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驹《八声甘州·四十自寿》的美学解析

《八声甘州·四十自寿》见于第二版《丛碧词》但不见于第三版。全词的情感基调以辛弃疾《丑奴儿·书博山道中壁》为基础。这首词是张伯驹的内心独白,是不惑之年的他,对时间、对生命、对人生价值的终极思考,是关于人生进退取舍得失的全方位思考。

论“六笙诗”与古《诗》文本

《诗经》“六笙诗”因“有其义而无其辞”,引发了古今无数的讨论。它的篇次莫定,前后不合,难以融入《诗》的辞章编排系统。特别是由它引起《诗》文本编排的变更,所谓由毛公“推改什首”,造成了《诗》的“非孔子之旧”,多与史实不合。这在出土文献海昏侯《诗》、汉《熹平石经》与毛《诗》互证中得到充分证明,并在《诗》文本的学术源流与汉代《诗》学研究中获得有力支持。“孔子之旧”就只有“三百五篇,遭秦而全”的《诗》文本,四家皆无异义。郑玄相关解说的存亡、缘由自相矛盾,反映的只是其笺《诗》所见与注《礼》所用乃不同的另一个《毛诗》文本。其中的“六笙诗”序,不过是其时的《毛诗》学者将《乡饮酒》《燕礼》中用乐的《小雅》的《南陔》等6篇编排到《诗》文本中的新变现象,而不能说是代表“孔子之旧”的古《诗》文本。不包括“六笙诗”,才是“孔子之旧”三百五篇古《诗》文本的实际篇目。

由“笙诗”看《毛诗序》完成时间

郑玄认为"笙诗"亡于战国及秦之世,实际是为了解释《毛诗序》"有其义而亡其辞"所作的一种推测。"笙诗"本非《诗经》所有,前人从"有声无辞"、编什、篇题重复、"笙诗"《序》等方面都作了论述。而从汉代四家《诗》来源看,四家《诗》皆得自"讽诵",三家《诗》却无"笙诗"。《诗经》在秦焚书前传播广泛,却没有征引六"笙诗"之辞的资料。"笙诗"加入《诗经》应在刘歆《七略》成书之后,即哀帝建平元年之后。元始五年,王莽征通知《毛诗》等典籍的异能之士,以民间学术校正学官学术,加入"笙诗"的《毛诗》进入官学系统,为人们接受。《毛诗》学者入"笙诗"于《诗经》,除受刘歆《移让太常博士书》的启发外,也与人们把经书看作"应时而作"、可以损益的观念有关。从《汉书.儒林传》"由是言《毛诗》者,本之徐敖"一语来看,入"笙诗"于《诗经》的学者很可能就是徐敖。故《毛诗序》最后完成应该在建平元年至元始五年期间。

金圣叹与周庄戴氏交游探微

金圣叹一生中与苏州戴氏交往密切,常见史料中便有“戴生”早年参与其扶乩降神、中年时有弟子为戴悦、晚年与戴云叶唱和甚殷的记载,并在所撰诗文中涉及“子兄”等人。通过《贞丰里戴氏族谱》等珍稀文献与有关别集、笔记的对读,可见其敬佩和深交的戴氏友人,或为慷慨赴死的抗清义士,或具排难解纷的勇略侠情。

论敦煌歌辞叙事色彩显著之成因

敦煌歌辞是融诗乐歌舞为一体的综合性艺术,其显著的叙事特征已为许多学者注意。然而,到目前为止,对其叙事性研究仍停留在玩赏精警语句层面,缺乏系统分析。而敦煌歌辞的民间文学性质,讲唱文学、声诗与戏弄对其创作的渗透等,则是形成敦煌歌辞鲜明叙事色彩的重要原因。

六“笙诗”考论

六“笙诗”,特指《南陔》、《白华》、《华黍》、《由庚》、《崇丘》、《由仪》六诗。称“笙诗”,始干北宋的刘敞,又经郑樵、朱熹等名家沿用,则成为流行的名目。六“笙诗”是《诗经》的篇目,本应有文辞。六“笙诗”之功用和影响,主要不在于文辞,而是其曲调和演奏。作为笙演奏的范本,六“笙诗”在笙乐发展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盛唐士流园林和山水田园诗

盛唐是山水田园诗的成熟和兴盛时期,山水田园诗的兴盛与盛唐文人的创作环境———园林别业有直接的关系。园林的自然之趣与诗歌质朴无华的风貌、园林建筑与诗歌意境的开掘之间都有密切的联系。士大夫在丘壑林泉之中找到了精神的寄托和慰藉,园林也因融入了士大夫的深情而具有清新淡雅的涵蕴。

论中国首部题画诗集《声画集》的画史价值

孙绍远所编《声画集》是我国第一部题画诗总集,储存了丰富的唐宋题画诗资料,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本文着力探讨集中题画诗对于探索发现唐宋绘画史实的价值与意义,并由此证实编者孙绍远"因诗而知画"的美学理念。

杨慎诗歌体式论初探

杨慎的《升庵诗话》是明代以前最长的诗话,其内容博大精深。它看似没有理论体系,实际却蕴含着很强的理论性。本文对《诗话》及其为诸多选本所写的序言进行梳理,探讨杨慎的诗歌体式论。

