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光文三大公案考论——兼与邓孔昭先生商榷

邓孔昭先生《沈光文史事诗事考析》一文所涉及的沈光文来台时间问题、遗民气节问题以及文化史地位问题,堪称沈光文研究中至为关键且长期以来一直聚讼纷纭的三大公案。以季麒光《蓉洲诗文稿》为依据,分析这三大问题,认为沈光文来台时间为1657年,收录于范志中的《平台湾序》与《东吟社序》均曾被后人改窜,沈光文之遗民气节不容置疑。无论是从作家与台湾的渊源、作品对台湾的书写,还是从对后世文学与文化的深远影响来考量,沈光文都是当之无愧的海东文献初祖、台湾文学始祖。

神话的消解:诗史互证澄清一桩文化史公案

"台湾孔子"沈光文,长期被认为早于郑成功收复台湾十年即在荷人统治下致力汉文教育和中华文化的传播;作为民族气节坚定的明遗民,向台湾人民传承了抗清不屈、眷怀故国的民族大义。然而,追溯这一造神运动的逻辑起点浙东史学大家全祖望的表彰原文,将沈光文的传世诗文作品放到明清易代的历史背景中深入推考,可以发现,这是完全虚妄的,不仅抹杀了明代郑成功时期台湾二十年的教育史、明代郑成功集团四十年的浴血抵抗史,更抹杀了至少一千多年的中华文化在台湾的传播史。

季麒光与台湾

季麒光,江苏无锡人,康熙十五年进士。康熙二十三年,清廷在台湾设立一府三县,隶福建省。季麒光奉调赴台担任诸罗县首任县令,为清初台湾历史上的重要人物。本文利用《蓉洲诗文稿》《东宁政事集》等一手资料,通过季麒光著作的湮沒与寻获,季麒光赴台路线、任职时间与离台时间,季麒光与清初台湾之赋税田土,季麒光与清初首部《台湾府志》之编纂,季麒光与清初台湾的教育与科举,季麒光与沈光文之交往六个方面,对季麒光在台任上的所作所为作一全面、系统、深入的研究与探讨。

从《蓉洲诗文稿》探究沈光文生平事迹

季麒光《蓉洲诗文稿》的发现,为沈光文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通过《蓉洲诗文稿》中的相关作品,可探究考证之前研究中存在的一些争议问题,如沈光文生年、赴台时间、到台后活动等。

沈光文史事诗事考析

沈光文是明末清初寓居台湾的一位文人,曾被清代著名文史学家全祖望誉为"海东文献初祖"。全祖望所写的《沈太仆传》对后世影响很大,一直到现在还在左右着对台湾文化史的诠释。本文对《沈太仆传》进行了全面考证和辨析,指出其中错误,特别是沈光文入台的时间等。本文还分析了清乾隆年间范咸《重修台湾府志·艺文志》、台湾近年出版的《全台诗》所收沈光文诗作,发现其中不是在台湾所写或内容与台湾无关的诗,要大大多于和台湾有关的诗。

沈光文《台湾赋》价值刍议——兼与清代三篇同题赋作的比较

沈光文的《台湾赋》是中国赋史上第一篇以宝岛台湾为题材的赋作,也是台湾赋体文学的开山之作,直接影响了清代林谦光、高拱乾、王必昌三篇同题《台湾赋》的创作。该赋广博宏富、百科全书式的题材特点为后世诸篇《台湾赋》所继承,而其讽喻精神则迥异于以歌功颂德为使命的清代三赋。该赋第一次将台湾的山水形胜尤其是少数民族生活呈现在世人面前,其鲜明的地理情怀与方志功能亦为后世《台湾赋》所秉承。此外,该赋不同于清代三赋以他者眼光观照台湾的创作视角,渗透着作者对台湾新家园的深情眷恋与皈依意识,堪称台湾乡土文学之滥觞。

