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流、派别、正变:《杜诗镜铨》对“杜甫诗学”的建构

“杜甫诗学”是郭绍虞先生提出的一个概念,包括文学史和批评史两方面的含义。在古代杜甫诗集注本中,清代学者杨伦所著《杜诗镜铨》一书最能体现“杜甫诗学”思想。《杜诗镜铨》从文学史出发,通过对历代诗歌文本句法、章法、用典以及诗体风格的具体分析,细致地梳理出杜诗的“源流所出”和“派别所开”,全面彰显了杜诗“集大成”的文学史地位。从批评史出发,以传统诗论中的“正变”思想作为批评视角,以“变化而不失其正”的杜诗作为评判尺度,通过诠释“别裁伪体”和“清词丽句”,探索出以杜诗为核心的古代诗学史“正”与“变”的发展规律。研究“杜甫诗学”不仅可以进一步认清杜诗“集大成”的文学史意义,对于当前构建中国文学批评的话语体系也具有重要的启示。

《素问入式运气论奥》的成书、版本及东传日本考述

《素问入式运气论奥》是研究运气学说的入门之作,由刘温舒撰著,成书于北宋元符年间,元、明、清及民国均有多个刻本、抄本或影印本,元代古林书堂曾将其与《补注释文黄帝内经素问》合刊。室町时代末至江户时代初,该书东渐日本,受到幕府和医家的重视,庆长、元和、宽永、正保、宽文等年间均有和刻本刊行。日本学者依据该书创作了诸多相关书籍,促进了原著的传播与传承,反映出这一时期日本学界研究运气学说的情状。

基于“三才”医学模式浅析岭南地区中风的病因病机

从“三才”医学模式视角,以《湿热论》为理论根基,结合岭南地区的气候环境、地理环境及人文环境等因素,分析岭南地区中风的病因病机。“天环境”是岭南地区热炽之源,“地环境”是岭南地区湿横之根,“人环境”是岭南地区人群湿热之本。“天环境”与“地环境”是岭南地区中风发生发展的重要病因,“人环境”是岭南地区中风发生之根本病因。正气亏虚、湿热相合是影响岭南地区中风转变的关键病机。

“水轮三事”问题探究——以岩山寺东壁壁画为据

中国古代图像信息中的水车研究历来颇受学术界重视,但也存在着一些争议。本文以山西繁峙岩山寺东壁壁画中一幅图像为依据,以古今相关文献为依托,对《天工开物》中的“一举而三用者”进行讨论,认为这一机械发明的出现时间最晚可能提前至南宋初期或更早;同时,结合传统工艺调查资料和岩山寺东壁壁画图像资料,对“一举而三用者”运用Solidworks进行建模论证,提出岩山寺东壁壁画有可能表达的是“一举而‘四’用者”的设想;最后,结合乡村振兴问题,对水力农业的保护和再利用提出一些思考。

黄晖与胡适、刘文典交游新考——兼谈《论衡校释》的成书

桐城学人黄晖以一部《论衡校释》享誉学界。学生时代,黄晖曾在西北大学前身之一的国立北平大学学习,因为同乡的缘故,胡适、刘文典对其十分照顾,《论衡校释》的成书及传播与胡、刘二人密切相关。1950年,湖南大学校长李达、西北大学校长侯外庐同时向黄晖发出邀请,黄晖因“母校”缘故最终选择西大。当时有人怀疑《论衡校释》作者另有其人,黄晖终因流言被降为副教授。《论衡校释》是一部“会校”与“通释”相交融的作品,既是黄晖个人努力的结果,也是一代学人集体智慧的结晶。

明墓出土“时壶”款识书风的取法、成因及相关辨伪问题考论——以宋星凤楼本《黄庭经》、越州石氏本《乐毅论》帖为参照

将晚明周高起《阳羡茗壶系》中记载的“时壶”辨伪标准同明代墓葬出土的几件代表性实物进行“纸上材料”与“地下新材料”间的相量释证,尝试从书学研究角度,为明代出土时壶的真伪评鉴提供具有辅证意义的参考依据。同时,结合晚明艺术市场的生态状况,分析明代时壶款识取法魏晋小楷书风的成因。

