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体乎?未得乎?——宋明理学对邵雍“老子得易之体”一语的讨论与争辩

伴随着理学的兴起与发展,尊儒教、辟异端(主要指释老之学)成为理学家的重要任务.对于老子其人其学,北宋邵雍有一句评语曰“老子知易之体”,此语后被朱熹转述为“老子得易之体”.邵雍的体用论自成一系,与程朱所秉持的“体用一源”的体用论并不相同.“老子知易之体”表达的是老子得易之虚体而未得易之神用.在未深究邵雍体用论的前提下,后世儒者将该语带入“体用一源”的框架内进行理解,将邵雍之意理解为扬老抑儒.朱熹、胡居仁、湛若水、纪大奎等人对此语严加攻驳,而王畿、田艺蘅等人则各辟蹊径,对邵雍之说加以肯定.老子究竟得“易之体”与否?其人其学究竟是体用兼该还是有体无用?这些问题在理学家群体中所引发的持久争辩,反映的是学者对易学主旨、儒道优劣、皇王正道与权谋智术之关系等问题的不同理解.

邵雍“先天”“后天”义辨

“先天”“后天”是贯穿邵雍思想始终的一对概念,基本义是分判伏羲之易与文王之易,或融摄先天图与后天图、易道与易书的易学形态,核心义是融摄境界与工夫、用与体、自然与人事的“心迹之辩”。兼综二义,将“先天”统摄为“生长收藏”的自然之道,为始、为用;将“后天”统摄为“兴衰存亡”的人事之道,为终、为体。“知权明变”的圣人之道贯通“先天”与“后天”、始与终、用与体。探索邵雍贯通“先天”与“后天”的价值追求,对判断其“儒道兼综”的学术身份具有重要意义。

邵雍的七律诗风与北宋熙元诗坛

邵雍的诗学思想基本形成于庆历、嘉祐时期,代表了诗文革新时期诗风转变的一个分支,但其现存《击壤集》绝大部分作品作于熙宁年间,因此他对熙元诗坛影响更大。他的七律内容可分为两类,一类为内省自适,一类为外化教人。内省自适源于“颜回之乐”,外化教人源于“孔门之教”,这使得他的七律呈现出鲜明的理学特征。他对于七律的最大创变在于形式,以“吟”体结构七律,使得七律具有了古体的顺畅流走之感,也因过于口语化而失去了七律的形式美,从而将白体七律的语言平实坦易,重视说理写意,不注重诗法的特征推向了极致而形成别具一格的“邵康节体”七律。北宋白体七律的发展流变呈现出一正两变的特征,欧阳修、苏辙、张耒的七律代表了白体中的正体,邵雍七律和苏轼七律则分属两个变体。

观物吟诗与内圣外王:论作为宋韵载体的邵雍诗歌

数量庞大的宋代诗歌,承载着宋韵文雅风流的核心文化内涵。今存1400多首邵雍诗作,集中反映了理学家的言理倾向,影响宋代诗坛的发展路径。诗集命名为“击壤”,传达生于太平盛世的幸运以及生活安乐闲适的自得,二者皆为太平社会的成立要素。诗集中塑造的安贫乐道的诗人形象,“乐天”的同时取法白居易诗学,书写自己的日常闲适生活。诗人身心清闲,坦诚面向万物,用诗发现物理人情,既写出天然秀句,也倾向言理说教,呈现“以意行文”的创作追求,这恰是宋诗好说理的整体艺术风貌。邵雍诗由表及里发掘日常生活的理性内涵,蕴含着“内圣外王”的现世追求,带动整个诗坛迈向较高境界。

观物——与海德格尔和邵雍一道思物之物性

观物之观,在海德格尔的«物»文那里,有认识论之观,有存在论之观,有后存在论之观.海德格尔认为,从最后之观去观,物之物性从未“大白于天下”;观物,就是思物,这样的思是“充满迷雾的返回步伐”,是“无法无天的任意之举”.观物之观,于邵雍的«观物内篇»处,有目观,有心观,有理观.邵雍认为,以最后之观观之,物有其理其性其命,观物即知物之性理与命理,这种观也称圣人之观,即“反观”.如何理解后生存论和易学这两种观物之法?它们有何相通互补、彼此发明之处?也许,回到观物的现象学经验可以回应这两个问题.

