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中叶山陕、江宁商人在亳州的经营活动——以碑刻资料为中心的考察

亳州是清代中叶皖北、豫东的商业中心,河南粮豆,江浙绸缎、杂货等于此转输,药材也是其中一项重要商品。北关之外的涡河南北两岸是亳州的主要商业区,山陕、江宁、福建、江西等地商人均在此建有会馆。碑刻资料显示,乾隆年间汇聚亳州的山陕商人已达到三四百乃至七八百,绸布业是其主要经营行业,药材业占比不高。亳州江宁商帮的规模远不如山陕,总计不到百人;不过嘉道年间该会馆的收入大量用于添置资产,显示出较强的发展态势。江宁商人经营药材者相对较多,其次是杂货、纸张等行业。

内蒙古多伦县山西会馆壁画制作材料分析

多伦县山西会馆是目前内蒙古境内唯一一座供奉关公、由清代晋商筹建而成的会馆,现存的东配殿壁画为建馆期间绘制。本次利用超景深三维显微系统、扫描电子显微镜及能谱仪、显微共聚焦激光拉曼光谱仪、X射线衍射仪及离子色谱仪对东配殿壁画颜料层、地仗层样品进行分析。通过显微分析可知,壁画制作时在青砖壁上抹一层粗泥地仗,上面施细泥层,之后在细泥层上涂刷一层石膏粉作为白粉层,最后在白粉层上作画。本文通过对壁画颜料成分、结构层的微观形态及酥碱病害的可溶盐离子进行检测分析,为东配殿壁画修复保护提供一定的科学依据。

明清时期青海山陕会馆的创立及其市场化因素

通过分析明清时期山陕商人在青海的贸易活动,论述了明清以来山陕商人在青海进行会馆建设的基本情况,并进一步评述了这种经贸活动和会馆建设对保证山陕商人经贸事业的顺利开展,促进青海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经济因素发育所起到的积极作用。

论明清工商会馆在整合市场秩序中的作用——以山陕会馆为例

认为明清之际中国传统市场的发展 ,使整顿市场秩序成为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而中国封建政府长期实行的“重农抑末”政策 ,官商不相交接 ,造成市场管理的空白 ,使得工商会馆不得不承担起整合市场秩序的任务。工商会馆通过制定行规业律 ,仲裁商务纠纷 ,营造“诚信”的会馆文化氛围 ,以规范商人的市场行为 ,维护市场的正常秩序。因而主要以明清各地的山陕会馆为例 ,论述上述会馆在整合市场秩序中的作用。

明清陕西山陕会馆的特点及市场化因素

通过分析明清陕西山陕会馆创建和分布的若干特点,探讨了这些特点形成的社会经济原因,并对陕西商人在陕西本土建设会馆的特殊现象进行了研究,论述了明清陕西山陕会馆所包含的市场化因素。

晋商会馆、公所与近代山西商会

明清时期的晋商会馆和公所是近代山西商会的间接前身,近代山西商会的成立,标志着山西近代资产阶级商业团体的出现,对山西近代工商业的发展、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成长,对社会变革都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樊城山陕会馆与关公崇拜

山陕会馆是清初山陕籍商人在樊城设立的供同乡人祀神、聚会、寄寓的馆舍,是典型的神庙和会馆相结合的建筑群。与全国各地山西、陕西籍商人一样,樊城山陕会馆主要供奉关公,用来护佑山陕商人的商旅平安和生意兴隆。关公崇拜在山陕会馆的建立、发展和演变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其对会馆建筑形制及艺术风格产生了重大影响。

樊城山陕会馆碑刻及史料价值

樊城山陕会馆现存碑刻17通,将其分类整理并探讨历史价值,对研究樊城会馆的历史沿革、关公崇拜、清代山陕籍商人在襄阳的经商活动,以及汉水流域商业贸易史乃至清代社会史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明清晋商会馆时空分布及选址特征分析

明清晋商会馆历经400余年的发展,遍布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分列于全国政治经济要冲、工商业城镇及交通网点上,为晋商兴盛发挥了不可取代的作用。在介绍明清晋商会馆发展概况的基础上,分析了晋商会馆的时空分布及选址特征。

明清时期工商会馆“庙、馆、市”合一新探——以山陕会馆为例

明清时期是中国市场经济的萌芽期,以这一时期各地的山陕会馆为例,探讨其工商会馆"庙——馆——市"的合一特征,充分反映了从16世纪以来中国存在市场经济萌芽,工商会馆已不是纯粹封建行会组织,而是"庙、馆、市"合一的商人自治团体和市场组织,是中国商人面对新的历史条件所进行的制度创新,充分显现着行会的旧质在逐渐蜕变,市场新质在不断聚积,它从一个侧面折射了明清时期中国社会转型初期的历史特点。

