禽簋铭文与鲁国初封——兼说“兆”之异体

禽簋铭文中的“■”应隶定为“■”,释为“■”,该字亦见于周原甲骨文,与“■”“■”等同为表示“兆”动词形态的后起形声字。禽簋铭文记载的禽在东征之前“祝”的行为符合器主“禽”大祝的职业身份。“■”与鲁侯尊铭文中的“■”实为一字之异体,为系联两器提供了线索,禽簋铭文器主“禽”即鲁侯尊铭文之鲁侯,亦即初代鲁侯伯禽。禽簋铭文与鲁国初封直接关联,更与《尚书·多方》《史记·鲁世家》等文献系联,则可探索鲁国初封之年等信息。

孔尚任《桃花扇》人物、本事四考

孔尚任的“舅翁”秦孟岷和秦光仪、“舅”秦生镜与孔尚任及其《桃花扇》等有极为重要的关系,可惜他们的资料极罕见,而《秦氏家谱》与《百城烟水》中却有较丰富的关于他们的资料。同时,《桃花扇》在立意、人物塑造及情节上受丁耀亢的《续金瓶梅》影响较大。

“希声主义”与古琴审美精神——兼论“无弦琴”的声音美学

“希声”是基于声音研究视角对古琴审美精神的哲学抽象与总结,在琴声的本体论层面上,“希声”表现为“以音为声”的乐律元音;在演奏实操中,它指与有声乐音互训的静默乐音;在审美层次上,“希声”是预设的完美声音理想,具有形而上学性。“希声主义”源于古代中国的听觉审美传统,通过对琴史上典型的弃声案例之分析,为“无声之声”到“无声之听”建立基于古琴演奏实际与文人审美趣味的两种逻辑进路,为“弦外之音”提供了不仅限于文人之“意”的音乐学说明,指出“希声”在音乐演奏中的客观存在,为琴的声音、声法、声境确立基于古代声音审美传统的艺术原则。

《广雅疏证》《方言笺疏》中“乘”的释义指瑕

本文就《广雅疏证》与《方言笺疏》中“乘”的释义作出分析,全面地考察了“乘禽、乘马、乘矢、乘壶、乘韦”之“乘”在上古文献中的应用情况,从而得出结论:“乘禽”之“乘”,其义为“二”,而“乘马、乘矢、乘壶、乘韦”之“乘”,其义为“四”。《广雅疏证》与《方言笺疏》对“乘”所作的释义与举例是错误的。

记忆 反思 民权——《淮南子》视阈中的秦末陈胜起义

对秦末剧烈的农民起义,《淮南子》有着深刻的历史记忆,痛切认识到秦王朝暴政对民众生存利益所造成的破坏性影响。着眼义为兵本、民为国本与君为政本等三个方面,《淮南子》反思和批判秦王朝统治者极欲主义的治国实践,认为陈胜领导的农民起义是其"积怨在于民也"的必然结果,具有内在的正义性。《淮南子》在政治上虽然坚持尊君立场,但其并未抨击贬斥秦末陈胜起义,而是从民众利益出发,既批判专制君权的消极性,也强调民众所应具有的生存权、发展权,以及面向暴政的反抗权,这种鲜明的传统民权意识彰显出《淮南子》积极的"民本"政治精神。

洪秀全妇女思想之“耶儒合流”——以“一言两书”为例

《劝世良言》、《钦定旧遗诏圣书》和《钦定前遗诏圣书》对洪秀全思想影响巨大,洪秀全“男女平等”思想、禁止奸淫妇女和反对淫乱思想、“为妇之道”思想、多妻制思想、对待女奴婢的思想以及妇女贞节观皆同这三本书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它们是洪秀全“耶儒合流”思想的主要来源。但从实质上看,洪秀全的妇女观仍然是中国传统的封建伦理道德观,而且在西方上帝的宗教招牌下有过之而无不及。洪秀全不可能具有男女平等的思想。

侧调论——以姜白石侧商调为鉴

侧调是汉魏乐府相和五调之一,陈隋之际曾发展为清商乐的标准音阶形式。侧调的产生、形态与流变,对中国传统音乐宫调体系的构建与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由于年久失载,也给后世乐家带来极大困惑,成为难以解绎的千古疑难课题。该文以南宋姜白石侧商调复原研究为鉴,从“侧商调里唱伊州”的解读与局限,侧楚、侧蜀、侧羽与琴通三均说;侧调的兴起与流变等几个方面,探讨侧调的形式、生成与流变以及其深远影响。

