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官山汉墓天回医简《治六十病和齐汤法》含细辛方剂组方配伍规律研究

目的:探讨老官山汉墓天回医简《治六十病和齐汤法》含细辛方剂组方配伍规律。方法:运用文献学方法,对本书含细辛方组成药物进行考证、梳理;通过分类统计各药物使用频次、频率等,结合方剂主治,对含细辛方组方配伍规律进行总结、提炼。结果:本书15首含细辛方共配伍药物39味,累计运用92次;其中使用频次最多的三味药为蜀椒与桂各11次、姜9次。按功效分类,与细辛配伍使用最多的为温里药,其使用总频次为41次;使用频率排第二的药类为化痰药、补虚药和清热药,各使用7次。按药性分类,与细辛配伍使用药物药性以温热类药物为主,共使用63次。结论:本书含细辛方配伍规律是以同类药物相辅相成运用为主,异类药物相反相成运用为辅。“细辛-花椒-桂-姜”的配伍结构辛温散寒、通痹止痛,既切中病机,又针对症状,是本书细辛方以同类药物相辅相成运用为主的配伍规律的体现。

援子入史的误读与误判——刘知幾《史通》“小说”辨

编年体与纪传体是刘知幾《史通》中史学系统的正史之体,正史之余则为非正史,即用以编撰正史的史料。小说发展至刘知幾时,仍体现以记言、记事为主要表现形式的特点,被刘知幾援子入史,纳入史料范畴。故刘知幾《史通》并无论述小说之本意,刘知幾小说观念未超越以《隋志》为代表的唐人小说观念。《杂述》篇"偏记小说"10类是刘知幾对其泛史料观念的分类体现,而并非是小说分类。

《六朝事迹编类》与《舆地志》辑佚

《六朝事迹编类》,南宋初年张敦颐撰,名称六朝而所记重在建康,记六朝时代的建康史迹及其在隋唐北宋间的演变,具有重要史料价值。该书对于已经散失的中国历史上较早的大型地理志之一《舆地志》多有征引,或堪于较早文献所引相较,或为征引渊薮,也具有重要的文献辑佚价值。

刘知几《史通》体现的编辑思想和编辑原则

刘知几撰写的《史通》不仅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史学理论专著,而且也是我国具有开创性的一部古代编辑学论著。《史通》集中体现了刘知几的编辑思想和编辑原则,即系统的编辑主体观,明确的编辑意识,简约的编辑风格,严谨的编辑方法。这些思想和原则对于今天的编辑学研究仍然有着积极意义。

长风呼啸 马蹄声碎——司马迁笔下的楚汉相争

秦朝灭亡后,刘邦与项羽两人争夺天下,司马迁称之为平乱诛暴的统一战争,史称楚汉相争。司马迁在《史记》中,通过汉中对策、下邑划策、成皋对峙、垓下决战的描述,反映了项羽凭的是力、善于征战,而刘邦凭的是智、用谋略取胜,最后刘邦集团谋略智计战胜了自矜武力的项羽集团。

刘基《郁离子》命名考

学界历来对刘基《郁离子》的命名阐释均不正确,实际上《郁离子》之名出自左思《咏史》之二"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考之刘基的生平与创作,这是符合事实的。

唐代类书对陶渊明的认知与接受——以《艺文类聚》、《初学记》、《白氏六帖事类集》为例

类书对一时代普通人的知识结构、文化趣味以及思维方式均有影响,所以通过唐代三部类书对陶渊明事典与诗文的辑录情况,考察类书与陶学的关系,能够从一个侧面反映唐代对陶渊明的认知与接受。唐代类书接受了钟嵘关于陶渊明是"古今隐逸诗人之宗"的论述;对陶渊明诗文的辑录方式,使其具有选本批评与摘句批评意义。唐代类书对陶渊明事典与诗文的辑录,为读书界提供了相当的知识与思想资源。从比较中可以看出,唐代类书的编者见识高,选录全面,评价公允。

卢瓌《杼情集》考论

《杼情集》应是晚唐时人卢瓌所编纂的一部"唐人诗话"。此书在宋末元初已亡佚,今由《太平广记》、《诗话总龟》前集、《诗人玉屑》、《能改斋漫录》辑得材料35条。分析这些材料可知:《杼情集》既有对诗作的辑录与评论,亦有对诗事的记载;其体例目前已无法探寻,只知其由几十条并无联系的短小文字连缀而成。较之《本事诗》,《杼情集》更接近《六一诗话》,是晚唐时期的一部"类诗话"作品。它不仅记录了诗歌、诗事,为后世提供了研究"诗话"渊源不可或缺的材料,还代表了先宋诗话发展的高峰,成为链接先宋诗话与宋代诗话的纽带。

论元代诗人刘诜的格律诗

元代江西庐陵诗人刘诜诗歌成就突出,今有《桂隐诗集》传世。刘诜的诗风豪逸,整体有着大气的特点,虽然格律工整,但诗情向上,这从其律诗首尾两联的笔法中也可以见出。他在论诗诗、论文诗中表达出一些诗学观点,也透露出其为诗崇尚豪放大气的特点。这与元代的整体社会气候和文学风尚是相一致的,同时也是庐陵文人讲求真性情的体现。

