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中叶山陕、江宁商人在亳州的经营活动——以碑刻资料为中心的考察

亳州是清代中叶皖北、豫东的商业中心,河南粮豆,江浙绸缎、杂货等于此转输,药材也是其中一项重要商品。北关之外的涡河南北两岸是亳州的主要商业区,山陕、江宁、福建、江西等地商人均在此建有会馆。碑刻资料显示,乾隆年间汇聚亳州的山陕商人已达到三四百乃至七八百,绸布业是其主要经营行业,药材业占比不高。亳州江宁商帮的规模远不如山陕,总计不到百人;不过嘉道年间该会馆的收入大量用于添置资产,显示出较强的发展态势。江宁商人经营药材者相对较多,其次是杂货、纸张等行业。

晋商会馆、公所与近代山西商会

明清时期的晋商会馆和公所是近代山西商会的间接前身,近代山西商会的成立,标志着山西近代资产阶级商业团体的出现,对山西近代工商业的发展、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成长,对社会变革都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明清时期青海山陕会馆的创立及其市场化因素

通过分析明清时期山陕商人在青海的贸易活动,论述了明清以来山陕商人在青海进行会馆建设的基本情况,并进一步评述了这种经贸活动和会馆建设对保证山陕商人经贸事业的顺利开展,促进青海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经济因素发育所起到的积极作用。

明清晋商会馆时空分布及选址特征分析

明清晋商会馆历经400余年的发展,遍布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分列于全国政治经济要冲、工商业城镇及交通网点上,为晋商兴盛发挥了不可取代的作用。在介绍明清晋商会馆发展概况的基础上,分析了晋商会馆的时空分布及选址特征。

明清时期工商会馆“庙、馆、市”合一新探——以山陕会馆为例

明清时期是中国市场经济的萌芽期,以这一时期各地的山陕会馆为例,探讨其工商会馆"庙——馆——市"的合一特征,充分反映了从16世纪以来中国存在市场经济萌芽,工商会馆已不是纯粹封建行会组织,而是"庙、馆、市"合一的商人自治团体和市场组织,是中国商人面对新的历史条件所进行的制度创新,充分显现着行会的旧质在逐渐蜕变,市场新质在不断聚积,它从一个侧面折射了明清时期中国社会转型初期的历史特点。

明清晋商会馆的形成及布局形制探析

明清晋商会馆是明清时期山西商人在异地经商时将当地私人宅地改建、或利用当地原有祠庙、或集资修建的旨在联络乡谊、推广贸易的场所。从晋商会馆的总体布局、功能分区、建筑类型和功能及建筑布局方式等方面探析了明清晋商会馆的布局形制,为分析会馆对晋商发展的作用提供帮助,并为现代建筑设计提供创作灵感。

明清时期北京通州晋翼会馆研究——以明清时期的翼城商人和山西布商为重点

位于大运河码头的通州晋翼会馆始建于清乾隆四年,它是由山西翼城商人兴建的商人会馆。通州晋翼会馆反映了明清时期中国布业"南布北运"的专业化经营模式,同时也反映了山西布商的兴衰和嬗递轨迹。晋翼会馆属于纯民间的、纯商人的"经营模式"中的一种"工具"。将明清时期曾经引领时代、带有垄断经营特点的翼城商人——山西布商在不同地点所兴建的三座晋翼会馆予以整体考察之后,不难理解其商业垄断的形成背后,隐藏着以会馆为依托的集购买、加工、销售为一体的一条龙运营模式。山西布商持续了明清整个历史阶段,在山西内部的空间区域和商人群体的对应上,呈现出由南向北的次第转移:平阳翼城——汾州府介休——晋中祁太平——忻州。

传续与重构:勒石刻碑中的商业会馆——以明清山西碑刻资料为中心

明清是商品经济发展的重要时期,其中晋商在各主要市镇构建了属于商人的活动组织——会馆。会馆是商业活动的重要处所,逐渐成为各地晋商发展的基本组成和成果体现,对它的构建彰显了山西商人的发展规模、经济实力、社会地位的提升。对现存一些明清山西会馆碑刻内容的解读,发现碑刻在会馆中的“指向性”功能,进而重新解读会馆构建背后的现实原因、商人心理及其时代内容,昭示明清晋商由“个人”向“众人”身份价值转变的时代要求和自我处置。在惠民、尊神、利国三驾马车的并行发展下,折射出当时商人发展的不易和会馆构建背后的群体焦虑。碑刻之于会馆,不仅为谨记不朽,更是晋商“直抒胸臆”的表达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