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归》对阮籍《咏怀诗》的批评及其论争之意蕴

钟惺、谭元春在《诗归》中以“厚”“真”为标准对阮籍《咏怀》诗持批评与贬低的态度,认为其既不如此前的《古诗十九首》,又不如唐代的《感遇》。这种贬低一方面源于他们独特的诗学观,另一方面又与他们对阮籍性情、诗歌特点的认知有关。此外,还有针对七子派复古诗学——尤其是对李攀龙《古今诗删》不满的现实因素。《诗归》对阮诗的评价引起了明清诗论家激烈的反驳,这其中固然有钱谦益、陈子龙等人的影响,也有易代之际的时代因素,但批评者大多还是立足于诗学本身。他们认为钟、谭不过是“尚奇”“好尽”“浅陋”,故多重申《咏怀》有性情、多蕴藉,潘德舆则从性情之正摈斥《咏怀》和陈子昂《感遇》而扬张九龄《感遇》,客观上又扩大了《咏怀》诗接受史之丰富蕴含。

钟惺品评《左传》

钟惺好史,他运用历史、文学的双重角度对《左传》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品评。通过品评,钟惺强调了传统的儒家经世致用之说,提倡了治史之风,总结了作文之法,这对于扭转晚明浮躁学风是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的。但是,钟惺的史评过于随意,且深度不够,其作用也是有限的。

魏晋嬗代史事探微

魏晋嬗代一直是学界关注的重点,讨论颇多。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魏晋嬗代过程中一些关键事件和人物的考订,分析了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之变的原因和依靠的主要力量。对司马师在魏晋嬗代中的作用和功业进行了考证和阐释,并对齐王攸地位的形成过程提出了新的解释。

从中国诗论之传统与诗风之转变谈《槐聚诗存》之评赏

从中国诗论之传统与诗风之转变来看,钱锺书《槐聚诗存》自有其特色。钱氏论诗虽有通观古今的眼光与识见,但他自己的诗作则因气禀所近,乃以一己之才情智力学识为诗,以使事用典及偶对之工巧取胜,精工锻炼虽然有余,而略欠博大浑涵发扬流畅之致,终不免落入宋诗之作风。

论阮籍《咏怀诗》的隐与秀

《咏怀诗》洋溢着"工为复义"的"隐"美和"巧为卓绝"的"秀"美,体现了魏晋五言诗歌艺术的新成就和新魅力。

吴长庆与袁世凯关系述论

吴长庆是淮军名将、儒将,是1882年中国军队成功平定朝鲜壬午兵变、稳定朝鲜社会秩序的军事统帅。吴长庆与袁世凯叔祖袁甲三、嗣父袁保庆及袁世凯本人有着三代世交关系。青年袁世凯投军吴长庆部,受到吴长庆的特别关照和精心培养,脱颖而出,迅速成长为一名优秀青年将领。吴长庆与袁世凯关系密切,袁世凯对吴长庆的恩情铭记在心。

《淮南子》“秦始皇”观评议

《淮南子》多次论及"秦始皇",从社会经济、政治用人、现实战争及法治实践等方面,对其暴虐之政进行严厉批判。着眼于治术、治道及君道,《淮南子》从道、儒立场出发,深刻反思秦政之失,认为其根由在于秦始皇迷信法家的功利政治,并将其在实践上推向极端化,以致秦王朝缺失"民本"的正义性内涵,最终在纵欲残民、与民为仇中败亡。对秦始皇的暴政之失,《淮南子》试图让统治者深有借鉴,以此促使其在治国上民本为先、身国同治,延续清静无为、休养生息的汉初国策,推动西汉王朝实现"圣王"之治。

阮籍《咏怀诗》源出《小雅》解

钟嵘《诗品》认为阮籍的《咏怀诗》源出于《小雅》,王夫之《古诗评选》则认为出于《国风》。分析阮籍《咏怀诗》产生的时代背景、个人遭际、诗歌旨趣,并征引南朝颜延年、沈约等人对《咏怀诗》的体裁、形象、表现手法、语言等方面的评价,笔者认为《咏怀诗》从风格体制来说,应该是源出于《小雅》,并有所发扬光大,且对后世的“咏怀”、“感遇”一类诗歌有深远的影响。

道家生命气化论的历史发展

道家将生命产生的机制归结为“气”的变化,建立了较为系统的生命气化论。道家生命气化论萌芽于《老子》,在《老子》第42章中初见端倪;形成于《庄子》,《庄子》运用“气”的聚散变化及其“交通成和”的原理来解释生命现象产生的机制;《管子》和《吕氏春秋》中的部分道家篇章通过对生命孕育和产生之具体过程的解释,发展了道家的生命气化论;至汉代道家集大成之作《淮南子》,则较为全面地论述了阴阳气化产生生命现象的内在机制,将道家生命气化论推向理论高峰。

论王安石《淮南杂说》中的“异志”思想

王安石《淮南杂说》中提出臣可用非常之礼、君可取而代之的“异志”思想 ,受到杨绘、程颐、杨时等人的攻讦。其实 ,王安石的思想根源于儒家经典 ,又为其改革服务 ,具有进步意义。理学家的批评既有反对变法的因素 。

论阮籍《咏怀诗》对《离骚》的传承

阮籍《咏怀诗》的源流问题,历来聚讼不断。"小雅"说始于钟嵘,自清代开始盛行"离骚"说。把《咏怀诗》的源流单独地归为任何一家都是失当的。但是从抒情模式、艺术手法、艺术风格等多方面来分析,《咏怀诗》对《离骚》的传承具有显著特征,这也是清代学者倾向于"离骚说"的重要原因。