柳如是《我闻室梅花集句》辨伪

《我闻室梅花集句》旧题清初才女柳如是著作,但此书作者却并非柳如是。该书与童琥《草窗梅花集句》内容编次大致相同,今从二书的成书、刊刻、著录情况及异文进行考察,所谓柳如是《我闻室梅花集句》作者原系童琥。究其原因,清人误以柳所抄童琥《集古梅花诗》为其所集,著录于陈揆《稽瑞楼书目》、《(同治)苏州府志》、《(光绪)常昭合志稿》,后人未加细察,以讹传讹,亦见载于胡文楷《历代妇女著作考》及《江苏艺文志》中,乃至《清代闺秀集丛刊》等书皆误系作者姓名。

柳宗元《酬曹侍御过象县见寄》新解

《酬曹侍御过象县见寄》诗中的"不自由",历来都被理解为柳宗元的行动受拘。考索"不自由"在古代典籍和《全唐诗》中的用法,可以发现此句实蕴含另一种意旨,即柳宗元的采蘋花相赠之欲,乃是缘春风(故人)之情而起。"不自由"乃情不由己、情不自禁之谓。

《洛阳名园记》之刘氏园归属考辨

陈植怀疑刘氏园之"刘给事"为北宋官员刘元瑜,但有学者提出异议。对此,先推勘刘氏园主应具备的条件;再从陈植论据的适用性、正确性以及史籍中刘元瑜的称谓等处辨证其观点的错误;最后从园林沿革以及园主称谓、居处等方面对刘氏园归属进行考证,认为"刘给事"应是宋初给事中刘载,李格非写就《洛阳名园记》时,刘氏园归刘载后人所有。

多情一本《石榴记》——兼论《石榴记》对汤显祖《牡丹亭》的模仿与创新

黄振《石榴记》以南宋浙东天台张幼谦、罗惜惜悲欢离合爱情故事为题材进行创作,叙写了青年男女对真挚爱情的不懈追求。剧本在主题思想、人物形象、情节结构等方面以《牡丹亭》为榜样,同时又独具匠心、刻画入微,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

司马迁与微时刘邦

司马迁《史记·高祖本纪第八》是现存最权威的关于汉高祖刘邦的记传,其大事年代以刘氏攻沛“自立沛公”为界。自此以后所述不厌其详,而自沛公以往,太史公称作高祖“微时”或“布衣时”,其内容简略色彩神秘,竟成研究刘邦的空白。笔者细考《史记》各篇对刘邦及其相关人物的记述．并参照班固《汉书》和历代《史记》、《汉书》注解,将自己切实贴近司马迁所属的时代,初步发现微时刘邦真实的一面。同时深刻体会到处于皇权淫威下的太史公在记述当朝皇帝私情一类棘手问题时的良苦用心。

略论刘知几史学批评的基本原则

《史通》是我国古代首部史学批评著作,刘知几的史学批评不仅具有"实录"、"直书"等针对史学批评对象的具体标准,更重要的是刘知几在史学批评活动中,贯彻了如下基本原则:实事求是,反对主观臆断;注重对"古今正史"的总结,反对空泛议论;辩证分析,力戒片面武断。

《六朝事迹编类》征引文献价值探究

《六朝事迹编类》是南宋张敦颐编纂的一部私家史地著作,全书分十四门。其书取《吴志》、《晋书》及宋、齐而下史传并与当时之碑刻记载相参订而成,征引六朝以来80余种文献典籍、百余首诗文以及不少金石文献和里俗轶闻,校考了"《图经》、《实录》"的脱讹,在史料保存、史料辑佚、史实考证方法方面有很大价值,也体现出作者的一些文献学思想。

阮籍五言诗诗题考辨

汉魏两晋之诗人作诗之时并不曾自拟诗题,其诗题均为后人“用诗”时所加,多数诗题盖至入选《文选》而定于一尊。阮籍八十二首五言《咏怀诗》最初也是没有诗题的,《陈留》是对阮诗的最早称谓。最初“咏怀”一题之于阮诗不过是指其中一类而已,后唐人作《晋书》以偏代全,遂成为阮诗的总题。《豪杰诗》并不是今本《咏怀诗》中的某一首或几首,属佚诗无疑。

柳宗元《酬曹侍御过象县见寄》作地考

据乐史《太平寰宇记》记载,考出柳宗元《酬曹侍御过象县见寄》诗中的"破额山"地处柳州境内,从而证明柳宗元此诗作于元和十四年柳州刺史任上,否定了学界关于此诗作于永州的观点。

《史记》对《全相平话秦并六国》的影响

《史记》在史学和文学上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垂范后世,影响了后世小说的创作。“元刊平话五种”之一的《全相平话秦并六国》中的基本史实都是承继《史记》而来,并且在写人的艺术手法、战争描写艺术、反对暴政的思想意识、英雄史观、悲剧的美学风格等方面都受到《史记》的影响。

刘克庄《卜算子》三首误辑考论--兼及《水云集》版本与《诗渊》编次之问题

《全宋词补辑》等书根据《诗渊》所载,将《卜算子·四大因缘做》等三首词归入刘克庄名下,但这三首词并见于《全金元词》中,题为谭处端所作。《全金元词》所据之本为谭处端《水云集》,《水云集》成书时间早于《诗渊》,故《卜算子》三首当为谭处端所作。《诗渊》词选部分虽然大量收录谭处端的词作,却又隐去其名,且因《诗渊》独特的编次体例与原则,致使古籍整理者误以为《卜算子》三首为刘克庄所作。以《卜算子》三首为切入点,厘清《水云集》的版本源流情况,探索《诗渊》词选部分的编次问题,揭示其编次的体例与原则,或可有助于学界更好地利用《诗渊》这部重要的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