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代同调:论沈亚之传奇的骚体文学特征

以《异梦录》《秦梦记》《湘中怨解》作品为代表,唐代沈亚之的传奇文集中表现出与屈原楚辞异代而同调的典型风格,即骚体文学特征。沈亚之吸收了“骚体”独特的兮字文体范式、抒情的浪漫自然、情志的悲怨凄美等特征,与时人作品异趣。沈亚之传奇的骚体文学特征表现在以悲为美的审美内涵、浪漫自由的艺术形式以及凄艳混融的艺术风格。沈亚之创作出的具有鲜明骚体文学特征的传奇故事,亦可称之为“楚调小说”。传奇独特的骚体文学特征,使得沈亚之作品在众多传奇中独树一帜,成为一代之奇。

论叶燮《原诗》中对沈约人品、诗品的评价

叶燮在《原诗》中批评沈约心胸狭窄,“闻人一善,如万箭攒心”,又对其诗歌极力贬低,“几无一首一语可取”,这样的“英雄欺人之语”过于片面。考察“万箭攒心”之说,最早来源于唐人李冗的《独异志》,其书专记神仙鬼怪,逸闻稗史,实不足信。至于沈约的诗品,也绝非叶燮所言,历代诗论家多有客观评价,且沈约提出的“四声八病”之说,为近体诗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可见叶燮对于沈约的评价,是有待商榷的。

《宦门子弟错立身》词语札记四则

《宦门子弟错立身》作为现存早期南戏之一,所用语言口语化,反映了元代语言的特色。该戏文中动词“闪”“捍”、副词“苦苦”、助词“每”或释义具有争议,或前人未曾对其进行释义,对其含义及用法训释考察可进一步明晰文义,也可增补各大语文辞书收词。就该戏文中以上四则词语义项的来源及演变情况进行考察,可丰富对近代汉语词语的研究。

再论“神农得茶解毒”

关于茶叶起源的“神农得茶解毒”说《本草》引文以往学者多将其溯源到清代的《格致镜原》,实则该说在明正统九年(1444)陈华刻本《事物纪原》中即已出现。在明代“废团兴散”饮茶方法改变的背景下,《事物纪原》的校正者赵弼删去宋代的茶类事条旧文,并重新撰写了“茶”条。该条下,作者结合《淮南子》与《茶经》中关于神农的记载创造了“神农得茶解毒”说《淮南子》引文。此后明代万历年间徐炬所撰《古今事物原始》一书中又将引文出处从《淮南子》改为《本草》。“《本草》:‘神农尝百草,一日遇七十毒,得茶以解之。’”这一引文至此正式诞生。

参元丹胶囊对动脉内皮损伤大鼠血浆内皮素、血管紧张素Ⅱ、血清一氧化氮合酶影响的研究

目的:观察益气破血法组方中药参元丹胶囊(SYD)对动脉内皮损伤大鼠血浆内皮素(ET)、血管紧张素II(AngII)、血清一氧化氮合酶(NOS)的影响。方法:应用导管拉伤加高渗液损伤的方法建立大鼠主动脉内皮损伤模型,研究中药SYD对大鼠动脉内皮损伤后血浆ET、AngII、血清NOS水平的影响。结果:与正常对照组相比较,病理模型组ET明显升高,P<0.01;SYD组可抑制ET的升高,P<0.01。与正常对照组相比较,各组的NOS均有升高,P<0.05,P<0.01;SYD组与病理模型组比较未见显著性差异。与正常对照组相比较,病理模型组ET/NOS明显升高,P<0.01;与病理模型组比较,SYD组可抑制ET/NOS的升高,P<0.01。与正常对照组相比较,病理模型组的AngII有升高趋势,但两组之间无统计学差异,P>0.05;与病理模型组比较,SYD可降低AngII,P<0.05,P<0.01。结论:参元丹胶囊能调整ET/NOS比值及AngII水平,提示其对血管内皮损伤有一定的保护作用。

