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乾嘉之际的复古诗人群体——以京江、吴中为中心

乾隆末年至嘉庆初年,以京江、吴中为中心,形成两个规模较大的复古诗人群体。两个群体都服膺沈德潜复古诗学,反对袁枚性灵说的流弊。两个群体中的诗人交往密切,同声相应,通过诗酒文会等方式扩大声势,成为乾嘉复古诗坛的重要力量。他们又与沈德潜晚年弟子、格调派后期代表诗人王昶、王鸣盛等互相推重,有力促进了乾嘉复古诗风的兴盛。乾嘉复古诗风的兴盛彰显出沈德潜诗学影响力,也反映了乾嘉诗坛的复杂和多样。

沈德潜诗论中的读者意识及批评向度

沈德潜的诗论中具有深刻的读者意识。他重视读者在阅读活动中的主体地位,为读者的阅读阐释行为树立典范;提倡涵泳的阅读方式,使读者对诗歌的语言、声律、情感和思想主旨进行整体性的把握;并从读者的立场出发,对诗歌的创作提出要求,希望诗歌以形象思维的方式、鲜明的个人风格对读者实现潜移默化的影响,从而使诗歌并不仅仅是“嘲风雪,弄花草”的娱乐工具,重新发挥其深刻的教化作用。

论方东树对沈德潜诗论的继承与改造

作为桐城派诗论家,方东树在清中期诗坛实有重要地位。在性灵、格调互为攻讦的背景下,方东树继承并改造沈德潜的格调说,既平亭冲突,更突显自身理论特点。在对待唐宋诗的态度、强调真情的体现、注重格律声响及主张诗歌反映社会现实等几个方面,对沈德潜诗论进行了发展与改造,以会通性、兼容性特点适应着清代学术倾向于总结整理的趋势。

格调对神韵的兼容——从《清诗别裁集》选王士禛诗看沈德潜的“格调说”

清代,中国古代诗学四大流别呈现出相互接纳、融会的特点。沈德潜的"格调说"充分吸收了王士禛"神韵说"的部分特质,在审美追求上,既崇尚阔大朗健的气象,又表现出对"神韵"古淡、清远的美学风格的喜好。这是因为古淡清远这一美学风范与文人阶层的理想和品格大体一致。另外,从艺术的表达方式上看,"格调"和"神韵"都追求不切,也就是不落实处。这种艺术表达方式,正可以沟通古淡清远和阔大朗健这两种看似不同的美学风貌。当然,沈德潜的"格调说"在融会"神韵说"的基础上,也坚持了自身的独立品格。在题材的选择上,沈德潜的"格调说"坚持对社会的关注。所以,在《清诗别裁集》中,沈德潜虽然以诗作入选数量的方式,肯定了"神韵说"倡导者王士禛诗坛盟主的地位,但他却不顾王士禛对五绝的偏好,大量地选取了王士禛创作的七绝,因为七绝这一体式与现实人生的关联更紧密。这样,沈德潜就以巧妙的方式把"神韵"王士禛改造成了"格调"王士禛。

文章学的对话——沈德潜《唐宋八家文读本》与日本赖山阳“增评”本对读札记

乾隆十五(1750)年沈德潜编定《唐宋八家文读本》,这一选本亦传入东灜,曾得到日本幕府末期文豪赖山阳(1780—1832)的"增评"。赖氏评点与沈氏选评形成了丰富的对话面向,可以加深对汉文化圈文章学资源运用的了解。沈选的笃实学风与承载的清人反省明七子拟古之失的文坛路径,对赖氏思考本邦文坛脉动的走向形成触动。赖氏对于沈选受道学束缚之处往往多有廓清,快人心目,这与他倾心于文学上的"化腐出新",加上其史学训练对"自实起意"的注重与偏好等,不无关系。

沈德潜的诗学贡献及其历史定位

相对沈德潜的名声和地位来说,沈德潜诗学的理论贡献和批评成就往往让人感觉名不符实。实际上,沈德潜的格调观念及相关诗学理论,足以包括古典诗学的传统观念和一般倾向,像他所编的历代诗歌选本一样,历来被视为代表古典诗学理想的正宗。即使从独创性的角度来考量,沈德潜诗学中也有很多独到的理论命题和批评见解。如果从理论、批评及诗歌史三个层面分别来考察沈德潜的诗论,就会看到其中不乏有价值的理论命题、通透的批评眼光和犀利的诗史见解,得出一个异于学界通行看法的评价。