另一种“体用”:邵雍藏显义用体论及其定位

作为早期理学的重要开拓者,邵雍以独具特色的体用思想推动了理学思维的形成。近年来,学界愈益关注邵雍体用论形态的独特性,但对其的理解与定位尚不深入。邵雍的确以大量体用言说来支撑构建其象数学体系,着墨颇多,论说极精,但总体而言,其体用言说属于对现象世界的描绘,呈现“因体生用”之形下一面。值得注意的是,邵雍体用思想中还有“因用生体”的一面,这种朝向思辨之维转型的面向才构成邵雍体用论的真正创见。就后者而言,邵雍体用论既不同于传统的形体体用论,也与佛学、理学的性体体用论有所区别,它以先天心法为用、后天形迹为体,是一种以“用”为本原的藏显义的“用体论”。这是邵雍体用思想的特色,也是早期理学形成中的过渡形态与重要环节。

邵雍“观物”要义及源流略论

邵雍是北宋一位潇洒的理学家,其《皇极经世》将宇宙的复杂内容涵盖进来,却能不离其宗,归根究底在于其有一种“观物”思想。邵雍喜读《易》与老庄,并吸收《易传》“观物”路向、老子“观物”形式及庄子“观物”内核,融汇成其独特的“以物观物”要义。邵雍主张去除主观偏见,反对人的后天造作,如此消解宇宙间的一切障碍,直观万物本来面目,进而突显一种“观物”乐境。对邵雍“观物”追本溯源,不但能厘清其思想之来路,亦能为其“观物”在后世流传中遭遇的种种误读提供借鉴。

郑用锡诗文的易学渊源

以清代台湾郑用锡的诗文集为个案,通过文献考据的方法,分析郑用锡诗文的易学渊源。研究表明,郑用锡诗文中的易学思想主要渊源于宋代易学,直接受邵雍观物论的影响。杨浚对《北郭园全集》的润饰,仅在表层上凸显了郑用锡与邵雍之间的关联,不足以改变两者作品内质原本相近的客观事实。

试探清末民初浙东地方戏赴沪发展之因

清末民初,上海因其高度发达的经济文化和租界特殊的政治环境,吸引了大批浙东籍商人与劳动者前去经商、务工。同时,浙沪两地戏曲演出收入相差甚多,滩簧花鼓类小戏又遭地方官府禁演,在此背景之下,宁绍平原的绍兴乱弹、宁波串客和小歌班三种地方戏班走出家乡赴沪寻觅商机。居沪浙东籍劳动者与这批班社艺人间存在着以方言为载体的同根性、消费与服务的对等性以及社会文化的同层性关系。前者由此成为三个浙东地方剧种的戏曲消费人口,而后者通过对前者的演出服务与自身的艺术改良,使这些剧种在上海滩获得了立足与发展的机会。

从“观物”到“安乐”:邵雍的修身处世之道

邵雍的儒学修养集中体现为他的"观物工夫",它是一种儒者的修身处世之道,并以宋儒内圣外王的价值理想为终极指向,以对天理真乐(即"安乐")的体验为完成的外在标志。通过这一独特的观物工夫,臻于一种圣人气象的安乐境地,既涵括了儒者参赞天地之化育、追求内圣外王的价值理想,更通显了一种儒者洒脱的修身处世之道。

“推天道以明人事”:邵雍先天易学旨趣

邵雍对其先天易学(或称先天学、先天象数学)的阐释是为推演先天而在的形上之理而展开,在此过程中,先天象数易学只是其表意的工具而不是其学术思想的全部。形式上,先天易学是邵雍通过一套阴阳消长模式构建起来的象数易学;而内容上,先天易学则是其借《易》阐发儒家的性命义理之学。邵雍在其易学思想的阐释中,力图构建一个贯穿于天地万物的最高法则——"先天"之道,而最终落脚点却是其儒学所主张的人事之用。因此,他对易学的阐释始终围绕着"推天道以明人事"的易学旨趣展开。

先天易的数学基础初探——试论先天卦序与二进位制

本文从自然数及其记数法的基本概念出发 ,辨析了与二进位制相关的几个容易混淆的概念 ,指出序数概念的引入在近代数学发展中有重要意义 ,作为邵雍数学学派的数学基础 ,先天易是数学史上第一个专门定义的序数体系 ,该序数体系在数学史上率先采用了二进位制记数法。先天易作为二进制序数体系这一事实在明清时期引起不同的反响 ,反对者认为它使易道沦落 ,大数学家汪莱则从P进制的角度论证它的优越性。本文最后还对近年来反对先天易与二进制有关的两种典型观点进行了剖析 。

