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安医家汪机《石山医案》辨治泄泻特色探析

通过整理《石山医案》发现,汪机治疗泄泻遵李东垣、朱丹溪之法,重视甘温之药的运用,发展了“调补脾胃,培元固本”的思想。对于药物误用损伤胃气而致泄泻者,法当从补,以人参、黄芪大补脾胃之气;对于症状与脉象相反者,法当四诊合参,审证求因;对于反复因食而伤者,不应拘泥于药物治疗,法当节食静守以恢复胃气。汪机极其重视患者形色及发病时令,但不为因时制宜所囿,提出“舍时从症”以图治病求本。同时,汪机在用药时还注重剂型的选择,选方用药严谨,辨治泄泻常以人参、黄芪、白术等甘温之药,少佐行气之品补中寓行,使补而不滞,可获良效。

《唐故安国寺寂照和上碑》探赜

咸阳博物院藏《唐故安国寺寂照和上碑》,碑主为安国寺内外临坛大德寂照和上,段成式撰文,僧无可书碑。在综述相关石刻文献对此碑著录和考释的基础上,探讨石碑的立碑时间、迁移及其与安国寺的关系,揭示碑文在文献、文学和书法艺术方面的重要价值。

海源阁旧藏“元本《史记》”考

杨绍和《楹书隅录》著录的“元本《史记》”,在海源阁书散后,曾由王子霖藻玉堂送傅增湘先生经眼,但之后一度下落不明,直到最近浙江大学图书馆在整理袁氏赠书中才被发现。通过实物研究,可以认定此本确如傅氏所言是明游明本。众人误判的原因是:①游明本版式与中统本相近,明代前期建阳刻本继承了元代的字体风格;②此本属后印本,后印时正文卷端和《史记集解序》中“丰城游明大升校正”木记已被剜;③有“丰城游明大升校正新增”木记的《史记正义序》等5篇已被全部抽走,书内已不见任何游明痕迹;④董浦序后半叶为割补,据正德慎独斋刻本补抄的“皇元”二字误导了众人。

清朝官修“三通”之“经籍考”“艺文略”编成时间考

文章基于《续文献通考·经籍考》《续通志·艺文略》《清文献通考·经籍考》《清通志·艺文略》参考《四库全书总目》稿本撰成的前提,将它们放在《四库全书初次进呈存目》、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四库全书总目》稿本、文渊阁《四库全书》、《四库全书简明目录》等组成的《四库全书总目》文本形成序列中,综合考察其分类和收录图书情况,突破直接资料匮乏的瓶颈,明确了它们的编成时间范围:《续经籍考》编成于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二月前后,《续艺文略》编成于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二月至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十二月之间,《清经籍考》编成于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至乾隆五十年(1785年)十二月之间,《清艺文略》编成于乾隆五十年(1785年)十二月至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十二月之间。文章借此构建出更加完整的《四库全书总目》文本形成序列。

《元曲纪事》曲家小传订误

王文才先生悉心研究元曲多年,《元曲纪事》即是他多年从事元曲资料收集和研究工作的成果。《元曲纪事》已两度出版,得到读者的关注和好评。但因此类史料出处较多,出现疏失在所难免。今就《元曲纪事》小传部分所涉人姓名号、地名、官名、题名、时间及有关史实之误,举而订正,或可使之臻于完善。

《石山医案》常用药物的筛选及其剂量特点探讨

通过对《石山医案》中出现的92首内服汤剂处方进行研究,总结出汪机临床常用的17味药物及其剂量分布情况。其中以补气药出现频次最高,剂量最大。结合医案总结了汪机用药特色主要有三方面:取法东垣,善用参芪,且常重用参芪;师法丹溪,滋阴清热,用量保守;佐使之药,引经和药,用量审慎。

1604年泉州海外大地震史料新析

通过挖掘史料、查询史藉考证了陈继畴的《地震诗》,对诗作者的身份、官职、宦绩、德政、善行进行分析、整理,剖析了作者历经地震时的体会和感受,力证古代王朝统治者刻意抹杀万历三十二年泉州海外大地震及其它大地震的事实绝非偶然,是与帝王政治危局直接关联的。考证结果表明,此地震诗不仅具有极高的文学欣赏价值,也为历史地震研究提供了科学依据。

论王船山的“理势”观

一般认为,理与势是王船山历史观中一对非常重要的范畴。然而,王船山却是将"理势"贯穿其整个以道为核心的思想系统的。道以气化流行开展出自然与人文之历史世界。无论自然的还是人文的历史,皆因其气化固有之幾而成其理势。道之开展为自然历史世界,因在天之幾而有理势之自然;道之开展为人文历史世界,因在人之幾而有理势之必然,故道之开展变化取决于理势。由此,通过对理与势、理势相成、理势无定和道与理势之关系等四个方面的考察剖析,可以发现,王船山是以道为中心构筑了一套系统精致的理势观用之于历史研究的。

《金史》《元史》天象记录的统计分析

在用现代天文计算方法全部检验的基础上,分类统计和分析《金史》和《元史》各种天象记录的数量和特征。统计中将所有天象记录分为可计算检验和不可计算检验2大类,并计算了各种记录的错误率,大多数错误记录可以考出其原貌。搜索了《金史》、《元史》以外的金元天象记录。

援子入史的误读与误判——刘知幾《史通》“小说”辨

编年体与纪传体是刘知幾《史通》中史学系统的正史之体,正史之余则为非正史,即用以编撰正史的史料。小说发展至刘知幾时,仍体现以记言、记事为主要表现形式的特点,被刘知幾援子入史,纳入史料范畴。故刘知幾《史通》并无论述小说之本意,刘知幾小说观念未超越以《隋志》为代表的唐人小说观念。《杂述》篇"偏记小说"10类是刘知幾对其泛史料观念的分类体现,而并非是小说分类。

