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时期美国对中国台湾地区领导人的选择悖论

二战时期,美国政府在与国民党政府建立特殊关系的过程中,曾试图在中国推行民主改革。随着冷战的发生以及国民党在内战中的失败,美国在“为什么我们丢失了中国”的反思中调整了政策。在美国干涉下,占据了中国台湾岛的国民党站在西方阵营最前线,蒋介石成为美国在亚洲“反共”的一面大旗。美国不再试图在中国台湾推行民主,并从“弃蒋”转为“容蒋”“驭蒋”,支持蒋介石抛弃美式民主的路线。蒋经国曾与苏联关系密切,且掌握着情治系统和政工系统,美方人士对其心存疑虑,但最终出于现实主义的考量,认定蒋经国是接任领导人的最佳人选。美国在冷战思维下选择将中国台湾打造成符合美国需要的安全堡垒;在维护自身利益目标下支持中国台湾以独裁政治维持现状。蒋氏“家天下”成为所谓“自由世界”的独特风景。

蒋介石、胡宗南与山城堡战役研究

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后,国民党“围剿”红军态势不断演进,红军面临形势极其危险。在此背景下,胡宗南所部第七十八师孤军深入,被中共和红军设伏于山城堡等地。山城堡战役是国民党“围剿”红军进入关键时期的一次重要战役,此战中国民党各路军队未能协同配合是失败的主要原因,战后国共对抗不断升级,从这个意义上讲,对山城堡战役评价过高是不适当的。山城堡战役后,蒋介石、胡宗南对山城堡战役进行了深刻反思并调整了战略部署。因西安事变爆发,国共才结束了对抗,实现了国内和平。

朝鲜战争时期美国对国民党“反攻大陆”议题的因应

国民党退台后,具体意义上的“反攻”军事行动精神化,成为更具政治内涵和心理激励作用的口号。美国在政府层面对国民党的“反攻”议题是审慎的,但在特殊时代背景下提高了对台湾地区防务的重视程度,且军政要员时而抛出主张助蒋“反攻”的言论。朝鲜战争爆发,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的行动打击了美军的气焰。在麦卡锡主义横行的年代,选举政治催化下,部分美国政客主张协助国民党“打回大陆”,较大程度上这是右翼势力情绪宣泄的体现。理性分析之下,美国政府认为助蒋“反攻”几乎没有胜算,且可能引发大战。在英国等盟友推动下,美国准备谋求朝鲜半岛问题的政治解决。麦克阿瑟被免职成为美国狂热反共情绪回落的一个转折点。美方意识到,“反攻大陆”是蒋介石维持台湾地区军民士气的工具化口号,不能强行使其放弃梦想。但梦想与现实之间是有差距的,通过控制军援水平和方式以保持这个差距,是美国找到的有效方法。

试述中山舰事件前鲍罗廷与蒋介石的关系

在苏俄急于策动中国革命的大背景下,鲍罗廷被俄共(布)派往中国,出任国民党政治顾问。蒋介石虽然对苏俄并无好感,但在现实面前,他以“左”派面貌示人,由此取得鲍罗廷的信任。鲍罗廷欣赏蒋介石,在黄埔建军、应对“商团事件”、处置“廖案”风波等多个重大政治事件中对其给予支持,蒋介石由此在国民党中的地位急剧上升。然而,蒋介石发动中山舰事件后,鲍罗廷、蒋介石关系恶化,鲍罗廷成为南京政府第一号通缉犯,这显然是鲍罗廷初到中国时始料未及的。

平南龙眼产业化与乡村振兴、乡民观念的塑造

乡民是乡村产业发展的主体,推动产业振兴要注重发挥乡民的作用。广西贵港市平南县石硖龙眼产业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总抓手,以推进农业现代化为主线,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在推动龙眼产业化和品牌化过程中,注重更新乡民传统观念和塑造新观念,带领乡民与现代农业衔接。研究发现,乡民观念的改变具体可概况为四个方面:一是从靠天吃饭向科学种植的观念转变;二是从小农户自主经营向合作共赢的理念转变;三是从无品牌意识向有品牌意识转变;四是从单一渠道的销售理念向多元销售渠道的理念转变。