论“邵康节体”诗歌特征及其对于宋代诗坛的意义

作为"自乐"、"乐时"与"乐万物之自得"的诗歌,"邵康节体"诗歌以"自在"取胜。它在诗学途径上空诸依傍,在写作心态上随意闲适,不讲究格律的经验和语言表达艺术,是宋代诗歌主流之外的别调。但这并不意味着邵雍诗歌与时代诗歌风尚完全分离。在自在和自得的创作心态支持下,他将所谓的"宋型诗歌"带向了诗歌这种文体所能承受的变异之极限,到达了诗与散文的分界线。

邵雍先天之学对时代的契应

邵雍以声音、律吕为例得到的启示,就是形之上、下的贯通问题。他的具有宏观背景的"先天之学",以象数为中介,自时空角度做出形上层面的思考;并提示了认识论平台的出发点,由此为当时的儒学新体系构建做出贡献。

略谈易卦与二进位制——兼与魏安明先生商榷

作者认为魏安明的论文《八卦作为一种无零二进制数符系统的解说》对卦序的二进制解说是一个自创的新解说 ,缺乏相应的原始文献支持。文章通过对易卦与二进制问题研究始末的介绍指出 ,学术界已有共识 :易卦系统本身是一种二进位制数表示方式 ,而古人是否对此有自觉才是问题的关键。作者认为至迟在邵雍易学中中国古人对此已经有明确的自觉。

邵雍“观物”说的定位--由朱子的批评而思

朱熹关于邵雍观物说近"释"、似"老"的说法,经不起仔细推敲,"以物观物"的思想主要不是来自佛、道,而与《易传》有更深的渊源。朱熹引入好恶之说解读"以物观物",为邵雍观物说找到儒家经典依据,亦符合邵雍本人对"观物"的理解。朱熹在"以物观物"与"好人之所好,恶人之所恶"以及"物各付物"等命题之间所做的比较,启示人们:"以物观物"主要不是认识论命题,而更多地与修身养性的功夫以及待人处世的伦理实践原则有关。

传统易学论域中太极之义的变迁

太极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最早见于《周易·系辞传》"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一句话。因此句表述,太极一方面成为八卦产生的首要环节,另一方面又因为八卦不仅是图画符号,而且象征天地万物,所以太极也成为天地发生和存在的一个本源或本体环节。传统易学史中的太极之义约有十三种之多:北辰、元气、无、先天本体、未分之一、一物而两体、理、心、阴阳之浑合者、天地之性、非理非心非气的天道本体、大中之道、不变之一。此诸种阐释的内涵及其义理变迁是诠释者们四种考察角度的产物:宇宙论的视野、本体论的视野、作八卦的视野和蓍卦过程的视野。太极诠释史中存在着从宇宙论概念向本体论概念发展的过程。邵雍从作八卦角度论述太极概念是易学一大发展,清朝考据学派主张太极、两仪、四象、八卦为蓍卦过程的概念并不符合早期易学的观念。太极本体论的阐发史中,邵雍和胡煦贡献最大。

邵雍“乐”的三重境界

中国文化是"乐"的文化。"乐"不仅是一种体验,也是一种功夫,更是一种生存境界。"乐"的体验,具有人生的本体性的意义;"乐"的功夫,具有参赞天地,化育人生的意义。"人世之乐"、"名教之乐"、"观物之乐"是邵雍"乐"的三重境界。前者为其对物质自我的适度肯定,中者为其对社会自我的有限追求,后者才是超越两者的最高境界。从邵雍"乐"的三重境界,可窥视其人生的境界追求。

都市日常生活的诗化与宋代城市诗歌的转型——邵雍城市诗歌书写的文学史意义

宋代邵雍的城市诗歌书写,开辟了城市诗歌的一个新方向,不再是将城市视为与田园相对立的、与理想相排斥的空间,而是从积极、肯定和赞赏的眼光去书写城市。邵雍的城市诗歌赞美城市生活,建构起新的城市意象和安乐、隐逸的都市家园与精神世界。而对于中国文学史而言,邵雍城市诗歌书写的意义更在于他探索了新的城市文学的发展方向。

“以易释史”——邵雍咏史诗的一大特征

邵雍是文学家、史学家、易学家,他的咏史诗则是他文史哲研究领域交叉的产物,他的咏史诗表现出了“以易释史”的特点,具体表现为“履霜冰至”与“否极泰来”的思想,“恩患防豫”与“知几如神”的思想,“顺动致豫”与“吉凶由人”的思想和“各行其位”与“时行时止”的思想等四个方面。这是研究他的思想的一个较好的切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