谶纬及道教对玄言诗兴起的影响

道教和谶纬对玄言诗兴起的影响,过去曾经被人们忽视了。我们至今虽然还没能发现很直接的材料,以说明道教和谶纬曾经非常明显地影响过玄言诗,但至少可以从理论上找到它们之间的逻辑联系。道教以道家学说为思想力量,组织起成千上万的民众,展开了推翻现政权的斗争,这给以反叛儒家经学为要务的玄学,无疑是一个十分有力的启示,而道教经典以韵句形式宣传其教义,则毫无疑问地充当了用诗歌形式阐说理论见解的玄言诗的最早典范;谶纬以五行生克来解释历史的演变,玄学又以推尊水德的道教思想为理论指导,二者之间显然具有某种奇妙的暗合,而谶纬中一些以韵语表现的符咒和谶语,在内容及形式上都与玄言诗的避祸与诫勉意义相一致。

《郑风》与“郑声”之异同

《郑风》的产生与“礼崩乐坏”的时代环境 ,郑国的经济及文化传统有关。“风”之名起于战国 ,本指曲调 ,《郑风》也是“雅乐” ,得名时主要指郑诗。“郑声”源起于殷商 ,在民间流行 ,得名于春秋 ,是较复杂 ,富于变化的新声。《郑风》与“郑声”有各自的产生发展过程和内涵 ,又有交叉点。

今文《诗经》之《齐诗》传授考

有关《诗经》中《齐诗》的传授情况,前贤今哲的相关著作只是简略地提及,经学专著只有简略的、仅列人名的传授表,俱无考证内容,且彼此说法不一。根据散见于各种文献中的有关记载,可以整理出来的《齐诗》传授情况如下:始授者为辕固生;第二代传授者是通五经、明阴阳的夏侯始昌;第三代传授者是开创了用专著来授徒的后苍和孙氏;第四代传人为匡衡、翼奉、萧望之、白奇,他们大都身居高位,使《齐诗》发展达到了最高峰;第五代及以后的传人主要分三个群体:与王莽关系密切的满昌及其弟子张邯、皮容与马援;受到王莽重视的师丹及其弟子班伯、班固;见证《齐诗》由盛至衰的经学世家:伏理及其弟子。

论清代李惇的《诗经》研究

李惇是清代中期扬州学派兴起时期代表人物之一,长于治《诗》,他的《诗经》研究以求是为本,不盲从前人,言而有征,不务虚言,对《诗经》学案中"删《诗》说"、"笙诗说"和"姜嫄说"的精彩辨析是李惇治《诗》的主要成就,体现了他考辨精审,破除迷信,去伪存真的治学精神。

谈《西厢记》崔、张酬唱赠答诗

《西厢记》中崔莺莺、张生二人的酬唱赠答诗,不仅起到了调和、串连剧情的作用,同时增强了戏剧的抒情色彩,更重要的是,它们见证了崔、张的爱情历程,有情人终成眷属。

再说“剩引榴花,醉偎琼树”

北宋词人周邦彦《黄鹂绕碧树》"剩引榴花"句异文又作"盛饮流霞"。学者或以"盛饮流霞"为是,或以"剩引榴花"为是。本文主要从词义的角度考察"引"及"剩引"在诗词中的用例,同时兼顾周邦彦词作风格等,说明原词为何应作"剩引榴花",并试推求"盛饮流霞"异文产生的原因。

享受孤独和微笑——评《当代重庆作家作品选·万龙生卷》

万龙生５０年代末期致力于现代格律诗的创作，执著于诗文化的现代整合，不仅很好地继承了闻一多诸前辈的成果，而且拓宽和发展了现代格律诗的内涵，其创作态势表现得十分亲和，叙述风格呈现为宽和平静。万龙生诗的美，既表现在语言与形式，结构与意象，也表现在诗的意蕴。

瓦雷里与中国

瓦雷里与中国两个文学青年梁宗岱、盛成的相逢、对话、交流是双方在各自徘徊状态下的历史汇合:是西方对东方的召唤、选择,东方对西方的寻找、应和的时代回声。他们互为朋友和向导,在平等、友好、亲善的氛围中互为媒介互相引导,出于对中法文化交流的热情达到了共鸣,在心灵上达到了共识。瓦雷里通过盛成创作的《我的母亲》与现代中国对话。他以他的中国弟子为媒介,对中国文化作了广泛深刻的观照和思考。他批判欧洲中心论和欧洲由来已久的对中国的误解、轻视、偏见,认为西方人和中国人必须亲近共处、共生互补,不同的民族应亲近共处,为此要进行"心印而神会"的交流。

在诗与画的文本间创造——谈林声的题画诗

在中国文学艺术史上,于画上题诗源远流长,屈原的《天问》可认为是可证的源头;自六朝以至唐宋以后,则屡见不鲜。林声是诗文书画并作的艺术家,而作画又自题诗,并专成一本自题画诗集则于史少见。以林声的题画诗为例,将题画诗的意义概括为三点:追求艺术的转体之妙,借画创生诗意和衍生为别具意义的独特创造。在题画诗研究方面提出中西题画诗的比较论。

由《升庵诗话》看杨慎的宋诗观

明代前后七子执盟诗坛,倡扬"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盛唐诗作为学诗的不二法门被推到了独尊的地位,宋诗则落入被斥逐的恶诗行列。而身处西南边隅,博学多识的杨慎则能在"人人有诗、代代有诗"观念的统摄下,更为冷静具体地关照宋诗的价值及其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的地位,从而形成其独特的宋诗观。所论虽然时有偏颇,却显示了突破陈规的勇气和高格独标的卓识,这在当时是非常可贵的。

试论题画诗的审美特质——兼论林声题画诗的审美意蕴

作为中国特有的一种艺术形式,题画诗凝聚着中国文人画家独有的审美意绪,同时也形成了特定的审美倾向,即对趣、情、理的侧重与突显,透趣、显情、辨理正是题画诗突出的审美特质。林声的题画诗笃情隽永、生趣灵动、妙理荡漾,具有独到的审美意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