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MSPA模型和电路理论的晋西北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关键区域识别

国土空间生态修复是落实国家生态文明战略的重要举措,生态修复关键区域识别是国土空间生态修复的关键一环,是科学开展生态修复的关键和难点,对维护区域生态安全具有重要的意义,但当前我国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关键区域识别相关理论研究滞后于实践工作。本文以晋西北为研究区,通过形态学空间分析(Morphological Spatial Analysis,MSPA)模型结合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识别生态源地,采用电路理论识别与提取生态廊道,在此基础上,进行生态修复关键区域识别及时空演变规律分析,从而给出对应生态修复策略。结果显示:2000—2020年晋西北生态源地数量及面积均呈现增加的趋势,20 a间生态源地总面积从1898.43 km^(2)增长到2026.17 km^(2),空间分布呈现南部集中连片,北部零散分布的特点;生态廊道数量与长度先增加后减少,空间分布上南部保持短且密集,中部和北部由长且稀疏趋向短且密集。生态修复关键区域中,生态夹点面积总体下降,20 a间从262.89 km^(2)下降至194.34 km^(2),夹点普遍分布于生态廊道的两端邻近生态源地的区域,主要分布在偏关县、平鲁区、神池县和朔城区;生态障碍点整体呈现增加趋势,20 a间从324.61 km^(2)增长到504.72 km^(2),随后又减少到338.86 km^(2),障碍点普遍分布于生态廊道的中段,由聚集分布转变为均匀分布。研究综合生态修复关键区域时空演变特征及研究区生态本底,提出针对性生态修复策略,即加强夹点和障碍点的小流域、小区域治理,减少人为干扰,以期为区域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工作提供参考。

晋西北士绅参观团赴延安访问之影响

1941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战争进入了最为艰难困苦时期,积极推进根据地各界落实全民族抗战路线,把各革命阶级紧密团结起来,巩固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就尤为重要。1942年5月4日至8月5日,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由著名爱国民主人士牛友兰等为代表的士绅组织了一次声势浩大的赴延安参观活动。他们在延安参观的三个月,受到了中共中央领导人的热情接见,亲身感受到了边区民主的政治氛围,亲眼看到了边区的新经济与新文化成果。晋西北士绅参观团对延安的访问有力地加强了“三三制”的宣传落实,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促进了晋西北根据地的建设,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在民众中的影响力。

晋西北黄土区3种蚂蚁日活动规律研究

为探究晋西北黄土区蚂蚁日活动规律及其对温度的响应,以中华红林蚁、日本弓背蚁和中华小家蚁为研究对象,采用样地调查法分析了3种蚂蚁进出洞数量日变化规律,通过一元线性回归方法分析了蚂蚁日活动规律与温度之间的相关性。结果表明:3种蚂蚁均是8:00活动能力最低,随后活动能力显著增强,16:00左右活动能力达到最高峰;日本弓背蚁日活动规律与温度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中华红林蚁和中华小家蚁日活动规律与温度之间不相关。

典与赎:全面抗战前后晋西北农村的土地交易

典地作为农村土地交易的主要方式之一,在全面抗战爆发前后的晋西北农村虽常见却不甚发达。一方面,典地交易多点散发,呈遍地开花之势;另一方面,各地典地发展状态存有差异,且典地户和典地数总体较少,又表现出相当程度的不平衡性和滞后性。尽管如此,参与典地交易的阶级来源仍十分广泛,基本涵盖了农业和非农业的各类从业者,其中高利贷者(包括商人高利贷者)、中农和上升中农构成承典主体,而没落地主及部分富农、中农和小商人成为出典主力。对出、入典双方而言,典地行为不仅是战时环境、政策调整和物价变化等外部刺激催生之物,更是两者依其自身经济状况、生活习惯及风险偏好等作出的必然选择。晋西北农村地区典地回赎政策在全面抗战前后的不同时期几经流变,其中以中共的典地回赎办法最受瞩目,对确立农民主人翁地位、实现基层社会治理意义重大。

