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丹—辽细腰鼓与大鼓文图考辨

契丹—辽政权雄踞北方二百余年,在大量接受中原汉文化的同时,保留和创造着独特的契丹文化。在其遗存的乐舞资料中,鼓类乐器多有出现,且种类各异,其中最常见的是细腰鼓与大鼓。依据《辽史·乐志》和陈旸《乐书》中的史料,对契丹—辽时期的细腰鼓与大鼓的种类、形制进行文图考辨,并结合遗存的契丹—辽乐舞图像资料,再现这两种鼓的演奏场面。在此基础上,思考契丹细腰鼓与大鼓对中原鼓文化的吸收,及对后世北方民族鼓乐的影响。

《诗经·大雅·绵》“曰止曰时”释义商兑

《大雅·绵》乃《诗经》中颇具代表性的长篇史诗,诗人记叙了太王迁岐开荒及文王伐戎安邦的历史事件,歌颂了周朝圣王的敬德保民与勤勉笃行。对于“曰止曰时,筑室于兹”一句中的“止”“时”二字,郑玄释“止”为“止居”、释“时”为“是”,及至清代中叶,王引之则以古人的行文之法为据,释“时”为“跱”,认为“止”“时”同为“居止”之义。然而,斟酌文义并考察字词用意,进而参照古人的占卜实践和《诗经》的行文通例,不难发现,王氏之说亦有未安,“时”当通“善”,“止”当通“祉”,二者同为“吉”义。所谓“曰止曰时”紧承上文“爰契我龟”,是对太王占卜迁岐并获吉兆的正面陈述,也是对太王顺应天时、估量地利并赢得民心的侧面烘托。

从焦竑对李贽的影响看其在晚明性灵文学中的地位

焦竑与李贽交往颇深,焦竑对李贽人格心态、学术思想与文学思想均有一定程度的影响。运用文学思想史的研究方法,对焦竑与李贽撰写、编纂以及评点等文献材料进行考察可以发现,李贽在人格心态与学术思想方面发挥了焦竑注重自我的一面,形成了其狂者人格与三教合一的学术思想。焦竑在《焦氏类林》中呈现出的对人物真性情的欣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李贽的《初潭集》,使得“真”成为李贽的一种重要审美倾向。焦、李二人在尊苏问题上也有很大的共性,呈现出对苏轼小品文文体的重视与对挥洒自如的文学风貌的推崇。研究证明,焦竑与李贽的交往与影响使得焦竑成为晚明性灵文学思潮的重要开启者。深入考察焦竑对李贽的影响,可以进一步认识晚明性灵文学的发展过程,对进一步厘清晚明性灵文学思潮的发展脉络具有重要意义。

“思不出位”观念与宋代士大夫议政

士大夫议政成为风气,是宋代政治的显著特征之一。但根据传统的"思不出位"政治道德观念,宋代士大夫议政这种行为的正当性基础并不稳固。针对越职而言、出位而思的行为,宋人态度因时、因事、因人不尽相同,且经历了挑战、调整、重释。尽管越职而言始终被严格限制,但在道德激励、舆论同情、甚至君主包容下时有发生,而且制度中也保留了一定可以畅所欲言的空间。至于出位而思,宋代士大夫通过学理上对"位"的再阐发,创造新的政治实践伦理,使士大夫议政的正当性在相当程度上得到认可。

《四库全书总目》焦竑著述提要补正两则

《国朝献征录》与《国史经籍志》是晚明学者焦的两部代表作 ,然而《四库全书总目》对二书的著录却存在着诸多错漏 ,致使学人不能很好地认识它们的价值。文章所作的补正 ,有助于充分运用其中的学术成果。

《新乐府》之创作理念新说

在白居易心目中,训俗化下与劝谏君主同样重要,《新乐府》在创作实践上体现了诗人"劝上"与"化下"并重的政治理想。这两类作品的存在,皆本于白居易以"风教-采诗"为核心的政治教化观念。《新乐府》之大量采用三七杂言体的现象也可从这一角度得到进一步解释。

