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集东渡考:兼谈10—13世纪日本文人对杜诗的利用

正如诸多学者所指出的一样,杜甫文集最早以完整的书卷形式东渐日本,极有可能就是圆仁于日本承和十四年(847·唐大中元年)归国时带回的二卷本《杜员外集》。10—13世纪的东亚,白居易风潮全盛,结合这一时代背景钩沉史料可知,圆仁历尽千辛万苦抄来的这部《杜员外集》之所以未被著录于《日本国见在书目录》,当与承和遣唐使节团中正副使之激烈冲突不无关系;同时,也与以天皇为首的贵族文人对白居易诗歌有狂热的爱好以及慧萼抄入南禅院本白居易集有着密切联系。不过,到了平安后期乃至镰仓幕府中期,王洙注《杜工部集》与郭知达《集注杜诗》相继传入日本,终于为杜甫诗文在日本文坛乃至政界争得了一席之地,也为之后兴起的五山禅林尊杜风潮起到了承上启下的渲染作用。

《画史会要》“朱谋垔托名说”辨误

《画史会要》是考索明代画家的重要文献,然其编者为明人朱谋垔抑或金赉,尚存疑议。本文通过比勘署名不同的两种《画史会要》版本,同时考察朱谋垔编刊美术文献的历程,认为朱谋垔编纂《画史会要》有案可稽,金赉则为好事者虚造之乌有先生。进而对莫伯骥、谢巍辨伪过度的原因进行分析,于书画文献辨伪之方法亦略献刍荛。

清民之际教育变革的另类风景——《世态与心态——晚清、民国士人日记阅读札记》所引发的学术思考

田正平所著《世态与心态——晚清、民国士人日记阅读札记》聚焦于现代中国转型时代的“教育变革”,提供了理解清民之际日记资料的教育学视角,为反思现代中国整体历史发展进程打开了新视窗。尤其是对刘大鹏面对教育变革时的心理及应对情绪的分析、将胡适视为为国族寻求出路的精英与教育家角色的定位,以及对竺可桢作为一代大学领袖高尚品格与精神向度的展现,都显明作者把握住了作为社会分层和个体学养形成中具有枢纽性意义的教育环节的重要作用。从后设视角来看,在处理日记这类特殊史料时,应具备跨学科的视野和意识,参证各类材料,才能呈现新问题;而对个案的考察也应摒弃过于主观的思维旧习,还原个体存在的历史语境,客观呈现他们的内心世界,此外,对清民之际知识精英们的省思不能仅停留在思想的还原层面,还需继续追问他们所承担的社会职责和历史使命,其思想的职守及特殊的历史情境对于这一思想完形的造就作用。

“私意”与“私欲”之间:张栻、朱熹解《论语》“克己复礼为仁”之异同

朱熹《论语集注》解“克己复礼为仁”,将“己”解为“身之私欲”,“克己”解为克胜私欲,受到阳明后学以及不少清儒的反对。与朱熹多有交往的张栻解“克己复礼为仁”,讲“克尽己私,一由于礼”,主要就克尽私意而言,并没有直接讲克胜私欲,显示出与朱熹强调克胜私欲不一样的解读。与此同时,朱熹虽然批评胡宏讲“天理人欲,同体而异用”而强调克胜私欲,但又与张栻一样接受胡宏所言“天理人欲,同行而异情”,并非完全拒斥人的欲望;晚年还较多把“克己”解为克尽私意,与张栻的解读多有一致。可见,朱熹的解读与张栻又是相通的,而各有侧重,其中还包括他们对于“公”“私”的不同理解,体现了二者不同的价值取向。

玉台体诗歌在清朝的呈现与解读——《唐诗玉台新咏》成因探析

《唐诗玉台新咏》是清代朱存孝选录唐代260位诗人的923首玉台体诗所编成的一部唐诗选集。此书是规模最大的玉台体诗歌续集,它的编成绝不是偶然。究其编成原因有:唐代玉台体诗歌创作的丰富成果为其编成此书提供了充足的选源;清代官方诗学和诗学家们对玉台体诗做出了解读和评判,促成了他编纂此书;朱存孝有延续《玉台新咏》的艳诗传统并为玉台体诗歌存史的编纂用心。可以说,正是这三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使得《唐诗玉台新咏》成为考察唐代玉台体诗歌最重要的载体。

朱张书信往还中的“四书学”思想交流考论

朱熹与张栻虽学出同源,但致思方向和结论有异。以陈来《朱子书信编年考证》为据,在宋乾道二年(1166)至淳熙四年(1177)年这11年间,朱张二人关于“四书”的书信往来即多达126封,其间论及侯仲良《论语说》等10位前贤及时人的《四书》学著作,并对《中庸》的“中和”、《论语》《孟子》的“仁”等思想关键词进行了深入讨论。这对于研究朱熹、张栻的“四书学”思想发展和“四书学”形成前期的宋人学术风气都有积极作用。