益气逐瘀法干预择期PCI围手术期对EPCs动员与归巢影响研究

目的:探讨益气逐瘀法对择期PCI围手术期EPCs动员与归巢影响。方法:采用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试验方法,研究对象为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心血管科2016年7月至2016年11月成功接受PCI治疗的证属气虚血瘀证非ST段抬高急性冠脉综合征(NSTE-ACS)患者。64名符合纳入标准的患者被随机分为试验组(n=33)和对照组(n=31),对照组予常规西药治疗+安慰剂,试验组在常规西药治疗基础上加服参元丹胶囊,分别采用流式细胞仪、ELISA法进行检测2组择期PCI前后3个时点(术前、术后24 h、术后1周)外周血EPCs计数及促血管内皮生成因子VEGF水平,探索益气逐瘀法对NSTE-ACS患者择期PCI围手术期EPCs动员与归巢的影响。结果:2组受试者PCI术前外周血EPCs计数、VEGF水平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35、P=0.48),2组PCI术后外周血中EPCs计数及VEGF水平较术前均升高(P<0.05),但接受参元丹治疗的患者外周血中VEGF水平高于对照组。2组PCI术后7 d和术后24 h比较,外周血EPCs计数及VEGF水平均变化不大(P>0.05)。结论:参元益气活血胶囊(参元丹)干预NSTE-ACS患者PCI围手术期可促进骨髓EPCs动员与归巢,其机制可能与SYD增加循环中VEGF水平有关。

益气逐瘀法对中华小型猪PMI模型氧化应激反应的影响

目的:探索氧化应激反应在中华小型猪PCI围手术期心肌损伤(Peri-procedure Myocardial Injury,PMI)过程中的作用,以及益气逐瘀方参元丹(SYD)的心肌保护作用及机制。方法:中华小型猪24只,随机分为假手术组(n=6),模型组(n=6),SYD低剂量组[0.06 g/(kg·d),n=6],SYD高剂量组[0.24 g/(kg·d),n=6]。于小型猪冠脉狭窄处行球囊扩张+拉伤+大支架置入法建立PCI围手术期心肌损伤模型,测定并对比各组手术前1 h,术后4 h,12 h,24 h血清肌酸磷酸激酶同工酶(ck-mb)、肌钙蛋白I(c TNI)及超氧化物歧化酶(SOD)、丙二醛(MDA)、还原性谷胱甘肽(TSH)。结果:各组术前心肌酶水平无统计学意义(P>0.05),术后心肌酶升高,但低于正常参考值5倍,提示发生PCI围手术期心肌损伤,造模成功。参元丹低剂量组、高剂量术后各时间点心肌酶水平均低于模型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术后12 h、24 h参元丹高剂量组心肌酶水平低于参元丹低剂量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模型组术后SOD、GSH水平较假手术组下降,MDA水平较假手术组升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模型组术后SOD、GSH水平较术前降低,MDA水平较术前升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参元丹高剂量组与低剂量组均能够升高SOD、GSH,同时降低MDA,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但仅在术后4 h,参元丹高剂量组与低剂量组作用存在统计学意义(P<0.05),高剂量组优于低价量组。结论:中华小型猪PMI模型造模成功,参元丹具有改善PMI的内源性心肌保护作用。参元丹高剂量组较低剂量组作用更加明显,提示参元丹的心肌保护作用可能呈剂量相关。氧化应激因子在手术前后存在差异,提示氧化应激反应可能参与到了PMI的发生发展过程,参元丹具有加速抗氧化因子生成,维持抗氧化因子有效浓度,降低氧化因子。参元丹的心肌保护作用可能与其抗氧化应激反应相关。

益气逐瘀方对急性心肌梗死大鼠miR-24表达及心肌细胞凋亡的影响

目的:观察益气逐瘀方参元丹对急性心肌梗死大鼠miR-24表达及心肌细胞凋亡的影响。方法:50只SD大鼠随机分为假手术组、模型组、参元丹高、中、低剂量组,每组10只,采用左冠状动脉前降支结扎法复制心肌梗死模型,参元丹高、中、低剂量组从术后第2天开始给予参元丹药液灌胃,假手术组和模型组给予等剂量生理盐水灌胃,共给药2周。治疗结束后检测大鼠血清CK、LDH水平及心肌组织miR-24基因表达情况,TUNEL法检测心肌细胞凋亡。结果:实验结束时,与模型组相比,参元丹高、中、低剂量组均能显著降低血清CK、LDH水平(P<0.05,P<0.01),升高心肌组织miR-24 mRNA表达(P<0.05,P<0.01),同时降低心肌细胞凋亡指数(P<0.05,P<0.01)。结论:益气逐瘀方参元丹能够减轻心肌梗死大鼠心肌损伤及细胞凋亡,其作用机制可能与上调心梗大鼠缺血心肌组织miR-24基因表达有关。