晋西北风沙区植物功能性状对人工柠条林生产力的影响

【目的】探究晋西北风沙区人工柠条林(Caragana korshinskii)功能性状对生产力的影响,揭示人工柠条林生态功能退化机制,以期为该区植被管理及生态安全的可持续性提供理论指导。【方法】利用一般回归模型和随机森林回归模型探讨植物功能性状对不同林龄人工柠条林生产力的影响。【结果】①随着林龄的增加,人工柠条林的生产力和地上生物量呈先增加后降低趋势,18年后出现退化现象;②人工柠条林茎叶比(R^(2)=0.277,P=0.000)、基径(R^(2)=0.404,P=0.000)、分枝数(R^(2)=0.269,P=0.000)、株高(R^(2)=0.395,P=0.000)、纵截面积(R^(2)=0.211,P=0.001)、叶面积(R^(2)=0.314,P=0.000)、叶片碳含量(R^(2)=0.284,P=0.000)、叶干重(R^(2)=0.233,P=0.001)、枝干重(R^(2)=0.211,P=0.001)均与生产力呈极显著正相关;③茎叶比(R^(2)=0.287,P=0.000)、纵截面积(R^(2)=0.318,P=0.000)、叶干重(R^(2)=0.366,P=0.000)、枝干重(R^(2)=0.992,P=0.000)与地上生物量呈极显著相关,但其它功能性状与地上生物量未呈显著相关性(P>0.05);④随机森林回归模型的研究显示,茎叶比(11.59)、基径(9.82)、枝干重(9.18)是影响其生产力变化的主要功能性状,枝干重(22.59)、叶干重(12.87)、纵截面积(4.58)是影响地上生物量的主要功能性状。【结论】与枝条相关的功能性状是影响晋西北风沙区柠条林生产力和地上生物量的主要机制之一,而叶片性状的影响相对较弱,在未来人工柠条林的管理中应着重促进叶片性状的发挥。

会议与乡域政治——以全面抗战时期晋西北边区为例

会议作为一种有效的工作方法与领导方式,是中共意志贯彻落实的便捷途径。全面抗战时期,晋西北边区行署在探索乡域政治建设过程中,通过揭示“垂直与扁平”的会议运作逻辑,直观彰显了乡村现场的会议效果,即助推农村全面性工作落实,帮助群众解决实际问题等。同时,为保证政策的科学性、有效性和民主性,中共在群众因应中亦总结经验策略,即依靠群众路线形成党和群众正相关的双向运动。

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军民体育运动的开展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广泛开展体育运动。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在贺龙的直接领导下,以发展传统体育为主,坚持体育为战争服务、为政治服务的原则,创造性地开展军民体育运动。根据地部队和群众体育的不断发展,不仅极大地增强了军民的身体素质,而且充分调动了军民团结抗日的战斗意志,突出体现了体育工作为抗战服务的新民主主义特色。根据地党委和政府在尊重民众运动习惯的基础上,动员广大民众参与其中,卓有成效地实现了体育运动的革命化、大众化。党在晋西北对体育运动的这一探索和实践有利于为当下加快实施健康中国战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与建设体育强国提供一些经验和启示。

全面抗战时期晋西北青年运动的发展与启示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动员和组织青年运动成为各抗日根据地团结青年的重要方式。以晋西北地区为例,分析青年运动兴起的背景,进而从青年抗日救亡团体的建立、动员青年参军支前、帮助青年提高文化水平和革命觉悟等方面对晋西北青年运动的内容进行论述,并在此基础上总结其历史经验与启示,不仅可以加深对此时青年运动的研究,还有利于激发当代青年的爱国情怀,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黑茶山油松人工林林地土壤水分特征