明清晋商会馆的形成及布局形制探析

明清晋商会馆是明清时期山西商人在异地经商时将当地私人宅地改建、或利用当地原有祠庙、或集资修建的旨在联络乡谊、推广贸易的场所。从晋商会馆的总体布局、功能分区、建筑类型和功能及建筑布局方式等方面探析了明清晋商会馆的布局形制,为分析会馆对晋商发展的作用提供帮助,并为现代建筑设计提供创作灵感。

清代陕南会馆建筑的地域特征及文化价值

会馆建筑是在中国明清之际出现的异乡人在客居地的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和活动场所。清代陕南会馆建筑数量众多,分布范围广泛,对陕南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产生了很大影响。文章在对相关文献资料整理以及实地考察的基础之上,对陕南会馆进行了系统统计、分析,进而揭示出其独特的地域特征和文化价值。

武威会馆考述

武威是古丝绸之路重镇,自古以来就是内地通往西北边疆的重要商业枢纽,地理位置优越。武威西通新疆,南邻青海,北接内蒙,为西北民族贸易之重镇,吸引了许多外地商人,特别是山西、陕西商人实力最为雄厚,他们致富安家,世代经商,称为世家。后在武威分别修建了山西、陕西会馆,今虽遗迹不复存在,但并不掩盖他们为武威经济社会的发展所作出的贡献。

明清时期北京通州晋翼会馆研究——以明清时期的翼城商人和山西布商为重点

位于大运河码头的通州晋翼会馆始建于清乾隆四年,它是由山西翼城商人兴建的商人会馆。通州晋翼会馆反映了明清时期中国布业"南布北运"的专业化经营模式,同时也反映了山西布商的兴衰和嬗递轨迹。晋翼会馆属于纯民间的、纯商人的"经营模式"中的一种"工具"。将明清时期曾经引领时代、带有垄断经营特点的翼城商人——山西布商在不同地点所兴建的三座晋翼会馆予以整体考察之后,不难理解其商业垄断的形成背后,隐藏着以会馆为依托的集购买、加工、销售为一体的一条龙运营模式。山西布商持续了明清整个历史阶段,在山西内部的空间区域和商人群体的对应上,呈现出由南向北的次第转移:平阳翼城——汾州府介休——晋中祁太平——忻州。

社旗山陕会馆商业文化的四大特征

社旗山陕会馆商业文化可以归纳为"诚、规、义、争"4个字。"诚"就是诚实经商,是商业文化的核心;"规"就是规则约束,是商业文化的基石;"义"就是讲义气,商人本质是逐利,但也要以义制利,以义求利,为经商活动提供了准则;"争"就是竞争,该争则争,不该争不争,特别要反对不正当竞争,这种商业文化在今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仍然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开封山陕甘会馆大殿屋顶造型装饰艺术探析

中国传统建筑屋顶素有第五立面之称,位于中国传统建筑三段的上段,最为引人注目。它作为顶界面,不仅起着围护结构的作用,而且屋顶的形式、屋脊做法和装饰以及屋面所用的材料都可以反映出建筑的等级、建筑的性格以及建筑主人的社会地位等。开封山陕甘会馆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整体布局严谨,保留了清代的建筑风格,其建筑装饰华丽非常,三雕艺术名扬天下,屋顶艺术也是有着不同凡响的造型特点。文章着重对开封山陕甘会馆的集大成者——大殿的一些特点突出的建筑屋顶装饰艺术进行描写与分析,进而探究中国传统建筑屋顶的装饰艺术之美。

清末民初山西会馆文化意义再探讨

清末民初各地山西会馆的文化内涵发生显著变化,这既与其所处的特定时代背景密不可分,又与其此前在地化的发展历程息息相关。会馆产权主体的缺失是该表象背后的实质。这一阶段的山西会馆无论存留与否,所展现出来的更多是超越实体层面的文化意义,主要体现在其被用作公共空间、地理标识和地方记忆三个层面之中。此种研究视角的转变,既可以让我们突破现有的功能分析框架,又能使零散、简略的史料得到充分、集中的解读。

汉口“咸宁会馆”考略

近代汉口咸宁会馆的创建者,有人认为是陕西咸宁,也有人认为是湖北咸宁,但述及该会馆的著述并没有提供最原始的直接证据。一般推理固然有其价值,而一手的史料更具明证的意义。考之《续汉口丛谈》、《咸宁市志》中的《钟台书院碑记》以及钟台书院纠纷案档案,可以明确断定汉口咸宁会馆是湖北咸宁所建。咸宁会馆本身虽然是同乡商人会馆,但在汉口地方社会的教育事业中也曾有过一定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