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虚》《上林》二赋分篇问题考论

《子虚》《上林》二赋原为一篇,其本名是《上林赋》。“子虚赋”与“天子游猎赋”有时作其代称使用,但并非其正式名称。《文选》将二赋分篇、重新命名有双重考虑:一是削减单篇篇幅,满足分卷需要;二是突出各门主题与赋作的文采。《子虚赋》原稿的语言与今《子虚赋》类似,内容与今《上林赋》类似;佚失于东汉之后、南宋之前,其具体时间还有待进一步考证。

由齐、楚设喻论《子虚上林赋》的大一统主旨

司马迁评《子虚上林赋》“卒章归之节俭,因以风谏”,考司马相如此赋作于建元三年之前,其时及此前汉廷并无奢侈之虞,且与相如《难蜀父老》等文思想不合。从齐、楚设喻的角度,即从子虚、乌有先生、无是公所代表的实体楚国、齐国、汉廷论析,可知《子虚上林赋》主旨在“务明君臣之义,正诸侯之礼”。东方诸侯齐、楚臣服于西方天子,在文学层面上促成华夏民族统一精神的实现;天子“出德号,省刑罚……与天下为始”则把华夏民族的统一理想置于高远、坚实的文明基础之上。司马相如与董仲舒、公孙弘等共同促进了汉朝由黄老无为之治向“彬彬多文学之士”的文治政府的转变。

《子虚》《上林》赋的分篇及其学术意义

梁昭明太子萧统在编纂《文选》时,将《史记》《汉书》所载之《天子游猎赋》分为《子虚》《上林》两篇,后人多从之。自宋人王观国以来,不少学者认为《子虚》《上林》实为一篇赋,不宜加以割裂,所论不无道理。但从本质上讲,《子虚》《上林》赋的分篇是一种值得关注的文化现象,它不仅使赋题与内容的对应更为准确,而且有效地遏制了《天子游猎赋》在先唐时期异名繁多、指称混乱的局面,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古代的文学创作与学术研究从混沌走向精确、从含糊走向明晰的历史进程。《子虚》《上林》之名行用已久,自然不宜进行更改或抛弃。

从“太子读本”“诸侯读本”到“天子读本”——论《七发》《子虚赋》《上林赋》对刘彻的精神影响

刘彻"为太子闻乘名",一即位就"征乘",表明枚乘作品曾给刘彻带来特别的阅读体验。《七发》对楚太子宫闺生活的批判以及阐扬知性生活的主旨,显示出作为太子精神读本的意义。《子虚赋》为司马相如在梁府时所作,表达出劝诫藩王禁淫守职的时代要求,堪称为"率多骄淫失道"的诸侯精神读本。《上林赋》对天子校猎至壮的铺叙,对天子往而知返形象以及大一统文化中国形象的描画,诸如此类,堪称为"明天子之义"的天子精神读本。刘彻由太子时对《七发》的阅读到建元三年(前138年)前后对《子虚赋》《上林赋》的阅读,构成了由"太子读本"到"诸侯读本""天子读本"的阅读史。在初为天子的第一个六年中,刘彻遭受了以儒学建元的失败,但以不自觉方式拉开了以大赋建元的时代大幕。

《离骚》与《上林赋》浪漫主义创作手法之异同

作为中国文学史上颇具代表性的浪漫主义作品,《离骚》与《上林赋》都依照作者的主观意识的流淌进行创作,表现出超凡的想象力,深刻地传达了作者热烈奔放的爱国主义热情。但是,由于二者创作时代的不同以及文学的发展变化,《离骚》与《上林赋》的浪漫主义手法又有很大的不同。

论朝鲜文人的司马相如情结

司马相如及其作品在朝鲜时代广为流传,这与《史记》《汉书》《文选》的流行及中土文学观念的影响有关。朝鲜文人的司马相如情结表现在典故运用、评论、编选、拟代、故事叙写多个方面。与中土相比,朝鲜文人对相如其人、其作的认识或评价虽然大同,但也有小异,在作家、作品评价及训诂等方面出现了一些新的看法,体现出时代性、地域性。