《毛诗正义》的《诗》篇编次观

《毛诗》中十五国风次序颇为复杂,孔颖达不反对《左传》所排,又认为《毛诗》含有深意,并努力寻找其中的微言大义。《十月之交》等四诗,孔颖达亦认为其排列极具深意,只是大多数《诗》篇意义无法明辨。孔颖达的这种观念,进一步巩固了孔子的圣人地位,也为新王朝确立了道德规范,后世多有采用。

试论《焦氏易林》的易学建构

作为汉代经学兴盛时期的诠《易》佳著,《焦氏易林》将《周易》六十四卦演化为四千〇九十六卦、配以四千〇九十六林辞,以独特的文本形式和筮占应用显示其卓异的易学建构。一方面,《易林》融《诗经》《易经》于一体,因易象立文辞、以文辞释卦象,创造出万象缤纷、运舞不休的易象世界;另一方面,《易林》揭橥易象世界之中的恒常天道与非常之变,呈现为六十四卦值日以及四千〇九十六个之卦的易学文本形式,而每一次筮占操作则成为激活《易林》文本的生存论契机。《易林》以六十四卦值日的卦气说统摄纷纭活泼的易象世界,这种易学创制是《周易》在汉代天人之学背景下的创造性诠释,是汉代易学的杰出典范,值得深入研究。

“月氏”读音考

“月氏”,今有两读。本文通过对诸多史籍中关于“月氏”地理、历史的考察,并从音理、字形对其进行了分析,可以确定“月氏”应读为“肉支”。

清华简《傅说之命》与傅圣生平事迹新探

过去学界多认为傅说的祖籍是傅岩(山西省平陆县),清华简《傅说之命》说"其惟说邑,在北海之州",可知北海之州与傅岩地理位置不同,北海之州是傅说的封邑所在地(家乡),而傅岩不过是他的客居之地。按照传世文献的说法,傅说擅长文治,向武丁朝夕规谏,慎于祭祀,重视教育。清华简《傅说之命》记载傅说是征伐豕韦的主将,展现了他精于军事、战功显赫的一面。清华简《傅说之命》所记武丁梦贤、君臣际遇及征伐豕韦等诸多内容,拓展了学界新知,为全面评价傅说圣人形象开辟了不同于以往的新境界。

商业性与文学性的平衡——论女频古言网文的发展倾向

当下女频古言类型文本之中出现了一种新兴的表达倾向:不再满足于为女性读者群体描绘一个优待自己的男权世界,而是要在活泼晓畅的叙事中潜藏女性的主体意识和权力意识。天下归元、寂月皎皎、蓝色狮等人的古言女频网文在市场之中的备受欢迎,体现着网文的一种发展趋向:以“白日梦”为表象表达某种“现实性”,以“迎合”为特征参与某种意识形态的变动,以“大众化”的面貌实现一种“化大众”的功能,由此实现文学性和商业性的平衡。

《聊斋志异》曲终奏雅艺术探析——评“异史氏曰”的得失

《聊斋志异》是我国古代文言短篇小说的集大成之作,在中国小说史上有着特殊地位。其篇末"异史氏曰"既承袭了史传文学的传统,又独具特殊效用,或发唱惊挺,或寄慨良深,或补充叙述,实是其篇章结构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学界对这一曲终奏雅的艺术形式虽有所论及,但褒贬不一,终无确评,其中仍有许多值得深入探究之处,此文拟对之做初步的梳理及探究,以利于更好地评价"异史氏曰"的得失。

清华简补释三则

本文将清华简《越公其事》第二章中的"■""攸"读为"幽",将第九章中的"■"读为"惶",训恐、惧;将《治邦之道》中的"溓"读为"慊""歉"或"俭",训贫、约,将"位"读为"贽",训质。