FGF2/FGFR1/ERK信号通路在高糖诱导人肾小管上皮细胞转分化中的机制及肾元颗粒的干预作用

目的:探讨FGF2/FGFR1/ERK在高糖诱导人肾小管上皮细胞转分化中的信号转导机制及肾元颗粒的干预作用。方法:以高糖(30 mmol/L)诱导HK-2细胞上皮-间充质细胞转分化建立模型,分为正常组、模型组、高渗对照组、肾元颗粒组、厄贝沙坦组及ERK阻断剂组。采用CCK-8法确定大鼠血清加入浓度,Western blot及RT-PCR检测FGF2、CollgenⅣ蛋白及mRNA表达水平,ELISA法分析各组细胞ERK及磷酸化ERK(p-ERK)水平。结果:与正常组比较,模型组FGF2、CollgenⅣ蛋白及mRNA表达显著增高(P<0.05),p-ERK水平显著增高(P<0.05)。与模型组比较,肾元颗粒组FGF2、CollgenⅣ蛋白及mRNA表达显著降低(P<0.05),p-ERK水平显著降低(P<0.05)。结论:肾元颗粒含药血清能通过下调高糖诱导的HK-2细胞FGF2的表达,抑制FGF2/FGFR信号转导途径从而改善肾小管上皮细胞转分化,这可能是其防治糖尿病肾病的机制之一。

脑髓述要

提出脑之元神是统御五神之主 ,又为五官九窍之司。五脏精华之血 ,六腑清阳之气 ,皆上奉于脑 ,温养祖窍 ,而生精神、意识、思维、记忆、运动以及喜、怒、忧、思、悲、恐、惊、哀、乐、爱、视、听、嗅、味、语言等 ,脑髓内寓元神 ,为一身之主宰 ,五脏六腑听命于脑 ,脑神调节各脏腑之平衡 ,神、魄、魂、意、志皆由脑之元神统领。脑为元神之府 ,为生命活动之主宰。深入认识脑髓的形、象、生理、功用及其与五脏六腑之间的关系 ,以此为基础进而探讨脑病之病理变化 ,对指导临床、提高脑病的论治水平有重要意义。

中医心理学的发展:中医人格理论

中医学阐述了意识的整体本质,但是没有深入意识领域,实践上需要结合现代心理学的巨大优势,建立中医人格心理学。阴阳五行是人体的功能系统,而人格是心理行为模式,是功能的调控格式。元神是人的本我。中医心理学可以建立以功能五脏为核心的五因素人格模型。而脑基因组是完全不同于体基因组的,中医心理学结合脑基因组的研究,可以揭示人类的意识本质问题。

陆游沈园题壁探研——宋代题壁文化的一个侧面

题壁作为一种特殊的文体形式一直没有引起学术界的应有重视,而在墙壁上大胆地表露情感一般也不为传统文化所赞许。透过不同版本的历史记载,以及后人附赘在陆游身上的另一则题壁故事,既可以领略唐宋时代敢于公开袒露情怀的开放,又可以通过对这种极至情感的共鸣,感受题壁文学在宋世的地位和社会影响。

益肾养元丹治疗更年期综合征临床疗效观察

目的:观察益肾养元丹治疗更年期综合征的临床疗效。方法:将120例更年期综合征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80例和对照组40例,治疗组患者采用益肾养元丹治疗,对照组应用更年康片。两组患者分别于治疗前后检测FSH、LH、E2水平,同时比较两组患者治疗后临床疗效、症状积分以及观察治疗组中证型与疗效的关系。结果:治疗组总有效率为95%,对照组总有效率为85%;两组疗效比较,治疗组明显优于对照组。两组治疗前后FSH、LH无改变,治疗组E2显著升高,与本组治疗前比较有显著性差异(P<0.05)。两组患者治疗后各症状积分均有所改善,其中治疗组烦躁易怒、胸闷心悸、倦怠乏力、记忆力减退和肢面浮肿症状改善明显优于对照组(P<0.05)。治疗组治疗后肝肾不足、脾肾两虚、心肾亏虚3证型之间疗效,经两两比较无显著性差异(P>0.05)。结论:益肾养元丹治疗更年期综合征疗效确切,且无明显毒副作用,值得推广应用。