晋西北生态环境脆弱,水土流失严重,为山西省植被恢复重点区域。人工林作为该区生态重建的重要举措而备受关注。本研究以晋西北主要造林树种油松林地土壤水分变化特征为切入点,通过开挖土壤剖面,定位试验,研究不同人工林林地土壤水分变化规律及入渗特征。结果表明:(1)林地土壤容重随深度增加而增大;(2)人工林建植时间越早,林地土壤储水量能力越大;(3)较低海拔地区的油松人工林林地土壤水分入渗能力较高,对于提高林地水分利用效率有利。

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纾解私人借贷困局的努力

私人借贷是传统中国农村金融体系的重要构成部分,亦是中国乡村社会的主要经济关系之一。全面抗战爆发后,受中共减租减息或限制、取缔乡村高利贷政策的影响,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私人借贷呈现死滞状态,广大农民因缺乏借贷来源和资金支持,重新发出呼吁高利贷的声音。此种情势下,中共为打破农村金融困局、活跃乡村借贷关系、改善农民生产生活,实行了调整减息政策、举办农贷业务、发动群众互借等一系列措施,农民借贷无门的状况才得以逐渐改善。

晋西北荞麦引种试验及应用评价

3年的引种观察、产量比较结果客观地反映出晋西北当前的荞麦生产水平:甜荞单产平均可达1107kg/hm2,苦荞单产平均可达1471kg/hm2。鉴定筛选出适应性好、稳产高产的甜荞品种为:榆荞-5、定荞1号、威甜02-198、黑小荞;苦荞品种为:云荞67、昭苦2号、平01-043、西苦7-3、九江苦荞、威苦01-374、晋苦2号等。并根据不同地域气候差异,提出应用推广建议。

抗日根据地时期的女性离婚问题——以晋西北(晋绥)高等法院25宗离婚案为中心的考察

中共晋西北抗日民主政权建立后即颁布《晋西北婚姻暂行条例》,对女性离婚权予以法律上的肯定。一批农村妇女以情感、经济等原因向丈夫提出离婚,根据地婚姻观念或离婚现象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景观。由于离婚案件频频发生,影响了中共抗战大局,中共中央于1943年发表关于各抗日根据地妇女工作方针的"四三决定",修正过去"激进"的婚姻变革路线,以将妇女关注的重点由婚姻问题转向生产建设并缓解根据地两性之间日益紧张的矛盾。这种策略性的政策转变引起法院对待离婚案件的处理发生演变,即不同时期性质相同或相近之案件,其审理结果迥然相异。这亦说明婚姻变革须立足于现实的客观实际。

晋西北不同植被类型土壤水分亏缺特征

为了解人工水土保持林地土壤水分变化特征及亏缺现状,对区域植被恢复提供理论依据。对晋西北岚县典型人工林和对照样地撂荒地进行土壤水分测定,通过构建土壤水分亏缺定量评价模型,对柠条林(Cartagena korshinskii)、油松林(Pinus tabuliformis)和撂荒地雨季和非雨季的土壤储水量和土壤水分亏缺指数进行计算。结果表明:(1)随土层深度增加,3种植被的土壤剖面含水量均呈先降低后升高趋势,柠条、油松林土壤剖面含水量分别在300和400 cm深度后呈降低趋势,撂荒地土壤剖面含水量变化呈增长型,土壤含水量最高;(2)3种植被类型的土壤储水量和土壤有效储水量变化趋势相同,均表现为:撂荒地>柠条>油松,土壤水分相对亏缺量表现为:油松>柠条>撂荒地;(3)柠条、油松林地存在明显亏缺现象,样地土壤水分平均相对亏缺指数分别为0.24、0.69,撂荒地为-0.19。油松林地的土壤水分亏缺程度高于柠条林和撂荒地。

晋西北糜子引种试验及应用评价

3年的引种观察、产量比较结果,客观地反映出晋西北当前的糜子生产水平:糯性糜子单产平均可达2 890 kg/hm2,粳性糜子单产平均可达3 460 kg/hm2。鉴定筛选出适应性好、稳产高产的糜子(糯)品种为:雁黍8760、伊8422-635、固02-433;糜子(粳)品种为:伊8414-121、固01-391、榆糜3号2个类型6个品种。并根据地域气候差异,提出应用推广建议。