人物镜像与意义建构:关于沈光文研究的思考

关于"台湾文献初祖"沈光文的研究及其祭祀活动已进行了多年,尽管如此,对沈光文的一些基本信息至今仍然未能明朗。一些原本记载较为确凿的事,经过多年的资料爬梳与解读,反而变得不那么确切;一些从前无须争论的事实,在研究者的诟争中反而变得模糊不清。然而,历史叙述中的多面镜像与模棱两可,并没有影响在这一人物意义分层上所获得的相对一致性。事实上,在有关沈光文的研究与祭祀仪式中,人们通过这一人物去重温过去并且按照现在的需要将过去重新加以诠释,人物的镜像之后永远存着把握镜头的人的主体关怀。

论全祖望在沈光文接受史上的贡献

清代著名史学家全祖望是沈光文接受史上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为沈光文作品的搜集、保存以及沈光文事迹的评介、宣扬作出了重要贡献。《沈太仆传》是继季麒光《沈光文传》之后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一篇沈光文传记,该传对沈光文生平事迹的叙述更为细致、生动,增补了此前沈光文传所缺载的信息,揄扬了沈光文的遗民气节,奠定了沈光文"台湾文献初祖"的崇高地位,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堪称沈光文接受史上里程碑式的重要文献。

论沈光文寓台时期的博物书写

沈光文寓台后的创作主要有两个特点:一是基于遗民心理的乡愁书写,二是基于知识传统的博物书写。沈光文寓台后的博物书写主要体现在文体上的多样性、内容上的异物性和手法上的描述性。究其写作原因,一是渊源于传统诗文书写的博物理论,二是入台后亲身经历所提供的现实基础。沈光文寓台后的博物书写富有开拓性,影响深远。

论盛成的沈光文研究及其存在的问题

20世纪50、60年代,我国学者盛成针对明末清初来台的知名大儒沈光文的生平进行了大量考据,其观点对后世学界产生了相当深远的影响。但盛成的研究实际上也存在着诸多问题,有的是因时代研究条件的限制和外语能力不足而对史料进行了错误的解读,但更多则是在论证考据过程中掺入了过多的主观判断与想象,甚至打着“还原史料”的旗号对史料进行“二次创作”,导致其不少结论难言严谨客观。这可能是由于盛成本人的生平活动与求学经历,使他对以沈光文为代表的明末遗民群体抱持着十分特殊的情感。其对沈光文的研究与其说是在考据历史,不如说是在塑造他心中应有的历史,这点是我们在利用其成果时不可不察的。

遗民心路与文化传播——《台湾文献初祖沈光文研究》述评

明末清初鄞县人沈光文致力于中华文化在台湾的传播,因其在甬台文化交流史上的特殊地位,宁波本土学者格外关注沈光文其人其事研究,乐承耀著《台湾文献初祖沈光文研究》一书就是典型代表作之一。文章就该书主要内容,学术创新和需要商榷之处进行了述评,认为该书是一部具有一定创新的学术著作,但也存在一些可以进一步拓展的空间,书中的一些疏漏也影响了全书的整体质量。

沈光文诗文与南明文臣流寓台湾的身份认同

抗清失败,渡海至台湾,导致历来安土重迁的南明遗民与旧有生活内容产生了隔绝。南明遗民活动空间的变动以及对家乡故土的眷恋,所谓乡魂易断,避难台湾成为流寓文士群体的集体心理缺憾。南明文士的遗民身份转换为寓居台湾的移民身份,空间、时间的游移,反而实现了部分遗民对自我价值的期许。对以台湾文献的拓荒者沈光文为代表的南明文臣诗歌作品解读,可洞察南明文士移民情感的蜕变与矢志不渝的遗民心路历程。