中医心理学应当重视“元神”的研究和开发

"元神"是"神"的概念范畴中的重要内容,是在丹道典籍中明确提出的与识神相对的概念,二者本质不同且又密切联系。"元神"本于先天而与生俱来,可以理解为"原生无意识"或"归根意识",是个体的原始内驱力源。"元神"是客观存在的,与个体潜能和心身健康密切相关,但因常被识神屏蔽而不能发挥其作用,所以研究开发适于现代社会并便于临床运用的技术来解放"元神",应是中医心理学研究的重点之一。

雍正时期闽台地方官治台主张探析——以沈起元的治台论为中心

雍正时期,台湾社会经济发展迅速,既有的治台政策已难以适应。清廷上下由于治台理念的差异,如何调整治台政策存在分歧,而以雍正帝为首的上层决定着治台政策的基调。但是以封禁为主的政策,与台地社会发展的需求背道而驰,更难以收到安定社会的实效。对此,闽台地方官有不同的见解,沈起元即是其中的代表。"台湾文献丛刊"等版本所收集的沈起元治台撰述史料,错漏不少,使人难以了解其著述的背景。沈起元赴台任职负有"绸缪海疆"的使命。他宦台时间虽短,但对台湾的地位及清廷治台政策的得失做了深入考察,不少建议颇为独到、富有远见。诸如重新调整台湾的军政格局,改"防海"为"防山";开放大陆民人赴台谋生;积极开发内山土地,通过抚"番"政策,"化番为民",以消解汉"番"矛盾,巩固清廷对内山地区的统治,等等。从有清一代的治台政策演变看,沈起元的这一系列建言,或迟或速,均得以施行。

屈原、沈从文、高行健比较研究

《灵山》在许多方面继承了屈原的诗词传统,又在描绘西南地域原始的多民族文化方面延伸了沈从文的现代主义传统。本文对这三位著名诗人和作家作了试探性的比较研究。

论沈从文与大江健三郎原乡追寻的美学建构——以河流/森林为表征

在沈从文与大江健三郎的文学世界中,河流与森林分别是其主要意象和故事得以展开的中心场所,都是建立在对原乡经验的提炼与再创造上,寄寓着对未来的一种乌托邦式想像。具有地域色彩,浸透着作家个人的成长体验和人生认知;又是与民族历史、文化精神勾连的主体意象,蕴含着民族的集体无意识想像,是作家基于人类当下生存处境而对民族历史、文化和精神的回溯及对未来的建构,表现出对原乡的追寻与基于其上的自觉的美学建构。

从台阁诗风的消长看乾嘉之际诗风转换

由王朝中枢直接出面直接干预诗歌创作 ,是清代诗歌史的特殊现象 ,这一点造就了清代中前期诗歌台阁风气一统天下的畸形发展状态 ,造就了王士“神韵说”和沈德潜“格调说”交替成为康熙朝至乾隆朝前期诗坛主导风气的现象。直到乾嘉之际 ,随着时势的变化和以袁枚为代表的性灵诗人的冲击 。

巫楚文化:沈从文与屈原

楚文化的特点是"巫"。屈原是历史上楚文化的代表和传承者,近现代湘西文化作为巫楚文化的孑遗,成为沈从文创作的源头活水。沈从文和屈原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承传了楚文化,使楚文化成为不同时代人们表达文学理想的重要资源。

论说一切有部“实有”观念对慧远思想的影响

慧远是中国早期佛教的著名高僧。他的思想理论对以后的中国佛教产生过重大而又深远的影响。从慧远的佛学思想来看,他接受了说一切有部的毗昙学说,特别是其中“一切法实有”的思想,因而认为法性是法真性,是不变的实体。这与“缘起性空”的般若学说是不一致的,所以受到鸠摩罗什的批评。另一点是慧远十分欣赏犊子部一系《三法度论》所说的“有我”思想,以为“我”(慧远称之为“神”)是一种超乎精神与形体之上的东西,并因此在《沙门不敬王者论》一文中,以形尽神不灭的议论来反对当时的神灭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