沈德潜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沈德潜是清代著名的文学家之一。本文从文学发展史和文艺理论演变史的角度,在纵向概述沈德潜生前及后人研究沈德潜情况的基础上,对学界普遍关注的沈德潜的诗学体系、“格调”说与“温柔敦厚”说、沈德潜诗歌创作及其在唐诗学上的贡献等情况作了细致的学术梳理和评述。作者同时指出,目前人们对沈德潜的研究还是远远不够的,指出今后研究的重点所在,并且对研究的方法作出自己的思考。

沈德潜诗学的渊源、发展及命名

作为乾隆诗坛地位最高的宗师,沈德潜诗学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青年求学时期、中年馆课时期、晚境腾达和归田时期。青年时代有三个人给予他的诗学观念以重要影响,老师叶燮的开放包容的胸襟、友人许廷鑅的宗唐立场和精神偶像王士禛的神韵学说,由此熔铸成其诗学的基本倾向。中年的沈德潜屡馆于名诗人之家,拓宽了诗学眼界,以诗话、选本、评点系统地表达了自己的诗学见解,同时建构起更富于包容性的经典序列和诗歌传统。晚年随着政治上的腾达,他成为京师文人领袖和诗坛盟主,诗学观念也日趋正统。当代学者以格调派命名沈氏诗学,不足以概括其主导倾向,适足模糊了它的某些本质特征。

沈德潜《国朝诗别裁集》案略论

沈德潜《国朝诗别裁集》案的发生,不仅是爱新觉罗王朝文化专制强化的结果,也与沈德潜所秉持的“以诗存人”的编纂原则有关,诗选中诸多触讳之处均由此原则而产生。沈德潜对这一原则的坚持,对扭转清前期以来诗坛以名位交游为重的风气,大有裨益,也使《国朝诗别裁集》成为真实呈现清前期诗坛景观的重要选本。

作为讽喻的事件——沈德潜时事讽喻诗考论

沈德潜诗中有十余首针对具体时政事件而发的讽喻诗,涉及其时敏感的话题,诸如朱三太子案、科场案、立太子事及满汉之别等。诗人以感事的方式,抒写其立场与态度,矛头往往指向最高统治者。同时,为达到“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的艺术效果,诗人继承《诗经》及杜诗的讽喻传统,将情感通过比兴的方式表达出来。沈氏前中期深怀遗民意识,故对朝政多有批评;然自乾隆八年庶常馆散馆正式进入仕途后,由于被乾隆树立为诗坛典型,故诗风一变,歌功颂德之作增多,时政讽喻诗为应制诗替代。这一转变,也体现出乾隆文治举措的成效。

从台阁诗风的消长看乾嘉之际诗风转换

由王朝中枢直接出面直接干预诗歌创作 ,是清代诗歌史的特殊现象 ,这一点造就了清代中前期诗歌台阁风气一统天下的畸形发展状态 ,造就了王士“神韵说”和沈德潜“格调说”交替成为康熙朝至乾隆朝前期诗坛主导风气的现象。直到乾嘉之际 ,随着时势的变化和以袁枚为代表的性灵诗人的冲击 。

论乾隆时期台阁文人的疏离心态:以沈德潜为中心的考察

乾隆八年(1743年),浙派名公杭世骏因"内满外汉"触怒乾隆帝被贬,得到乾隆帝恩宠的诗坛领袖沈德潜作诗相赠。将沈德潜赠杭世骏二诗与同时期江浙文人赠诗对读,可看出其用典指向与思想观念的内在一致性,即均同情杭世骏而对清朝官方的文化政策有隐微不满。这与沈德潜早年结交遗民、晚年因编纂《国朝诗别裁集》及著《徐述夔传》遭遇乾隆帝清算等事件具有内在一致性。可见,作为"台阁文人"的典型代表,沈德潜的个性化表述和"变音"倾向仍有甚多可发微之处。研判这一问题有助于从更丰富的角度理解沈德潜的诗学理念和诗学品质,厘清对沈氏的刻板认知。稍晚,沈德潜弟子王昶对此事的引述,和当时文人的类似创作、言论,足以证明乾嘉时期文人普遍存在疏离心态,台阁诗人亦多隐含不满情绪,此为这一时期士人心态和文学思想的一大特色。

“朝野离立”背景下的诗学论争:沈德潜与厉鹗关系辨

沈德潜与厉鹗是雍乾时期在朝诗人与在野诗人的代表,他们之间的关系也是清代诗史中"朝野离立"诗学特点的典型。沈德潜与厉鹗于雍正九年共入《西湖志》志局时相识,彼时二人诗学观虽有分歧,但相处融洽。随着乾隆年间沈德潜地位的不断提高,他开始公开指责厉鹗偏于宋调的创作方式,并最终通过《国朝诗别裁集》的评选,将厉鹗诗歌纳入自己宗唐的诗学体系。

