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古今诗苑英华》考辨

文章在综合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分编撰者、编撰时间、书名、所续对象、选录时间范围、卷数、传播及影响等项,对诸家历史文献记载《续古今诗苑英华》的歧异信息进行考辨,考察造成歧异的原因,更正和补充已有研究成果的纰漏。

李瀷《诗经疾书》研究

朝鲜儒者李瀷以湛深之实学思想蜚声学坛,在《诗经》学方面亦有突出之成就,相关研究成果结集为《诗经疾书》问世。在研究方法上,李瀷勇于突越前人束缚,大胆怀疑昔贤成说,同时运用实证手段,批讹订谬,创立新见。《诗经疾书》之主要特色为继承《诗经》风教传统,在疏解诗篇时,贯注求贤治国之道,立身处世之方。训诂方面亦时有创获之功。但亦有不足之处,主要表现为过分强调经世致用,以致出现附会之失;抽离诗篇产生之历史背景,去历史而释诗,常有苛求前人、立论不稳之弊。对于一些具体诗篇的阐释,也有值得商榷之处。然瑕不掩瑜,《诗经疾书》确为朝鲜时代《诗经》学研究要籍,有必要对其作一番研究探讨。

论《皇极经世书》对夏、商、周三代之建年代的推定

邵雍的《皇极经世书》一向被认为是"推步之书",它对中国历史的一些精到见解因此而被淹没。但是,仔细梳理分析《皇极经世书》对中国历史的记述可以发现,它把中国有纪年可考的历史定位在公元前2327年唐尧甲辰,推断夏朝之建在公元前2166年,这不仅比"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夏朝之建(前2070)提前了近百年,而且其推断都有权威翔实的文献依据,表现出尊重史实和文献的精神。

从史部义例看《清文献通考·经籍考》对《四库全书总目》之因革

学界迄今尚未对《清文献通考·经籍考》及《四库全书总目》的关系加以考述,实则《清文献通考·经籍考》解题内容本于《总目》,但在部类、体式的安排上则系折衷马端临《文献通考》及《总目》而来。通过以《清文献通考》中的《史部经籍考》为样本进行分析,可发现《史部经籍考》对《总目》有所扬弃,在这一改编的过程中,以意改《总目》而出现一些失误,同时也在解题的立意、史实、考证诸方面对《总目》有所补充与订正。

阮刻本《礼记注疏校勘记》质疑——以《礼运》篇为例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礼记注疏》,以元代翻刻宋十行本为底本,用闽本、监本、毛本《十三经注疏》为对校本,进行汇校整理,功绩卓著,堪称善本。然阮元所撰《礼记注疏校勘记》多言及"阙文",或言十行本阙,或言闽本、监本、毛本阙,《礼运》篇之阙文,尤为突出,令人疑惑。将"中华再造善本"影印的元十行本《礼记注疏》,与阮刻本《礼记注疏》对校,发现阮元所言"阙文",元十行本或作墨钉,或残阙一页,直接导致闽本、监本、毛本残阙。元十行本《礼记注疏》之墨钉及其阙页,盖因依据翻刻之宋十行本,可能是一部残阙不全之版本。

《四库全书总目》焦竑著述提要补正两则

《国朝献征录》与《国史经籍志》是晚明学者焦的两部代表作 ,然而《四库全书总目》对二书的著录却存在着诸多错漏 ,致使学人不能很好地认识它们的价值。文章所作的补正 ,有助于充分运用其中的学术成果。

从《隋志》集部与《汉志》诗赋略之比较看文学观念的演变

班固编撰《汉书·艺文志》诗赋略,首次将文学文献单独著录,其作为文学目录的肇始,对之后文学目录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隋书·经籍志》是继《汉书·艺文志》后的第二部史志目录,其中集部与经、史、子部的并立为文学文献的独立发展指明了方向。而《汉志》诗赋略与《隋志》集部在文学史叙述、文体收录和分类标准上的不同,恰与自汉以降至有唐一代之文学观、文体观和文学史观的发展演变相呼应。这三方面的变化共同构成了文学观念的演变。

“‘经史子集’始立于《隋书·经籍志》”说辨正

目录类著作以"经史子集"为部类名称始于《隋书·经籍志》,这一观点被作为目录学常识为学界普遍接受,但此说仍值得商榷。《隋书·经籍志》"经部""史部""子部""集部"的部类名称源于南北朝时已深入人心的"经史子集"的书籍分类观念,并极有可能直接袭自魏征于贞观年间所编的"贞观目"。今人对此问题的错误认识在于,把"现存最早"混同于"首次"。

新见上海图书馆四库未收书提要稿二十一种考述

上海图书馆藏有管庭芬抄《四库未收书提要》一册,以附录形式留存了此前未见于世的提要二十一则。结合相关材料,可以推知这部分提要是严杰为阮元搜讨四库未收书时所撰,但限于时力,这二十一部书未及进呈,提要也尚未撰写成型。该二十一种提要可以揭示阮元等人在浙搜集遗书时所做工作的大体轮廓,具有不小的学术价值,书籍版本价值也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