晋西北沙化土地土壤机械组成与有机质的初步研究

晋西北是我国北方旱作农田沙化土地较严重的地区之一,开展不同地类土壤的机械组成、有机质及其二者之间关系的研究,以期为该区沙化土地类型和程度评价及其防治效益评估提供科学依据。对研究区农田、人工林地(乔木)和荒地的表层(0—20cm)和下层(20—40cm)土样进行粒度和有机质分析,结果表明:不同地类土壤的机械组成均为粉粒(0.002～0.05mm)>极细砂(0.05～0.1mm)>细砂(0.1～0.25mm)>黏粒(<0.002mm),中砂及以上粒级(>0.5mm)含量极少,其中粉粒、极细砂和细砂为优势粒级组分,三者含量之和在90%以上。农田受翻耕影响,其表层和下层土壤机械组成差异不大;人工林地中林间表层受草本植被影响,其表层颗粒明显细于下层;荒地由于受冬春季风蚀影响,其表层则略粗于下层。不同地类土壤有机质的积累均表现出表层含量大于下层,总体上有机质含量表现为农田>荒地>人工林地。不同地类的土壤机械组成与有机质的关系,呈现出粉粒和黏粒与有机质含量呈正相关关系,而细砂和极细砂与有机质则呈负相关关系,在相关程度上,粉粒和细砂与有机质含量的正、负相关性最大,是研究区不同地类土壤有机质积累与否的关键粒级。

早果矮化苹果砧木Y系选育研究初报

利用苹果属野生砧木资源晋西北山定子实生选育苹果矮砧,从嫁接苹果品种成苗中选出当年形成花芽、第二年开花的植株571株,其中有325株当年结果,暂定名为Y系。并对树体开花、结果、生长量、越冬表现等项目的田间调查与综合评价,经过5年的工作现已初选出80个优系。初步试验表明,Y系苹果砧木抗逆性强,早花早果特性极为突出,嫁接栽培品种亲和性好,部分单系矮化性状明显,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抗日根据地时期中共基层干部群体——以晋西北抗日根据地为中心的研究

干部在中共抗日根据地政权建设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或者说中共要达成自己的政权建设目标需要建立一个忠诚且有效的干部支持体系。1940年1月晋西北抗日民主政权建立后即开始自己的政权建设努力,试图通过民选方式和平且合法地改造基层政权,实现控制乡村社会、汲取乡村资源、服务抗战的目标。而越来越多的贫苦农民则依靠中共支持并借助"选举"渠道进入政权系统,由此构建了以中、贫农为主体结构的基层权力格局。这些新生干部尽管是中共在乡村社会最基本的依靠力量或中共革命事业最主要的承担者,但由于文化素质低下、行政经验缺乏、革命意识不强,似乎很难真正承担起中共的伟大理想。这亦充分说明干部队伍建设是中共需要不断努力破解的一道"难题"。