枚乘作《笙赋》说辩疑与先秦两汉文本的传播

李善在注《文选·长笛赋序》时推测枚乘作有《笙赋》。这种说法曾一度为学界所认可,直到程章灿、张巍对此提出质疑,并认为枚乘所作可能是《琴赋》,即《七发》中写音乐的那一段。然其论并不完善,也留下了一些未能解释的问题,故仍有必要进一步申说。而通过再次辩疑,并结合先秦两汉文本的传播情况来看,马融《长笛赋序》中所指可能确实是《七发》中有关"琴"的部分,只是这部分内容还应在傅毅作《洞箫赋》后,从《七发》中分列而出,并被冠以《琴赋》之名单独传播过。

坚守与寻找——兼谈《秦腔》中引生的象征意味

具体上写实,总体上象征,是贾平凹新作《秦腔》采用的重要艺术手法。在这部小说中,除几个主要人物形象白雪、夏天义、夏天智等具有象征性外,作品的叙述人引生也具有强烈的象征意味,他是当下中国农村现实状况和情绪的象征,在他身上体现了当下农民对农村传统文化和传统生产方式的坚守与寻找。

秦博士伏生事略考

伏生为一代儒学宗师,乃今文《尚书》之传授始祖,然其生平史籍载录较略,鲜为世人所知。清代学者陈蜚声曾在《伏乘》一书中考证伏生其人其事,舛误颇多,须详加辨识。其中,陈氏错推晁错受《尚书》之年,致使其考辨伏生生年多有讹误;伏生受《书》于李克之说,陈氏所引诸史料皆不可信,不足为据,故伏生应师从他人。通过考证伏生为秦博士,辨析秦博士官与《尚书》之关联,以探究今文《尚书》缘何得以传世。伏生虽为大儒,然去今已远,史载其事谬误必多,今厘清诸书讹误,还历史以原貌。

生生之道:先秦儒家教化哲学的理论基础——以《中庸》为主体的研究

《中庸》是以命、性、道、教一体贯通的理路来阐发教之为教。"教"的根本在道,而道的根本在人性;人性是人之为人的根本规定性,人性的实质是天命;天命是天道自然之"分",天命即天道。天生人,人性之中天道本具,人性的彰显即蕴含着天道流行。天人一体,天道作为宇宙生命体生命运行的根本机制,其决定人自然生命生长和道德生命意义生发的内在机理,构成了先秦儒家教化哲学的理论基础,这一内在机理就是"生生之道"。"生生之道"以天道的实在、实有为其学理的本体,以自当不二、内本外末、成己成人、生生不息等为其教化哲学的生命价值追求,以"诚明两进"为基本的方法论基础,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将其方法论的实践落实为日用伦常中个体生命意义的真实体验与内在生命力的自我兴发。

先秦儒家“和”的精神生命研究

"和"是儒家伦理思想的基本范畴。从静态上看,"和"的精神生命是"中和",反映了人的现实性存在;从动态上看,"和"的精神生命是"和生",它反映了人的超越性存在。二者相互圆融,展现出"和"的精神生命全貌,共同构成了人的基本在世结构的价值关系。"和"的精神生命之所以强大,在于仁、礼、义相互融通,为"和"的精神生命提供强有力的保障。"和"的精神生命仍然在当下延展,它为现代人走出内心困顿、处理好人际关系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为全球治理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理论资源和解决问题的智慧。

论“听”与“圣”的关系——以先秦为中心的考察

在"圣"达成的过程中,"听"展现为一种能力,它具体表现为能听、会听、善听等多个面向。一方面,具备高超的"听"的能力,是成圣的必要条件之一;另一方面,凡为圣者,皆在"听"上达到至臻境地。"听"既是一种"德性",又展现为一种"德行",圣者在"听"上具备完善的"听德"。这不仅体现在成圣之后,也内在于主体通由"听"而成圣的过程中。"圣"作为一种理想人格形态,具有正面价值,"听"于是在成圣的过程中体现为一种价值诉求,对其不断地追求与努力,使得主体在"听"上呈现出不同的人格境界。要达成一言出,而天下莫不听从的效果,需以"天下"为听之对象,以公正为依据,信任为内在要求,兼顾各方面的利益,这同时也是由"听"而"圣"的方法。