危机与转机:山城堡战役再研究

1936年10月,国民党军“迅猛”追击制约着红军宁夏战役计划的实施。为消解军事压力、实现红军休整及改变国共谈判中的被动局面,在“击破南敌”的战略目标指引下,中共中央决定在红军占据优势的山城堡地区打击胡宗南部。红军山城堡之战虽未歼灭国民党第二三二旅全部及第二三四旅的2个团,但击退国民党第七十八师且暂时迟滞了胡宗南部“迅猛”的追击态势。第七十八师失败出乎蒋介石意料,打乱其“聚歼”红军之企图,促使其重新审视西北“剿匪”局势,部署“剿共”的同时计划动用烧夷弹来打击红军。面对胡宗南部主力西撤,基于战场形势、红军休整及东北军统战工作的综合研判,中共作出乘胜追击、休整备战等因应,伴随国民党军进攻倾向的明晰,中共亦做好应战,双方战事一触即发。蒋介石亲赴西安督战,为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提供了前提。而西安事变的爆发,在解除红军面临国民党军“剿共”压力的同时,助力于中共北上抗日战略目标的实现,使得山城堡战役的“开局”意义充分彰显。

共产国际、中共与北伐战争期间的蒋唐之争

北伐战争爆发后,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唐生智势力急遽崛起,蒋介石的军事领导地位发生动摇。共产国际与联共(布)中央希望维持蒋介石在国民革命军的首领地位,中共中央虽赞成“扶蒋”政策,但反对“抑唐”,有意在北伐军内部寻求蒋唐“均势”。江西作战结束后,蒋介石日益右倾,唐生智的战略地位降低,苏联顾问仍只将唐生智作为迫使蒋介石左转的外部压力使用。由于中共中央对唐生智的好感加深,要求苏联顾问改变对唐生智的消极态度,破除军事上“以蒋为中心”的局面。随着蒋唐交恶与赣汉冲突加剧,鲍罗廷作出抬唐代蒋的新决策,引发其他共产国际代表和苏联顾问反对。共产国际、中共对蒋唐之争的策略因应与分歧,折射出南方革命阵营内部新旧各势力关系变更的复杂面相。

不对称的博弈:西安事变善后中的蒋介石与杨虎城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杨虎城因领导陕甘方面与国民政府对抗而加深了国民政府对他的恶感,根本解决杨的声音很强。中央军进入西安之初,蒋介石还要借助杨,因而对其较为温和。在东北军东调后,蒋即竭力压迫杨辞职出洋。但杨虎城并不立即遵命行事,而是有意无意地拖延,其根本目的是希望留在国内推动抗日。在受到压力后,则提出名义、经费、生病等问题。但这些办法只能敷衍蒋介石一时,最后仍然不得不辞职、出洋。事变善后时期,去除杨虎城在国民政府内有相当共识,这既满足了蒋介石的报复心理,也符合国民政府维护纲纪以及彻底控制陕甘的需要。在这种形势下,杨虎城更多的只能是遵从,延宕只能更增加蒋的恶感。

中国国民党退台后的党员训练制度及其成效初探

国民党败退台湾地区后,颇为重视党员训练工作,并在改造结束后将党员训练从吸纳工作中分离出来,单独办理。从1953年的《党员训练工作纲领》到1958年的《训练工作纲领》,直至1970年代,国民党的党员训练制度未有根本上的变化。作为一项日常党务工作,党员训练的主要内容有实施入党人及党员基本训练,研读蒋介石讲词和国民党重要文件,举行小组专题讨论、时事座谈及研究中共发展态势,编发党员训练教材等。这对于国民党的组织发展不能说没有成绩,但囿于多方面的因素,党员训练工作流于形式,训练成效要打折扣,以致该党组织发展理念未能真正贯彻到底,组织力量依然薄弱,难以发挥工作效能。

冷战前期国民党当局在东南亚地区的秘密工作——以新、马、印尼为中心

国民党当局在东南亚地区的秘密工作始于抗日战争期间,国共内战期间一度低迷或中断。朝鲜战争爆发后,国民党影响力在冷战时空背景下逐渐回到东南亚,此可谓亚太地区冷战脉络下的历史产物。然而回顾这段历史,冷战时期国民党当局的整体实力毕竟有限,所能发挥的作用亦有其局限性,只能在美、英等西方大国所建构的“反共”围堵网络之下,推进有限度的境外秘密工作,稍一超过范围,即遭遇严重阻碍与挫折。冷战时期国民党当局在东南亚的秘密活动,与蒋介石的军人性格及蒋经国所主导的情报工作密不可分。1949年后国民党退守台湾岛一隅,蒋介石缺乏广大腹地以利其“反攻大陆”。以有限的力量与资源秘密支持“反共”邻邦,或者设法在亚太地区布建“反共”网络,稍可经解想要回到祖国内地的两蒋父子胸中的抑郁苦闷,并藉以维系国民党在台统治的“正当性”。