晋西北不同土地恢复管理措施下土壤物理性状分析

【目的】晋西北丘陵风沙区由于受风蚀影响,土壤沙化十分严重,生态恢复是缓解此问题的主要措施之一。研究不同土地恢复管理措施旨在为提高晋西北黄土高原丘陵风沙区农田土壤质量及植被恢复提供理论依据。【方法】本研究以晋西北五寨县作为研究区,设置4种土地恢复措施:传统翻耕播种玉米(CTC)、免耕播种玉米(NTC)、免耕播种苜蓿(NTA)、撂荒地(WL)。通过野外和室内分析的方法,分析了0—50 cm土层土壤粒度组成、粒度参数和土壤质量含水量、土壤饱和持水量、毛管持水量。【结果】1)晋西北地区土壤主要以砂粒和粉粒为主。撂荒地砂粒含量最大,且随着深度的增加变化不明显;其它3种措施下的土壤表层砂粒含量均小于深层。不同土地恢复措施间粒度参数差异较大,翻耕分选较差,免耕玉米和免耕苜蓿属于分选中等到分选较好范围,表明翻耕地块土壤受到人为扰动较大,导致土壤偏细,其粉粒含量在0—50 cm土层变化范围为6.5%～15.3%,而免耕苜蓿和免耕玉米土壤环境相对较好。2) 4种土地恢复措施下表层0—40 cm的土壤容重均低于深层土壤,翻耕、免耕播种玉米和免耕播种苜蓿的土壤容重范围在1.10～1.50 g/cm^3之间,表现为WL>NTA>NTC>CTC,撂荒地土壤容重与其它三种处理措施的土壤容重差异显著(P <0.05),其他三种措施间差异不显著,40—50 cm土层四种土地恢复措施之间无显著差异;表层0—30 cm的土壤孔隙度以翻耕总孔隙度最大。翻耕地块土壤孔隙度显著高于其它三种恢复措施,其它三种恢复措施间无显著性差异,40—50 cm土层四种土地恢复措施之间无显著差异。3)不同土地恢复措施之间土壤质量含水量、饱和持水量和毛管持水量存在较大差异,翻耕地块表层0—20 cm土壤毛管持水量显著高于其它三种恢复措施;免耕苜蓿和免耕玉米地块毛管持水量无显著差异,两者均显著高于撂荒地,20—30 cm土层免耕苜蓿地块显著低于翻耕和撂荒地,30—40 cm土层撂荒地与免耕玉米显著低于翻耕和免耕苜蓿,40—50 cm土层四种土地恢复措施之间无显著差异。4)土壤毛管持水量和饱和持水量与毛管孔隙度和非毛管孔隙无显著相关关系,与总孔隙度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土壤质量含水量和毛管持水量与粘粒含量无显著相关;与砂粒含量呈极显著负相关,相关系数分别为–0.619和–0.474;与粉粒含量呈显著正相关,相关系数分别为0.639和0.584。【结论】晋西北丘陵风沙区翻耕、免耕玉米和免耕苜蓿三种土地恢复措施都不同程度地降低了表层土壤砂粒含量,提高了土壤孔隙度,降低了土壤容重,改善了土壤的保水和供水能力,7年常规耕种和免耕种植作物都显著改善了土壤的物理性状,有助于生态的恢复和提高土壤的生产力。因此,在晋西北地区不提倡土地撂荒。

植被类型对晋西北地区土壤含水量的影响

晋西北地区是黄土高原及北方农牧交错带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典型的生态环境脆弱区,土壤水分是该区限制林草生长的主要因子,其土地植被承载力实质上是土壤水分植被承载力。为确定晋西北地区土壤干层深度、了解不同植被土壤的水分差异,对岚县5种植被类型下0—600 cm土壤深度的水分含量变化进行对比研究,并得出以下结论:不同植被类型下土壤含水量变化范围为沙棘>柠条>草地>落叶松>青杄,数值分别为10.23%—36.91%、11.28%—24.83%、10.69%—24.06%、11.12%—24.01%、10.07%—19.47%、5种植被的土壤含水量均呈现上升趋势;不同植被下土壤平均含水量大小为沙棘>草地>柠条>落叶松>青杄,数值分别为(20.68±7.83)%、(18.41±3.47)%、(17.42±5.42)%、(16.71±4.32)%、(15.29±3.13)%;土壤含水量与土壤深度的曲线拟合呈线性关系;土壤含水量与植被类型呈极显著负相关(P<0.01),与土壤深度呈极显著正相关(P<0.01)。

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人口分布与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协调性——以晋西北地区为例

以晋西北地区11个县区为样本,基于静态和动态分析视角,通过主成分分析、回归分析的统计方法,探讨了晋西北地区人口分布现状、特点以及影响其分布的决定性因素;进而分析了人口分布与区域自然环境和经济发展的协调性。结果表明:影响晋西北地区人口分布的决定性因素是耕地面积和非农业产值比重,人口分布与区域经济发展基本上是协调的,但人口分布与其自然环境很不协调,成为该地区可持续发展的制约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