从“知人论世”看潘岳的人品及文品

"知人论世"是孟子重要的诗学理论,要求我们在阅读作家作品的时候既要了解作家的生平经历及其思想,还要关注作家所处的时代大环境。文章试以"知人论世"说作为理论指导并结合元好问《论诗三十首》中第六首对历史上备受争议的潘岳人品及文品的出入问题作一个具体全面的分析。

“辨正新学之违僻者”:晁说之《儒言》述论

晁说之《儒言》作于北宋徽宗政和二年(1112),时值蔡京为首的新党当政。其书专为批评王安石"新学"所作:在经学思想方面,晁说之批评了王安石舍弃汉唐注疏、统合六经的做法,并对其废弃《春秋》,推崇《周礼》以及宗尚孟子、杨雄,参合佛老进行了抨击;在具体的学术方面,晁说之认为王安石的学问有割裂琐碎、苟为异辞和牵强附会之病。此外,晁说之对王安石在变法过程中托古改制、党同伐异、滥用权势的做法也进行了含沙射影的批评。由于此书作于新旧党争激烈化的背景之下,因而具有较强的时代性和针对性。在今天看来,这部书除了对于我们认识晁说之的思想有一定意义外,对于研究王安石及其学术思想也具有重要的思想史及文献学价值,然而历来并未有对此书的专门研究,而王安石研究者也较少注意此书,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文本的音乐——试论《周礼》“六乐”的奇特音律与礼制等级

"六乐"见载于《周礼·春官·大司乐》,是一种礼乐协配的祭祀制度。"六乐"对东汉以降的祭祀雅乐影响深远,但《周礼》所记载的"六乐"音律无法以通行的十二律解释,也使得历代的议礼官员议论不绝。本文通过对《周礼》"六乐"音律的整理与《周礼》十二律的还原,指出《周礼》所记载的十二律与通行的十二律顺序不同。《周礼》"六乐"所规定的音律并非对现实音乐的如实记录,而是《周礼》作者基于个人礼乐理想,所特意谱写的一种"文本的音乐"。在看似毫无逻辑与条理的音律规定背后,蕴含着《周礼》作者对"等级分明""尊卑有序"的建构与渴望。

仰韶文化人面鱼纹寓意与足太阳经功能相关理论渊源初探

仰韶文化人面鱼纹之"人面鱼身"寓意与《黄帝内经》对足太阳经功能的相关论述存在着渊源。如彩陶鱼纹中直线三角形是"力量"的寓意,而彩陶盆人面头顶的发髻也呈三角形,这与肾主发、"肾为作强之官"理论相符;彩陶盆"人面鱼身"恰好沿足太阳循行路线下潜,而"人面鱼身"象征的"后稷"图腾崇拜到周代演变为了农历寅月祭祀"后稷"的神道设教形式,这正符合《素问·脉解》的"正月太阳寅"及《素问·阴阳类论》之"三阳为父"等有关足太阳经功能的论述;古代船舵的发明源于对鱼尾鳍功能的模仿,而膀胱之"膀"字同"方",有船桨之意,船桨可正"四方",故"方"又引申为与中央政权相对应的藩镇"方国",这与《黄帝内经》所述"膀胱为州都之官"及"三阳为表"理论内涵相吻合。

越南藏《交州志》的成书年代与资料来源新探

越南流传的多种抄本的《交州志》,或称《交州舆地志》,对于研究中国西南边疆历史地理、中越历史交通地理以及明代中越关系,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法国、越南学者曾相继对该文献的成书年代和资料来源进行考察。本文认为,要厘清《交州志》的资料来源与成书年代问题,关键在于解决其主体内容“入交道三”的史源问题。通过对中越相关文献的比照研究,笔者推测《交州志》的前一部分当出自明代“郡县安南”时期(1407-1427)的某种文献记载,而其主体部分的“入交道三”,则应源自明代“议征安南”期间(1536-1541),廉州知府张岳结合中国历代文献的记载和安南使臣头目的奏文供述,以及实地调研采访所得资料编制而成的“贼情地形册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