部分有争议的《伤寒论》条文从卦象的角度进行了直观的解读。[结论]八卦卦象可以很好地对应六经体系,从八卦卦象的角度解释"六经"及其条文的方法,使《伤寒论》的研究变得更加直观形象。

“商高定理”辨证

勾股定理在西方被称为"毕达哥拉斯定理"。相传它首先为古希腊数学家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约公元前560—前480年)所发现。本文研究《周髀算经》中商高与周公(姬旦,西周初年政治家,生活于公元前11、12世纪)关于勾股定理的一段对话,特别考证了汉语中"矩"字的由来与词义的变迁,从而提出了对《周髀算经》中这段经文的不同于前人的疏解。研究的结果证实:商高确实给出了勾股定理一个普遍而严谨的证明,而其年代比毕达哥拉斯早出大约600年。此外,本文还提供了从陕西地方志中新发现的有关商高生平记载的史料。以"商高"命名勾股定理,这不仅是中华民族的骄傲,更重要的是它确定了东方几何学开创的"原点"。

论姜子牙家族的事迹及其历史贡献——兼论渭水流域古陈仓与姜子牙家族的关系

姜子牙(吕尚)是商周时期的政治家和军事家,生于吕川(今山西霍县),迁居于古陈仓(今陕西宝鸡县井儿村)。他在遇西伯昌以前曾垂钓于古陈仓石番溪(今陕西宝鸡县南秦岭山麓伐鱼河谷地),石番溪遂成为3700年来人们仰慕的圣地,也是古今文人赋诗撰文的旅游胜地。他助周灭商后被武王封于营丘(今山东淄博市东北旧临淄),开创了继承周文化的齐国。其后裔子孙分布于齐、陈仓等地,形成吕、姜、尚、井、章、邱、丘、柴、高、卢、浦、骆及桓等姓家族,为中华古文化的形成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宝鸡县作为姜子牙的发迹与其后裔封国地,在历史与现实中享有重要地位。

中医理论创新与发展的基础和机遇

目的:探讨中医理论创新与发展的基础和机遇。方法:理论上的创新与突破往往导致实践活动的剧烈变革和进步,医学理论也不例外。回顾中医理论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创新是永恒的主题,并具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继承和发扬了中医学的优势和特色;二是以大量扎实的临床实践为基础;三是借助了当时先进的科技手段和思想方法;四是社会生存环境遭遇变革。结果与结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一定要遵循中医学自身发展规律,继续发扬中医学的优势和特色。重视临床实践,并充分利用现代科学理论和技术,使中医药在人类医疗保健事业中发挥更大作用。

《辅行诀》所载《汤液经法》考论——兼论早期道教文化对传统医学的影响

本文对《辅行诀》所载《汤液经法》的形成及其对传统医学的影响和贡献进行了考察。认为此《汤液经法》为出自东汉时期黄老道神仙方士之手的医学著作;其医学宗旨和重要内容在于服食补益和养生延年,体现了道家道教重生养生的思想,并对《伤寒杂病论》有着极为重大的影响。

“艳歌”新论

“艳歌 (艳诗 )”并非一个俨然色情诗似的恶谥 ,而是中国古代诗苑中的一个品类。它来源于楚地民歌“荆艳” ,本义是“词关闺闼”、事涉男女的诗作。

以《伤寒论》为纲探析麻黄汤新用

通过文献考证及对相关临床资料的搜集,探讨张仲景运用麻黄汤的方法、麻黄汤的适用范围及其对现今临床所具有的指导意义。麻黄汤的运用已远超表证范畴,在多种内外科杂病中也取得了良好疗效,其关键在于通过把握腠理闭塞的程度调整用量,从而实现发汗程度的不同,最终起到改善不同程度风寒郁闭的作用。

卜辞京、鸿地望与先秦齐鲁交通

今《合集》36567拼接有误,当依照董作宾、曾毅公之旧说重新调整。其中的"京"字旧隶定为"亳",似误。而卜辞所记商王行进地的先后顺序为商、京、鸿、彻。其中京地殆即山东平阴、肥城一带的京兹;鸿当读作"红",即《春秋经》昭公八年"蒐于红"之"红",在今山东泰安市东北;彻或在汶水与淄水的上游,也即山东原山附近。故商王行进的具体路线即是从今山东宁阳附近的鄣地出发,北上至京,进而东向到达泰安红地,又东北向至于彻,抵达淄水流域上游一带。此路线的钩稽,对商周齐鲁交通的研究或有裨益。

《伤寒杂病论》药物配伍规律的考证研究

文章对张仲景在《伤寒论》、《金匮要略》中的方剂用药从配伍规律角度进行了研究,总结出有8类:同类相须的配伍;一味合多药的配伍;药味化合的配伍;取性取用的配伍;寒热并用的配伍;补泻并用的配伍;异类相使的配伍;药随证变的配伍。并对各种配伍下的具体用法结合仲景方药进行了论述。

明代祁彪佳与文学女性

明代末年,士人尊崇才女,形成了社会风尚。在这一文化风气中,家中极富藏书、文化氛围浓郁的祁彪佳和文学女性的交往及文化生活有可研究之处。

《墨子·经说上》中“湿故”的考释——墨家法律逻辑的重构

在墨家法律逻辑重构中存在一些疑难之处,疑难的核心在于,《墨子》一书中关于墨家法令绎结程序的记载含有背离墨家理论系统之处,此即“湿故”概念。对《国语.周语》等涉及法令运用程序的典籍的考据显示,“湿故”是因“实故”之讹造成的衍乱。此讹误的辨析与清除使《墨子.经说上》包含的法律逻辑的系统性得以重现。

巧借艺人说唱,抒写兴亡之感——论民间说唱对孔尚任及其戏曲创作的影响

清初民间说唱艺术风行,受文人士大夫爱听说唱并且喜欢品评说唱艺人之风气的濡染,特别是受故里前辈贾凫西的影响,孔尚任不仅喜爱说唱艺术,而且喜欢赋诗撰文描述其耳闻目睹的民间说唱表演。在创作《桃花扇》时,孔尚任则自觉秉承了戏曲史上援引民间说唱入戏的创作传统,有意借用贾凫西的鼓词来开宗明义、卒章显志,并且让说唱艺人柳敬亭、苏昆生深度介入男女主人公的离合故事,一方面发挥牵引、聚合故事情节的纽带作用,另一方面展现其侠肝义胆与气节操守,以"愧天下之士大夫",从而写出了一部具有深邃历史意识与深厚人民情怀的经典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