沈光文与儒家文化精神

被誉为“台湾孔子”“台湾文化初祖”的沈光文对台湾儒学的奠基与儒家文化精神的传承做出了卓越贡献。沈光文毕生坚守夷齐之节,彰显了以儒家忠义观念为底蕴的遗民忠义精神。作为明末最早入台并在台湾少数民族中推行汉文与儒学教育的士大夫,沈光文堪称台湾儒学最早的传播者与启蒙者。沈光文身为遗民而“不废当世之务”,体现了仁民爱物的儒者胸怀与儒家“三不朽”的价值追求,无愧为儒家文化精神的践履者与传承者。

沈光文与浙东文化精神

作为一位生长于浙东文化背景下的传统文人,开台先师沈光文与同时代的乡贤黄宗羲、朱舜水一样,深受浙东文化的濡染。沈光文在政治、军事、文化教育等方面都躬行实践,卓有建树,体现和彰显了经世致用的浙东文化精神。沈光文在台湾筚路蓝缕,撒播下中华文明的种子,他在文学、文献、医学、教育等诸多领域的始创之功,正是对开拓创新、敢为天下先的浙东文化精神的最好阐释。此外,沈光文还深受浙东文化博纳兼容的开放精神的影响,这不仅表现在其博洽贯穿的知识结构上,还表现在他于历史转折之际的政治态度和文化选择上。

论沈光文诗歌的艺术风格

沈光文诗歌具有多样化的艺术风格与审美趣尚。其来台之前作于浙闽粤沿海的诗作,集激楚豪壮与沉郁悲慨于一体。其书写乡愁、歌咏友情的诗歌,发自肺腑,情感真挚,呈现出质朴率真、清新自然的风格。沈光文一生饱经忧患,但其乐观旷达的个性以及儒道文化的濡染,又使他善于以理性、旷达的精神战胜苦难,苦中作乐,从而赋予其诗作苦趣交集与旷达自适的风格特征。

试论沈光文《台湾赋》

沈光文的《台湾赋》是台湾赋体文学的开山之作,因其对台湾历史、地理、物产、民俗等的全方位反映,而有"第一部台湾简史"之誉,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台湾赋》对荷兰殖民者入侵历史的痛斥,对郑成功金陵之役、驱荷复台之役的客观评价,都反映了作者进步的历史观;其对郑经的批评,则反映了作为鲁王侍臣的沈光文对封建礼法正统性的维护。

论沈光文诗歌的用典艺术

沈光文诗歌中的典故来源丰富,经史子集无所不涉。作者善于以典抒怀,以史明志,体现了活用典故、以故为新、如水着盐、浑融无迹等用典技巧。沈光文诗歌通过对典故的娴熟运用,自然贴切而又含蓄蕴藉地表现了明清之际遗民诗人复杂深沉的思想感情,赋予了诗作古雅凝重、沉致深婉的审美风格,也折射了作者崇高峻洁的人格之美。

评《台湾文献初祖沈光文研究》

乐承耀先生的《台湾文献初祖沈光文研究》一书,是其在沈光文研究领域辛勤耕耘二十余年的学术结晶。其不仅凝结了作者多年致力于沈光文研究的成果与创见,体现了作者勇于创新、务实求真的学术精神,而且体例完备,资料周详,汇编了诗文、传记、年谱等多种沈光文资料,为沈光文研究提供了极大便利。这部著作的出版,对于推进沈光文研究、加强两岸文化交流,具有重要意义。

17世纪以来中国台湾文教事业的发展——以沈光文、陈永华、连横为考察中心

如若寻根溯源,全方位考察中国台湾的历史与文化,便可知中国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明万历年以来,日本“倭寇”乱事,欧洲的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国则因向外谋求发展而东来,致使中国台湾长期陷入黑暗时期。直到1652年,沈光文大力推动中华文化教育,在中国台湾文化教育史上被尊为“开台先师”。其后,陈永华的推广文教、兴建孔庙、宏扬儒学,使中国台湾文化教育逐步发扬光大,清代二百多年成为中国台湾历史上文风昌盛的时期。至清末连横集大成,不但诗赋文章俱有可观,并撰《台湾通史》一书,使中国台湾文化教育事业繁荣兴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