沈德潜与其同调乔亿格调论诗学观的比较

格调论发展至乾隆之时,已呈现出较为成熟的态势,沈德潜为格调论的集大成者,乔亿作为沈德潜的同调,与之桴鼓相应,声气相通。通过对两人格调论诗歌观念的比较、分析,可以发现二者的诗学观在强调诗歌政教功用、人格优于诗格、性情与音调、宗唐祧宋等方面具有较多的共同性,但也有些微的差异。这说明清代格调论的发展与完善经历了一个较为漫长的发展过程,它也昭示了一种诗学理论体系的完善既需要领袖人物的振臂一呼,也需要广树坛坫,有一批得力干将的支持。

《宋诗百一钞》的诗学思想和批评策略

《宋诗百一钞》版本至少有16种。它以"原本忠爱,温柔敦厚"为选诗宗旨,在题材上强调宋诗的伦理价值和盛世气息,在诗史叙述上具有扬"初"抑"晚"等倾向。这是清代宋诗选本庙堂化的产物,也是乾隆时期盛世文化的反映。沈德潜格调学亦深刻影响了《宋诗百一钞》,选诗主近唐远宋,但另一方面,编者又对宋诗体派流变保持了较大的尊重。《宋诗百一钞》的理学气息并不浓厚,认为它选诗依从理学标准的看法并不准确。

《宝坻县志》中沈德潜的佚文佚诗——兼论《宝坻县志》的纂修

河北省地方志乾隆十年(1745年)版《宝坻县志》中有沈德潜《重修宝坻县志序》佚文一篇、《序宝坻志寄怀洪明府》佚诗一首,均与修《宝坻县志》有关。所见佚诗佚文可补《沈德潜诗文集》辑佚之缺,借助佚诗佚文也可考察《宝坻县志》的纂修过程。通过考察为县志作序的文人,能了解乾隆时期江南士子在畿辅地区的为官与交游状况。通过沈德潜为顾诒禄所作的序文及诗歌,结合为沈德潜捉刀的顾诒禄的生平,可以推断佚诗佚文应该不是别人代作,而是出自沈德潜之手。

《说诗晬语》与沈德潜的诗选评点探微

沈德潜的诗话《说诗晬语》在当时颇有影响。沈德潜以《说诗晬语》为中心,提出了不少新的诗学理论。在论唐诗方面,反对王士祯的"神韵说",主张"格调""骨干气魄";在论汉魏六朝诗方面,不满钟嵘对某些诗人的分品,尤推崇陶渊明诗歌的平淡之风,鲍照诗歌"抗音吐怀"的开创之功。沈德潜的诗论也存在着一些弊端,最明显的是儒家诗教观念的某些局限。

沈德潜的格调说以及对“四唐”诗流变的考察

沈德潜在对唐诗四期作出评论的同时 ,揭示出唐诗格调流变的轨迹 ,特别对以李、杜为代表的盛唐诗给予极高的评价。“格调”论的立场使沈氏对唐诗流变的审视表现出鲜明的个性色彩 ,同时也导致他对中晚唐诗的评价有失偏颇。作为唐诗研究的重要一家 。

沈德潜“温柔敦厚”说的三个层次

沈德潜"温柔敦厚"说继承儒家诗教传统,并加以具体化。"温柔敦厚"说涉及人格、诗歌内容以及诗歌表现方式三个层次:主张人格为先,这是"温柔敦厚"说的前提与基础;在诗歌内容方面要求言之有物,有补于世道人心;在诗歌表现方式上,主张含蓄蕴籍、渊涵婉曲。沈德潜提倡"温柔敦厚"说,是清初以来诗坛重倡诗教、重整儒家诗学传统的必然结果。此种学说之所以招致批判,主要原因在于其存在严重局限。

聚合与疏离:王鸣盛诗歌与乾嘉主流诗风的关系

清代著名史学家王鸣盛一生好诗,且取得了一定成就。究其一生,王鸣盛的诗风有较明显的变化:前期受当时诗坛领袖沈德潜的影响,兼之自身遭际缘故,有宗唐倾向,但并不排斥宋诗;中期居京十年,受友人钱载、蒋士铨等影响,与诗坛宗宋主流诗风有相合之处;后期诗歌创作,既与"性灵派"重情思潮相呼应,又对其俚俗之弊进行了修正。王鸣盛在重视诗人学养的同时,否定了翁方纲等学者以"考据并议论"入诗的做法。总体上而言,王鸣盛思想通达,其诗歌不拘泥于唐宋诗歌之藩篱,既受乾嘉主流诗风的影响,也固守了诗歌以抒情为主、重视教化、语言典雅含蓄等传统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