民国时期蒋介石对农民问题的认知与实践

蒋介石基于对国情的认知,重视农民的地位和作用。他对农民艰辛的生产生活有所体察,曾试图推行一些改革措施纾解民困、改善民生,但其渐进式的方法与措施难收实效。面对中国共产党的强力竞争,蒋介石曾想拉近农民与国民党之间的距离,但国民党上下居高临下的傲慢与轻视,很难赢得农民的好感。蒋介石改善农民生活的目的还是维持其在乡村的统治,视农民为其兵源、粮源与财源等。最终,广大农民抛弃了蒋介石与国民党。引入概念史的方法与视角,统计与分析蒋介石在《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中“农民”一词的使用情况,是了解蒋介石在内地时期对农民问题的认知与实践的一种途径。

约翰逊总统任职后期美台关于蒋介石“反攻中国内地”政策的互动分析

冷战期间美国政府不支持蒋介石的“反攻内地”政策,但历任总统应对的策略有一定区别。艾森豪威尔、肯尼迪从来没有对该政策予以明确的否决,而是采取一种模糊的态度。美国在该问题上的立场到了约翰逊总统任职的后期发生了显著改变。随着1966年中期越南战争的白热化以及中国内地进入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蒋介石不再以中国内地的状况作为游说美国支持发动“反攻内地”的首要理由,而是以中国台湾安全遭受内地的威胁为由请求美国加大对中国台湾的协防力度,并允许中国台湾当局对内地放手一搏。然而,此时约翰逊政府正致力于调整对华关系和严控越战规模,不希望给海峡两岸对峙的双方发出错误信号。于是,约翰逊一反前几任总统在该问题上的模糊立场,于1967年3月对蒋介石“反攻内地”的政策予以明确拒绝,实质上终结了美台在这个问题上的商讨和博弈。

民国时期基督教界对蒋介石政治形象的建构与认同嬗变

从北伐到南京十年,带着对统一中国和建设一个现代国家的期待,基督徒对蒋介石的政治成绩高度肯定,通过建构蒋介石英雄和伟人形象支撑起对蒋及其政权的政治认同。而西安事变和蒋走向联合抗日,特别是抗战对统一领导的呼吁,促使基督徒对蒋的认同达到高峰,其伟大领袖的形象进一步高大化。但抗战中后期特别是战后,随着国民党的腐败无能,基督徒对蒋的态度发生了分化,部分人将他与国民党内保守派剥离,坚称他是自由民主派的代表;而部分人则将他视为民主的敌人,为建构新的政治认同铺路。

蒋介石争取新疆归顺中央的历史考察

蒋介石在执政之前即担心苏联觊觎新疆,执政之后便努力争取新疆归顺中央。1933年新疆“四一二”政变发生后,蒋介石希望趁机加强对新疆的控制,没能如愿。在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形成之际,蒋介石计划通过签订盟约的方式来解决新疆问题,无果而终。不久,蒋介石利用苏联局势及其与新疆关系的变化来争取新疆归顺中央,终获成功。为了巩固新疆归顺中央的成果,蒋介石不仅在新疆迅速增强了中央势力,削弱了苏联势力,而且引入了美国势力,增强了英国势力。

“五日微电”与皖南事变

1941年1月5日晨,转移途中的皖南新四军,在泾县茂林附近的潘村,发出了一通致蒋介石等人的“五日微电”。这通电报发出一天之后,便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1994年9月,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解放军出版社正式出版的《新四军文献》(2),首次公布了这通长达1200余字,以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同叩”名义发出的电文,编者为它所起的标题为《叶挺、项英关于新四军北移延迟原因及请友军让道致蒋介石等电》。《新四军丛书》编审委员会:《新四军·文献》(2),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第102页。长期以来,由于缺乏对国共双方相关资料的对照、印证和释读,以致这通十分重要的“五日微电”,一直没有受到大多数文史学者的重视。笔者拟用在台湾地区搜集的国民党档案,链接内地的有关史料,对“五日微电”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作一个深入的评析,以探寻其与皖南事变发生的内在联系。