关于《百法论》注疏与“本事分”问题

《大乘百法明门论本事分中略录名数》,简称《百法论》,是唐代玄奘法师翻译的一部法相唯识学方面的论书。此书短小精悍,广受学人欢迎,有不少高僧为其作过注疏。通过考察现存的百法论唐代注疏,本文认为,《百法论》标题中的“本事分”是指《大乘阿毗达磨集论》中的《本事分》,这是《光疏》的说法,由《忠疏》所印证。但因《瑜伽师地论》在汉传唯识学中的神圣地位,后来出现了“一本十支”的思想,认为其他法相唯识论典皆本《瑜伽》而生,《百法》也是《瑜伽》一支。受此思路的影响,人们便认为《百法论》的“本事分”是指《瑜伽》的本事分,后人进一步认为“本事分”就是《本地分》,这虽然略有质疑之声,但也渐成定论,影响至今。

楚竹书《诗论》在先秦诗论史上的地位

先秦诗论存在着实用主义、政教性文学文本主义和文学文本主义三大传统 ,湖北荆门出土的竹简《诗论》是先秦诗论中文学文本主义传统最典型的代表。

楚竹书《孔子诗论》“类序”辨析

通过对楚竹书《孔子诗论》的分析,结合对《诗经》版本形成过程的探讨,得出《诗经》之部类序为《风》、《小雅》、《大雅》、《颂》的结论,同时厘清孔子、《孔子诗论》和《毛诗》在版本方面的关系。

从楚竹书《诗论》之说“好色”谈《毛诗序》的旧争议

《毛诗序》之作者与大、小序的关系始终是《诗经》研究史上的热点,却由于《诗经》的传授系统在汉代以前缺乏可以论说的可靠材料,争论多停留于推测,聚讼纷纭而无进展。楚竹书《诗论》的问世,提供了先秦儒家的传诗及诗论的可靠材料,可以推动旧问题的新探讨。楚竹书《诗论》以“好色”说《关雎》,反映了孔、孟以人之情性本然为礼乐教化的基础这一重要命题。荀子坚持了这一论点。《毛诗大序》中也有这一思想的表现。但是,《毛诗小序》则完全否定情性而以史说诗,强调政治讽谏之用。因此,据说是传于荀子的《毛诗》,其中应有后人学说的掺入。而考察先秦儒家《诗》学与今传《毛诗》的关系,楚竹书《诗论》是一个重要的参照。

“知人论世”:作为一种解释学命题的考察

"知人论世"命题隐含了诸多解释学话题。首先它提出了文本、作者、时世三个基本概念;其次对这三个概念在解释中的作用做了初步区分;揭示了文本、身处、时世对于解释的特殊作用及其有限性;主张对此(文本、身处、时世)三个方面同时进行解释才可能获得整全的结论;隐含了怎样处理解释过程中文本与作者、文本与时世的关系等问题。因而这个命题在中国解释学史上具有特殊而重大意义。

现代化与中国文化的未来发展——冯友兰《新事论》探究中西文化问题的思想价值

在《新事论》中,冯友兰从现代化的角度来分析中国的文化问题,认为未来的中国文化将是现代化与民族性的相结合。在他看来,现代化并不是西化或欧化;现代化也不只是要实现中国文化的类型转变,同时还要保留中国文化的民族性。这种思想超出了全盘西化论、中国文化本位论的局限,为后人思考中西文化关系问题提供了宝贵的思想遗产。

论“绪”的诗学生成及其现代意义——以方拱乾手批《杜诗论文》为例

本文以方拱乾手批《杜诗论文》为例,阐释了"绪"作为诗文评术语的产生、衍化和发展历程,并结合方拱乾手批《杜诗论文》的具体操作,揭橥出"绪"这一术语的基本特征和现代意义,弥补了传统诗学对"绪"这一诗评术语研究的不足。