论悲剧美学视角下《咏怀诗》的审美意蕴

阮籍"忧生之嗟"透露出浓厚的悲剧意识,不能深刻理解和解读阮籍的悲剧意识,是导致阮籍接受史上出现阐释混乱的主要原因。阮籍的"忧生"将对人生的苦痛悲怨的情感直接升华为对人生的悲剧性体验。这种体验在中国文学史中是非常独特性的经验,所以显得陌生而难以阐读。

“李海观‘诗有渊源’”之成因探析

清代河南小说家李海观因其长篇章回小说《歧路灯》而广为研究者所关注,然而,目前学界对李海观诗作的研究十分薄弱。清代学者杨淮辑《中州诗钞》卷十四称"(李海观)与新安吕寸田往来,讲论诗学,故诗有渊源",是今人引述李海观诗学成就的重要史料。然考李海观年长吕寸田20岁,从李、吕二人年齿、经历判断,此说不无疑点。杨淮提出"李海观‘诗有渊源’"的背后有深刻的外在、内在和主观原因,值得深入探析。

从《咏怀诗》看阮籍的理想及其幻灭

阮籍先后推崇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 ,对这两家所描绘的理想世界都曾抱有很高的热情 ,但在严峻的现实生活中先后都幻灭了。于是他既认清了“礼法”的本质 ,也深知要超越现实是不可能的 ,剩下的只有精神家园失落后的巨大痛苦。他既不能超越社会 ,也不能超越自我 ,而只能通过狂饮、痛哭和赋诗来宣泄自己的苦闷。《咏怀诗》

钱钟书的宋诗观

钱钟书是集学者、才人于一身,融古今中外为一体而又兼善各类著述体裁的一代宗师。钱先生师友中交游最密、酬唱最多的学者皆学宋,濡染相熏,使他偏嗜宋诗。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谈艺录》,就有相当篇幅论述宋代诗人及作品,提出许多超越前贤的创见。而《槐聚诗存》的特色和风格更是与宋诗一脉相承。在此基础上,钱先生以其诗学思想为理论依据,从艺术价值与艺术创新的角度,对宋诗进行了精细的梳理和筛选,编辑成《宋诗选注》,使钱学的思想精髓呈现给读者。由此可见,钱先生对于宋诗的掌握与喜爱以及对于宋诗独特风格和价值的肯定。

阮籍及其《咏怀诗》艺术生命的流传

阮籍的人格品质与诗歌艺术在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包括阮籍其人及《咏怀诗》中表现出的济世品质、反抗精神和生命深情几个方面,这是其艺术生命得以流传根本之所在。而陶渊明对这种影响流变的传承与接受,显示出阮籍及《咏怀诗》在文学史中动态的存在状态,这种状态是生命体延续的状态。

江西甘泉后学概述

江西是甘泉学派发展的重要区域,江西籍的甘泉后学代表者为洪垣、吕怀、杨时乔。洪垣兼容并包王湛心学思想,以生机之学独树一帜;吕怀之学在于变化气质,折中王湛的倾向突出;杨时乔虽宗程朱,但对程朱多有批评和厘正。洪垣、吕怀、杨时乔等人的学术思想表明,江西甘泉学派具有调和折中、不守师说、对抗朱学等特点。

树蕨类化石在淮北煤田的发现及意义

淮北煤田早二叠世晚期下石盒子组树蕨类茎干印痕化石丰富，计有４０余块。分属于蹄痕茎属（Ｃａｕｌｏｐｔｅｒｉｓ）、大痕木属（Ｍｅｇａｐｈｙｔｏｎ）及皱痕茎属（ＰｔｙｃｈｏＰｔｅｒｉｓ），共３属９种；其中蹄痕茎属４种（包括２个新种，Ｃａｕｌｏｐｔｒｉｓｙａｎｇｚｈｕａｎｇｅｎｓｉｓｓｐ．ｎｏｖ．和Ｃａｕｌｏｐｔｅｒｉｓｐｓｉｌｏｃｉｃａｔｒｉｘｓｐ．ｎｏｖ．）；大痕木属在国内尚属首次报道，仅见１种；皱痕茎属在国内亦属首次发现，鉴定有４个未定种。该类化石在本区以极大的丰度和良好的保存为特征，其发育显示该区早二叠世晚期热带雨林气候盛行。其次，说明树蕨类在其晚期发育中心已由欧美区移至华夏区。此外，该类在本区的发育是华夏植物地理区分化渐趋强烈的直接证据。

清抄本《高邮四家诗钞》考述

清抄本《高邮四家诗钞》收录清代四位高邮籍学者诗作,然是书不存抄录者姓氏,亦不具圈选、改订者之名。文章考索扬州地方文献,可知辑录者为高邮文士宋茂初,圈选、改订者为阮元。《高邮四家诗钞》是阮元在浙江学政任内为辑纂《淮海英灵集》征集的资料。阮元留下的选订笔记,作为展示其在乡邦同道支持下编纂《淮海英灵集》过程的罕见物证,值得珍视。

新见高句丽移民李隐之墓志铭考释

李隐之墓志是新发现的高句丽移民墓志,其子李怀墓志曾于1928年出土于洛阳。根据李隐之墓志的记载,其出身于中国的辽东李氏,与晋尚书令李胤为同族,至唐灭高句丽时举家入唐。而其子李怀墓志称自己为中国赵郡赞皇人,先祖李敏于3世纪末随魏军进入辽东,后生活于此,其家族至唐太宗征辽东时方还。这对父子关于李氏家族起源的记述存在矛盾,即李隐之墓志中还保留其来自异域高句丽之痕迹,而在唐朝出生的李怀则将自身完全包装成华夏之人,这与两人在唐朝所属的身份与地位有直接关系。两方墓志内容的比较,能够使我们进一步探究高句丽移民攀附中国高门士族的心理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