西安事变中蒋介石形象的变化——以《盛京时报》为视角

《盛京时报》作为日本政府在华宣传的舆论工具,在报道西安事变的过程中,对当事人蒋介石予以高度关注。随着西安事变的发酵,蒋介石的形象在《盛京时报》报道中也出现相应变化。蒋介石身为国民政府的领袖人物,他被囚禁无疑向外界释放出政府动荡、官员意见不合的信号。日媒通过污蔑蒋介石政府首脑的形象来降低国民政府的威信并扰乱中国时局,企图浑水摸鱼,从中获利。然而随着蒋介石被释放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顺应时代潮流下就此成立,此后全国民众上下一心,共同抵御日本侵略者,日本之阴谋随之破产。不同阶段《盛京时报》对蒋介石的评价态度,可以窥见日本视野下的西安事变,折射出这一时期日本之对华政策。

禁囤抑价:1940年蒋介石查禁四川粮食囤积的努力

为抑制快速飞涨的四川米价,1940年7月之后,在四川省政府不断加强粮食管控的同时,蒋介石亲自主导了查禁四川粮食囤积的行动。但是,此时川省囤米的主体已由商人扩展到社会多个群体,各阶层民众怀着不同目的参与囤米,全面禁绝囤积遂成为一道难题。蒋介石一方面将查禁四川粮食囤积矛头直指各县潜在大囤户,下令对其进行调查,以为下一步行动作准备;另一方面又对涉嫌囤积的官员加以持续调查和严厉训诫,并于12月处决了背景相对单纯的成都市前市长杨全宇,以此暂时平息民愤。不过,蒋介石关于大田主和积谷户的普查行动,因地主抵制、县府拖延等原因而进展缓慢;严查川省涉嫌囤积官员之举,亦因央地关系微妙而演变成一个极其敏感的问题。蒋介石查禁四川粮食囤积中的顿挫,缘自国民党政权应对危机时在反应速度、治理水平和控制能力上的不足。而禁囤抑价的成效甚微,导致朝野均不太认可蒋介石的努力,转而呼吁通过改革经济体制瓦解囤积居奇的基础。此后国民政府实施的田赋征实政策,正与此相关,并在一定程度上遏止了各地米粮的囤积。因此,并不能全部以时人对蒋介石的批评来衡量其查禁囤积的意义。

修身与养生:日常生活史视域下的蒋介石研究

由于政治环境和档案资料的不断变化与开放,蒋介石研究不断从“险学”走向“显学”,关注其政治等公领域的研究成为热点。然而,蒋介石的日常生活亦是其人生的重要组成部分,他的日常生活涉及诸多层面,主要有读书写作层面:修身体悟持久练笔;作息饮食层面:生活规律崇尚节俭;强身健体层面:多元方略运动健身;休闲旅行层面:游玩养性心旷神怡;内修静养层面:锻炼静坐调养身心等等,以上涉及蒋介石修身与养生的层面具有多元与持久的特质。其修身与养生的培养对其思想与性格特质形成,以及对其后事业的发展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梳理蒋介石的日常生活这一“私领域”,对观察其“另一历史面相”与全面认识、评价蒋介石都有借鉴作用。

全面内战后期国民政府的勤俭建国运动述论

全面内战后期,国民政府在蒋介石的主导下发起一场名为“勤俭建国”的运动,期冀这场运动在配合以币制改革为中心的财经改革的同时,成为“转移风气,改革社会”的起点,进而奠定“戡乱建国”基础。与此前各项社会运动相比,国民政府在此次运动的发起方式和设计上均试图有所改变。然而,受长期以来所形成的历史惯性影响,国民政府在这场运动实际的推行中继续重蹈此前自上而下的路径,无法真正动员民众参与,也难以取得预期的成效,运动最终随国民政府军事、经济等各方面的崩溃而淡出历史舞台。

蒋介石对20世纪50年代菲律宾侵占南沙群岛之应对

国民党退台后,撤退了南沙群岛守军,大陆亦未填补军事真空。20世纪50年代,菲律宾趁台湾海峡局势紧张之际,侵占南沙。退台后的蒋介石首先谋求"外交"手段予以解决,但菲律宾反而公开宣称占领。蒋介石决定派遣海军巡弋南沙,并重新驻兵太平岛,有效维护了南沙群岛的主权。然而,因受制于国共对立与美、台、菲三角关系,台湾军事实力尽管超越菲律宾,却未能彻底阻止菲律宾等周边国家对南沙群岛的侵夺。永久维护中国的南海主权之道,在于海峡两岸共同携手,精诚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