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号的构建——沈一贯反东林形象的历史考察

沈一贯担任阁臣长达十三年之久,是后张居正时期在阁时间最长的阁臣。一般认为,沈一贯在阁期间结党营私,组成以其为中心的浙党,倾陷东林,开启了晚明党争。但在沈一贯与同僚的关系,尤其是与东林的关系实态和浙党的形成轨迹、内涵、成员等方面,史家的阐述颇多歧异。揆诸明清史籍,可知党争爆发时,沈一贯早已远离政治中心,不闻时事。因特殊时代的政治背景,舆论上特定的政治诉求,沈一贯才被冠以党魁之名,被动卷入到党争中。他是朝野相互攻讦的名号,凡是被冠之以其党羽者,皆被公论所贬斥。浙党并不是一个实体,只是一个因政治斗争而被构建的群体。此外,朝野之间、官员之间的信息沟通渠道处于不畅的状态,也是沈一贯反东林形象形成的重要原因。

谏诤与妥协:沈一贯与万历朝矿税问题

自万历二十四年,明神宗派遣矿监税使,直至其逝世时,以遗诏废除矿税,此项政策推行达二十五年之久。明神宗欲建立一套由他掌握的税收体系,故推行矿税政策。然外廷官员的不配合,使明神宗任命宦官负责征收矿税。而宦官为得圣意,丝毫不考虑实际情形,惟以进献为务,从而对万历朝政局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阁臣沈一贯对矿税持反对态度,然阁臣对皇帝、皇权具有绝对的附属性,在这种形势的支配下,他没有采取强谏的方式,而是以权变为主,在奉承圣意的前提下,委婉劝谏,适度地提议修改矿税政策,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并没有促使明神宗废除矿税。

沈一贯的庄学思想研究

沈一贯基本上是以儒家的观点和社会现实来审视和评判庄子,这是其注庄的一个最大特色,在庄学史上提供了一个解庄的新视角。针对庄子的两大弊端,他注重把无为与有为、个体感性与社会理性统一起来,并在个体感性和社会理性的关系上,他对宋明理学进一步完善,承认和弘扬人心物欲的合理性。这些都具有现实和进步意义。沈一贯的庄学研究在庄学史和中国思想史上应有一定的地位。

乙巳京察与万历朝后期政治生态研究

万历三十三年,乙巳京察及其引发的争论打破了万历朝中后期一种微妙平衡状态下的政治生态,不仅促使官员重新审视楚王案与续妖书案,在不复查的前提下,对二事进行翻案;而且还导致舆论对内阁的不满情绪与日俱增,沈一贯备受言路攻诋弹劾,只得注籍不出,最终与沈鲤一同致仕,权力中枢结构发生改变。二事的“改写”,促使沈一贯的形象日趋权奸化、符号化;面对朝臣的相互攻诋,明神宗采用奏疏留中,或者不处理的方式,对朝政的掌控日益衰微。万历朝后期政治生态愈加恶化,终至不可收拾之状态。

董其昌离京与万历中期政治文化探析

董其昌的人生轨迹,由“娴熟政治”转向“精于艺术”的关键,在于万历己亥京察时突然离开京职而转任地方官。对于此次离京原由,文献大多隐晦含混,学者们异说歧出,大致有隐逸、立储数种。从董其昌十年翰林生涯的积极态度来看,可以说明其离京实属被迫,与隐逸追求的关联不大。透过好友区大相的送别诗,立储之说亦非真相。重检己亥京察的政治程序,沈一贯所上的密疏,以及他所推动的令翰林等四衙门官僚外迁任职,才是董其昌离京的关键所在。对董其昌个人而言,离京导致他此后二十年间再难回到北京任职。但“四衙外迁”是由来已久的政治文化,沈一贯的政治行动,是基于整体的朝局考量。这已足以证明,短时段的个人政治浮沉,与中时段的政治文化冲突之间,确乎存在着历史认知落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