司马相如创作的时代意义

司马相如是汉代大赋创作的奠基者,他的文章表现了西汉文帝、景帝、武帝时期的升平气象,所以历代的评论家在论及西汉文学的时候,或称贾马、或称枚马、或称朱马、或称“两司马”(司马迁和司马相如)、或称扬马,总之都离不开司马相如。本文从司马相如的生平事迹入手,论述司马相如的文章特色,司马相如创作《子虚赋》《上林赋》的时代意义以及司马相如的文学贡献。

《子虚赋》《上林赋》的动物展列与文学新变

物类展列是汉大赋的重要特征,汉大赋的形成、发展与功能演变皆与物类展列密切相关。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以大量的展列和鲜明的特征成为汉大赋物类展列系统中的典型。将《子虚赋》《上林赋》置于先秦两汉时期物类描写的视域下重新审视,可以清晰地看到两赋在展列数量、展列形式、展列功能等方面都有出色的表现,形成物类书写的新模式,代表了汉大赋物类书写的最新成就,并展示了赋体讽谏功能与创作生态之间的巨大张力。

苏轼《前赤壁赋》对司马相如《上林赋》的接受

司马相如文学作品的接受,实际上是不同时代的读者,利用自己特定的审美经验,对文本进行解读、创新。苏轼《前赤壁赋》在主客问答的体式、铺排爽丽的语言、自由超逸的审美精神、开放包容的文化心态等方面,对司马相如《上林赋》有所借鉴。就具体创新而言,苏轼自为主客设笔,简化了篇章结构,摒弃了古赋繁琐的语言形式,赋予作品旷达淡泊的审美情怀和开放通透的文化心态。《前赤壁赋》对《上林赋》的接受,提升了苏轼的文赋技巧和思想境界,影响深远,洵有探讨之必要。

圣域的图写:从《上林赋》到《上林图》

《上林图》图绘"上林",图像源自"上林"文学的元典司马相如《上林赋》。《上林图》的整体结构及具体场景描绘本身就具有明显的图案化倾向,《上林图》取法《上林赋》,"不失赋中一语",二者布局经营若合符契。赋家与画师审美对接点在一"观"字,于"象"和"义"的取舍虽各有侧重,但在事物的布置与壮阔场景的安排上画法与赋法相通,这是《上林图》的独特之处。《上林赋》的历史功用及意义在"圣域"描绘与帝王奢享之间渗入"讽谏"传统,而《上林图》对"圣域"的图画以及后人的对图题咏,均将"上林"视为历史批评的文化"真身",甚至成为衡量君王贤能与否的标准。赋写图像,因赋绘图,由图派生诗文题咏,在语象与图像的"转译"之间,展现了图写文学与复叙历史的意义。

汉代诗赋中的“大一统”思想——以《子虚赋》《上林赋》《郊祀歌》十九章为中心

《子虚赋》《上林赋》与《郊祀歌》十九章均体现了汉代"大一统"思想。《子虚赋》《上林赋》建构了汉代祭神和尊神的过程,表现了汉代"大一统"王朝的气势和声威。《郊祀歌》十九章分为祠神诗、"迎时气之乐歌"、纪瑞诗,这三类诗分别与两篇赋的祭神和尊神的整体结构、方位和季节的描写、祥瑞之物的描写相对应。《子虚赋》《上林赋》与《郊祀歌》十九章在文章整体结构和具体内容方面有很多相似之处。

从上林苑到《上林赋》:汉帝国的博物空间及其笔端营造

《上林赋》是描绘上林苑的赋作,在景观转化为文本的过程中,文学创作与现实世界呈现出既相互依存、又彼此独立的微妙互动。上林苑因陈列多元物种而表现出博物空间性质,《上林赋》则可视为这一博物空间的文本化形态。以此为视点,《上林赋》中夸张描写并非完全凭虚,而是匹配了现实上林苑“再现天下”和“通天见神”的空间布局意图。上林苑的某些建筑理念受制于客观环境而无法完整付诸实践,故借助《上林赋》文本得以延展实现。上林苑因帝国苑囿性质而呈现出权力意义,《上林赋》修饰了这一权力并借助文本流通突破了现实时空束缚,从而使权力以一种理想化形态被永久及广泛地展演。由此可见,历史景观的权力意义主要是通过对其进行修饰性描绘的文本得以再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