曹雪芹佚著《废艺斋集稿》质疑

所谓“曹雪芹佚著和传记材料”,在材料的来源、内容文字所及人和事、时间与地点、董邦达与曹雪芹的关系、写作文风、天气与写作时间等诸多方面都存在一系列的疑问。在这些问题没有得到澄清和合理的解释之前,笔者倾向于认为,这批材料可能是艺人的传本风筝谱,有人加以篡改、伪造而嫁名雪芹、敦敏和董邦达。甚至也有可能,全部文字都是伪造的,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骗局。

古琴音位图的创制者麴瞻及其《琴声律图》考

古琴音位图流传已久,暂未见有相关历史考证。本文从《琴苑要录》等文献中发现麴瞻的《琴声律图》是古琴史上最早的音位图。原著中的序文和图赞不但保存至今,而且证实了麴瞻为首创。本文又结合其他史料,考证得出麴瞻是初唐时期琴家,为高昌王麴文泰之孙,并非60多年来琴界所误认的南朝僧人道照。由于唐代另有王大力署名的同名《琴声律图》,宋代又有王大方《琴声韵图》,且三者关系不明。因此,本文对三种图书的内容和演变作出分析,发现麴瞻的《琴声律图》正因被同时代的王大力承诏撰成同名琴著出版,才在官方书目中长期被湮没,直到南宋得以重现。

元代的蒙汉双轨修史:《太祖实录》小字注解探微

《圣武亲征录》《元史》和《史集》是元史研究的基础文献,相互之间的传抄关系尚无定论。《圣武亲征录》和《元史》,在正文之外还有小字注解。二者的小字注解有重合之处,内容包括人物指代、汉语翻译、并行纪年。相关内容在《史集》和元末史书《通鉴续编》中都有体现。上述史籍的共同史源可以追溯到《太祖实录》。小字体例和内容表明,《太祖实录》应是先用汉文写成的,随后翻译成蒙古文,进而为《史集》所参考。

论伏生《尚书》诠释的时代性

伏生在秦汉之际的文化废墟上,热情张扬了《尚书》的神圣经典价值。他针对秦之失道,阐释了《尚书》中的公天下和德治理念,又为百废待兴的汉朝提供了多种礼制资源。伏生还吸收了战国以来的新学术思想,提出“三统说”,对《洪范》篇作出了全新的阐释,从而对汉代的经学和政治产生了深远影响。总体来看,伏生的《尚书》诠释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尚书》亦由伏生诠释才真正实现其参与汉代文化构建的经典价值。

氾胜之其人其书及其影响研究

秦汉时期是我国北方传统农学的发展和逐步成熟时期,其在中国农学整个体系中起着承上启下的关键性作用。生活在这一时期的氾胜之是中国农学史上的杰出思想家和践行者,其农学专著《氾胜之书》,在总结西汉以前我国农业生产技术经验的基础上,指出了农业生产的六项要点,研究并发展了传统土壤改良的"土化之法",被称为"氾胜之术";设计了科学系统的精耕细作农业丰产方法区田法;全面继承"神农之教"古代传统,是汉代最重要的农学著作,是研究我国农业科学发展史的珍贵资料。

覃圣敏:壮泰民族传统文化研究开拓者

1989年,由覃圣敏主编《广西左江流域崖壁画考察与研究》正式出版,并荣获广西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随后,左江流域崖壁画考察与研究成果在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展出,引起不小的轰动,这也是广西第一次在北京大规模展出壮学研究成果。之后,为了破译壮泰同源的"密码",覃圣敏和课题组的专家们在事业的盛年期,用长达13年之久的时间,完成了五卷本,约300万字的《壮泰民族传统文化比较研究》。该书出版后,于2004年获得广西社科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第一名。覃圣敏和课题组的研究方法也得到了国家有关方面的肯定,希望能用这样的方法把其他东盟国家的侗台语民族进行对比研究。覃圣敏可谓是壮泰民族传统文化研究开拓者!

周秦汉时期关中的蚕桑业

战国秦汉蚕桑业的产业重心集中分布在东方地区。然而在周人耕织成就的基础上,秦人在西北地方的经济开发,其实也包括蚕桑业。秦地蚕桑业的繁荣,在汉代得到继承。“织女”崇拜的早期表现,即昆明池边的“石婆”雕像,是有实证意义的文物存在。《氾胜之书》中相关信息,也提示了关中地方蚕桑业发达的历史现象。文物证明又有出土鎏金铜蚕等。这一发现反映与葬制有关的民间礼俗,也可以理解为蚕桑业关系社会财富积累的体现。有关关中地区蚕桑业生产规模和生产水准的考察,有益于全面认识当时经济发展的全局,对于丝绸之路史研究,也有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