《黄氏补注杜诗》黄鹤成书刊刻时间考辨

《黄氏补注杜诗》是南宋黄希、黄鹤父子共同完成的一部重要杜诗注本,其成书乃在黄鹤之时。关于黄鹤完成及刊刻其书的时间,学界主要有宁宗嘉定年间(1208—1224)说、宁宗嘉定九年(1216)说、光宗时(1190—1194)说、理宗宝庆二年(1226)说四种看法。导致这些歧异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黄鹤《年谱辨疑后序》署宁宗嘉定九年(1216),董居谊《序》、吴文《跋》署理宗宝庆二年(1226),两者有异,且相差十年余;二是对于书中避讳,学界一直认为止于光宗之嫌名,认识有误。其实黄鹤生前当有过两次刊刻,书中避宋讳并非止于光宗嫌名,而是止于宁宗之嫌名“廓”字。黄鹤初刊应在嘉定初年(1208)至九年(1216)之间,重刊应在嘉定末年前后(1224年前后)。

宋代石鼓书院教育文化对衡阳地方文化的影响

石鼓书院虽然延续了千年之久,但宋代却是其作为教育机构正式形成和兴盛的关键时期。该文采用内容分析法,从3方面深入分析了宋代石鼓书院教育文化与衡阳文化格局之间的动态关系,指出以石鼓书院为载体的古书院文化塑造了衡阳独特的区域文化,并在区域性现代化城市建设中起到了促进作用。该文探究石鼓书院教育文化和地方文化间的关系,有利于发掘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思想观念,增强文化自信;有助于推动优秀传统文化融入现代生活。

傅增湘与朱文钧交往事迹钩沉

傅增湘与朱文钧同为近代著名藏书家,二人交游或始于1921年,止于1937年朱文钧逝世,历时十余载。两人以书为缘,交往活动有集会、借书、校书、鉴定版本等。傅增湘对朱文钧在古籍收藏、鉴定方面的功力颇为赏识,朱文钧家藏善本对傅增湘的校勘事业也帮助良多。本文从两人书信、题跋、日记、年谱、书目等文献中辑录相关信息,梳理出二人之间的交往脉络,还原一代藏书家之间的书缘及友谊。

近三年张栻研究学术史(2021-2023)

近三年(2021-2023)来,张栻研究成果较多、研究领域宽泛,研究成果整体上比较深入。张栻思想研究成果最多,包括张栻哲学思想、张栻与《汉丞相诸葛忠武侯传》研究、张栻与朱熹互动与比较研究等;张栻的文学艺术研究成果主要表现在对他的诗歌、赋作和散文及其蕴含的理学思想等的研究;张栻与书院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他对岳麓书院、城南书院、石鼓书院等的重要贡献及对当今高等教育的借鉴意义方面;张栻生平与影响的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对他人生及其思想的全面研究以及从不同视角进行的人生与学术影响的诠释等。总体来说,近三年(2021-2023)来张栻研究成果呈现出研究视角与观点新颖、整体学术水平高、学者梯度合理等特点,但部分文章有重复研究,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基于数据分析比较《叶氏女科证治》《傅青主女科》学术特点

目的 基于数据分析比较《叶氏女科证治》《傅青主女科》学术特点,挖掘《叶氏女科证治》的学术价值。方法 构建《叶氏女科证治》《傅青主女科》的“病–症–证–方–药”数据库并进行数据分析,进而归纳对比两书的学术特点。结果 《叶氏女科证治》与《傅青主女科》比较具有以下6个特点:论述疾病,全而简略;详辨年龄,分时论治;处方周全,兼服丸散;用药轻灵,方加药引;煎制详细,服法各异;重视气血,调理脾胃。结论 通过数据分析展现了《叶氏女科证治》的学术价值,为研究其他中医著作提供思路和参考。

三峡石柱土司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

石柱土司文化特色突出,内容丰富,表现形式多样。我们应该在一般保护原则的基础上,结合客观实际情况,探讨开发式的文化遗产保护与振兴方法。发展土司文化旅游产业是一条可行的方法,对三峡库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将起到重要作用。

从写实主义到现实主义——中国新文学对现实主义的理解、接受与阐释

现实主义在晚清以"写实派"的概念引进中国,"写实主义"在"五四"时期占据了文学的主流地位。"五四"时期对写实主义的接受有着科学和进化论两个重要的背景,"理想的写实派"是"五四"文学的理想形态,这是1930年代接受现实主义的一个重要心理基础。1930年代初,"五四"时期普遍使用的"写实主义"这一概念经过重新翻译,以"现实主义"的译名基本固定下来,并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上得到重新阐释,而恩格斯的著名论断成了现实主义定义的核心内涵。抗战前夕,已经基本上形成了独尊现实主义的趋势。现实主义在中国现代文学理论批评中始终处于中心的位置,与现实主义相关的诠释与争论,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理论批评发展的主要历史脉络。中国现当代文学理论中有关真实性、典型、形象思维、世界观和创作方法等问题的争论都是围绕着现实主义展开的。