秦史学史的第一页:《史记》秦文公、史敦事迹

《秦记》是考察秦史学史必须关注的论著。《史记》采用《秦记》记录,保存了很多重要信息。秦文公十三年(前753),秦"初有史以纪事"。秦人史学学术自此开端。秦文公时代撰写的《秦记》对秦襄公建国史事有所追述,保留了最早的史学信息。"史敦"对梦的记述和解说,体现秦早期史官兼领史学职能与神学职能。后来记梦长期是史官职任,而解梦则由专门的占梦职官承担。

读《刺客列传》

以豫让、聂政为焦点,探究司马迁借由叙事所欲透露这些人的"意""志"及其自己的观点。开列《刺客列传》,从政治史的角度,司马迁观察到古今政情变动的一项因素。从社会史的角度,司马迁敏锐地留心到社会中存在着一个难以预估其影响力大小的次团体,然而真正让人对之敛衽伏地的乃是他指出了人间世一项普遍的实情。这不是司马迁借廉颇某一门客所说的世态炎凉,而是直指人性的基本结构:人渴望被肯定。并且,司马迁残酷地揭露出这种渴望导致人自身最大的软肋之一会被人充分利用。对于重情义者,这更是致命的切口。

《毛诗》晚出四证

《毛诗》晚出,这已是诗经史上不争的事实。但《毛诗序》、《毛传》晚出于何时?晚出的原因何在?证据是否确凿?这些问题均未得到深入的研究。为此,本文拟对《毛诗序》、《毛传》与《礼记》、《史记》与三家诗的关系,对《毛诗》学派的发展流程作较为全面的考察。

创造性阐释中国历史编纂学的优良传统

中国古代优秀史著不仅记载了丰富详确的史实,寓含着高度的民族智慧,而且体现了精深的构思和编纂技巧,因而具有超越时空的宝贵价值。史书体例精心安排,就是一个十分值得深入发掘和总结的重要课题。体例精当是为了更加恰当地再现客观历史,是古代杰出史家编纂思想的组成部分;不同时代的史学名著在体例上有不同的处理方法,体现了史家的创新精神;精当运用体例又催生出史书在布局和结构上的协调、和谐之美。因此,体例精当具有思想性、创新性和审美价值的意义,对此进行专题探讨是推进中国历史编纂学研究值得重视的新视角。

论《三国演义》对《史记》笔法的继承

《史记》对《三国演义》的影响主要体现在题材选取和人物塑造方面,主要表现是《三国演义》对《史记》笔法的继承。其具体内容有三方面:一是《三国演义》创作过程中大量使用《史记》的互见法;二是《三国演义》写作过程中,作者的褒贬和爱憎意向并不通过发议论、作判断来表达,而是把这种主观倾向通过对人物形象的具体描写自然地流露出来,即寓论断于叙事;三是《三国演义》写作也像《史记》一样,准拟“成一家之言”的崇高目标,并在素材取舍方面做到了“笔则笔、削则削”。

《史记》自杀模式描写及原因探析

《史记》记载的自杀行为和自杀事件引人注目,《史记》所记自杀模式有失败型、逼迫型、自责型、恐惧型、维护型、报恩型、守节尽忠孝型、免辱型等。本文对自杀原因进行了分析,对这一社会历史现象进行了探讨。史记》所记载的自杀行为,表明了当时社会背景与自杀现象有着明显的联系,特殊地呈现了古代社会文化群体的心理,从中我们可以认识中国社会的某些本质性的东西。

为平民阶层出身的人物立传——《史记》列传历史编纂成就析论之二

司马迁著史难能可贵之处,是其观察历史、再现历史有突出的平民视角,在许多篇章中反映平民阶层的生活状况,赞扬平民出身的人物的作为,从多方面记载他们推动历史前进的作用。他写鲁仲连"义不帝秦",令秦将却军五十里;记述樊哙、郦商等出身贫贱的人物,为汉朝立国建树了功业;创设了记载医者、游侠、滑稽、日者等下层人物的合传、类传;又破除视工商为末业的社会偏见,专门为工商业者立传,以大力表彰"布衣匹夫之人,取与以时而息财富"。司马迁这种进步的历史观和卓异的历史编纂思想,使《史记》成为真正记载社会各阶层人物活动的一代"全史",而且具有超越时空的意义。

《史记》的“复笔”艺术

“复笔”艺术在《史记》的人物形象塑造方面 ,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使《史记》

司马迁缘何回避记载董仲舒的“贤良对策”

董仲舒上书汉武帝的"贤良对策"是西汉帝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由此影响了汉武帝的执政理念及汉帝国的政治走向。班固在《汉书》中使用重要篇幅,详细记载了董仲舒上书汉武帝的"贤良对策"。后世历史学家也都对这一事件给予了高度重视。但司马迁在他的《史记》中对此几乎只字未提。其原因主要在于他对汉武帝的政治成见,从个人情感上不愿把武帝当作一个有作为的君主形象来塑造。这导致了《史记》对汉武帝时这一重大历史事件记载的缺失。

宋代《史记》人物史评与诗评之比较举隅

《史记》自问世以来，历代的研究成果集中在对《史记》进行的补、订、注、评上，用诗歌形式研究《史记》被研究者所忽略。其实，史评和诗评《史记》都应受到足够的重视。宋代苏轼的史论文章《留侯论》和王安石的诗歌《张良》可谓史评与诗评之代表，从二者之比较可以看出：诗评《史记》的成果不亚于史评，二者相互补充，相得益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