借鉴中求超越:在唐宋诗之外求出路——元好问关于诗歌发展之路的思考

金元之际的诗学大家元好问,生当唐宋之后,探索诗歌继续发展之路,力图借鉴唐宋,折中唐宋,超越唐宋,创造沿自唐宋而不同于唐宋的具有新的时代风貌和美学特色的诗风,在唐宋诗之外,开辟诗歌发展的新路。要认识元好问这一诗学思想,需要清理和辨明一些问题,如:《论诗三十首》不代表元好问的诗学思想;元好问论诗宗旨之"诚",其概念源于理学,归趣宋学;元好问论诗所谓的"以唐人为指归",反映的却是宋诗精神等等。

《家语》与上博简《诗论》

《孔子家语·好生》与《说苑·贵德》皆有孔子论《诗·甘棠》的文句,都应是本于上博简《诗论》。《好生》兼引其中一、二两章,《贵德》则仅及其中一章。这说明《家語》的文句绝非袭自《说苑》,否则不会有《说苑》所沒有的內容。《说苑》所以能征引《诗论》,应该是采用前人传记,而《家语》所以能引到刘向未引据的《诗论》文句,究竟是通过怎样的途径,是很能发人深思的,这至少是可视为其来源较早的证据。

清代武进蒋氏家族杜诗学传承论略

清代中前期武进蒋氏家族杜诗学可称繁盛,从蒋金式、蒋鸿翮到杨伦,杜诗家学绵延百余年不衰,且贡献出《杜诗镜铨》这样影响巨大的杜诗注本。勾勒出蒋氏家族杜诗学的传承链条,厘清其继承和发展情况,可以例证清代杜诗学传承的一个重要途径:家族传承。

论章太炎经学诠释思想渊源——《齐物论释》与佛学的关联意义

作为从晚清走向近代意义上的国学殿军领袖 ,章太炎既继承了传统古文经学的朴学精神 ,又不拘泥于传统的束缚 ,在传统经学的诠释中展现了其独特的思想方法。本文以《齐物论释》为研究文本 ,讨论了章太炎以《庄子》为传统资源对佛学更高境界——“随顺成俗”的标新 ,通过披检章氏对《齐物论》术语的重新诠释 ,展现其对庄子思想的时间维度上的关怀与重视 ,并关注由此引发的章氏子学向以《答问》为代表的经学 (史学 )转向 ,试图廓清其经、史著述思想的体用关系。

因袭与善创:王国维的“知人论世”思想与批评实践探析

在理论层面,王国维通过重新阐释"知人论世"使其从经学层面的论述走向诗学层面的论述,并提出了具体的解诗步骤。在文学批评实践层面,王国维在延续传统"人格"说的同时,通过使用心理学概念纵向挖掘"人"的深度,使"人"从经学中剥离出来;通过将地域与作家联系起来考察拓展了"世"的广度,并在地域与文学关系的问题上让地域特色服务于文学分析,提出了新的见解。虽然王国维由于坚持"人格"说而使有些结论失之偏颇,但是他的研究思路仍有诸多值得借鉴之处。

再谈《敕勒歌》和斛律金无关

学界近千年来的看法是:《敕勒歌》同斛律金有关。区别在于。在古代,或认为是他“作”,或认为是他“唱”;在现当代,绝大多数人认为是他所“唱”,只有个别的才认为是他“作”的。上述看法无不出于对史书原文的误解、曲解或盲从。以元好问《论诗三十首》之七作为旁证,证明“本天然”的北朝民歌《敕勒歌》同斛律金所唱“慷慨歌谣”无关。

《夏史三论》与古史辨派的治学取向

本文重点分析顾颉刚、童书业发表于1936年的合著《夏史三论》,借以说明古史辨派学者的研究方法和学术取向,逐次引述文中的明显错误18处,说明此文的结论和推理基本上是不能成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