民国教育界与出版界的互动及其影响——以王云五的人际交游为考察中心

中国近代出版业与新教育几乎同时起步,且从一开始便相辅相成,特别是民国时期教育界与出版界之间的合作互动对近代教育和出版的发展都产生了重要影响。王云五因其与近代中国最早成立的民营出版机构和最大的教育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的特殊关系而人际交游颇广,其中他与胡适、朱经农、陶行知之间的交谊虽不尽相同,合作方式亦各异,但都具有突出的代表性。考察他们在教育和出版方面的交游始末,可为后人了解民国教育界与出版界的良性互动及其重要影响提供若干典型而生动的个案。

朱西杰运用虚实关联动态辨证法治疗慢性萎缩性胃炎

慢性萎缩性胃炎(CAG)在我国发病率很高,世界卫生组织将其列为胃癌前状态。朱西杰教授结合其临床二十余年的研究,通过虚实关联动态辨证,即虚实的盈亏,将正气与邪气进行具体形象化和量化,分为早、中、晚三期。通过病情发展的不同时期,根据虚实变化采用针对性治疗,取得良好的疗效。

晚清时期执权居士创制“心理(学)”一词的考察

据史料表明,中国人执权居士于1872年在《申报》上首创了学科名称"心理(学)"一词,这要早于日本学者西周1875年公开使用"心理学"一词。本文判定晚清的持平叟、执权居士、持平子、持平居士、公道老人均系同一人,即朱逢甲。朱逢甲饱读经书,国学底蕴深厚,并在襄助传教士办报纸过程中接触到了西学,具有了现代学科意识。1871年,他在讨论中国传统相术时,曾在心理学意义上使用过"心之理与事"一词,为其创制"心理(学)"一词奠定了基础。中学与西学的交融与碰撞是朱逢甲创制"心理学"这一学科名称的时代与文化背景。尽管"心理(学)"一词首先由中国知识分子创制,但因西学在中国晚清时期发展的延缓和曲折,故没有像日本学者西周使用"心理学"一词之后在日本学界产生更为深远的影响。

“朱张会讲”的缘起、过程、特征及意义

"朱张会讲"与朱、张交往是一种政治、学术、工作、生活上的全面交往,这种交往之所以可能,与朱、张二人背后的学源相通、家世相交、朋友相共以及政治立场一致等条件密切相关。作为中国学术史上的重要事件,"朱张会讲"对于朱、张二人的思想体系之建构,岳麓书院与湖湘文化的发展,以及整个宋代学术共同体的形成,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苏轼与“离铅坎汞”说

苏轼与朱熹在龙虎铅汞说中提出了龙汞与坎肾相关联,虎铅与离心相关联这种迥然相异于道教通行的结合。从苏轼算起,在近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没有一个学者对他们的这种组合发表过意见。本文正是有感于此而力求探明苏轼与朱熹这种说法所具有的根据和意义。道教经典《周易参同契》与《悟真篇》都一致认为木火为一家,金水为一家,原因之一在于道教的这种内丹说是以外丹为参照和比喻而言的,另一种依据是对四季更替的顺序所进行的划分。苏轼主要是受到了《难经》将心肺与肾肝相连在一起的影响,而朱熹主要是根据五行"生之序"将同为阳的水、木与同为阴的火、金两两结合在一起而分别提出了离铅坎汞说。

朱世楷“通顺疗法”治疗慢性萎缩性胃炎的用药规律总结

目的:运用中医传承辅助平台(V2.5)软件,挖掘朱世楷教授治疗慢性萎缩性胃炎的经验及用药规律。方法:收集朱世楷门诊诊断为“慢性萎缩性胃炎”,中医诊断为“胃痛”“痞满”等的病历处方,共139首。借助中医传承辅助平台系统(V2.5)进行用药规律挖掘,主要研究内容包括证型频次、药物频次、性味统计和组方规律分析(用药模式、规则分析、网络展示)等。结果:最常见证型为脾胃气虚证和胃络瘀阻证;补气健脾药和活血软坚药为最常使用的药物;药性以甘温为主,苦寒为辅。最常用药对是活血消癥的莪术、预知子等。13味最常使用药物为炒党参、炒白术、陈皮、茯苓、海螵蛸、白及、莪术、预知子、黄连、干姜、炙甘草、菝葜、炒当归等。结论:朱世楷治疗慢性萎缩性胃炎用药总以扶正健脾益气药为纲,活血祛瘀、软坚散结药为目,均不离其“通”利胃腑,“顺”畅气血的本质,使血脉和利,气血运行无碍,黏膜得新血滋养,则旧疾得去,萎缩渐退,黏膜渐荣。

张南轩与胡五峰之异同及其学术之演变

张南轩本是胡五峰高弟,然而在其与朱子的学术交往中,思想发生了根本转变,并对其师五峰的学术进行了严厉批评。对此,学术界通常认为这是因为南轩受到朱子的影响,而完全转到了朱子的方向。实则南轩与五峰学术的不同未必受到朱子启发,南轩很早就不完全同意五峰的某些说法,朱、张的学术交往不过印证了南轩早先的疑问而已。即便后来南轩颇为赞同朱子之说,他们很多观点亦有根柢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