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焦竑对李贽的影响看其在晚明性灵文学中的地位

焦竑与李贽交往颇深,焦竑对李贽人格心态、学术思想与文学思想均有一定程度的影响。运用文学思想史的研究方法,对焦竑与李贽撰写、编纂以及评点等文献材料进行考察可以发现,李贽在人格心态与学术思想方面发挥了焦竑注重自我的一面,形成了其狂者人格与三教合一的学术思想。焦竑在《焦氏类林》中呈现出的对人物真性情的欣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李贽的《初潭集》,使得“真”成为李贽的一种重要审美倾向。焦、李二人在尊苏问题上也有很大的共性,呈现出对苏轼小品文文体的重视与对挥洒自如的文学风貌的推崇。研究证明,焦竑与李贽的交往与影响使得焦竑成为晚明性灵文学思潮的重要开启者。深入考察焦竑对李贽的影响,可以进一步认识晚明性灵文学的发展过程,对进一步厘清晚明性灵文学思潮的发展脉络具有重要意义。

壮族麽教与壮族师公教的比较研究

壮族麽教和壮族师公教都是壮族原生型民间宗教。本文通过神、主神、经书、法事仪式、法器、神职人员、教义和教规八个方面的比较,认为麽教和师公教在本质上是壮族两种不同的民间宗教。

试论什叶派在伊朗国教地位的确立

什叶派在伊朗被确立为国教 ,是伊朗伊斯兰教发展进程中的标志性事件。它是波斯民族及波斯文明同阿拉伯民族及伊斯兰教相互作用的产物。文章从什叶派被确立为国教的历史背景、过程及措施、作用和影响等方面 ,深入剖析了这一历史进程 ,以期对人们理解伊朗民族与宗教的关系。

胡适宗教研究方法关键词的解读

胡适的宗教研究贯穿于其哲学研究中,构成了其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又受到其哲学研究态度和方法的影响。在民间信仰研究领域,胡适将宗教等同于迷信,实际上是将宗教从哲学研究领域分离出去。胡适和铃木大拙的争论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描述性方法和规范性方法的矛盾,更源于他们对宗教和科学性质的不同认识。胡适对宗教的批判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对民俗的偏见和对科学的崇尚所致。哲学、民俗、科学构成了解读胡适宗教研究方法的关键词。

1934年《磐石杂志》“公教与爱国”专号的民族立场

《磐石杂志》为1930年代初期中国天主教会中的一份重要刊物,它由北京辅仁大学中华公教青年会支部创办,旨在介绍中西文化及宗教事业调查研究,兼及社会新闻。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引发中国天主教会内部爱国人士的民族感情和救亡热忱。《磐石杂志》1934年第2卷第5期“公教与爱国”专号的主要内容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教会中人士对“国难”的思考和认识。

论老子重生思想的源流与道教思想的孕育

《老子》一书中的重生思想上承容成子,而下开杨朱、秦失、南郭子綦一派。据考杨朱、秦失等本是秦人。春秋战国之时中原一带长期处于战乱之中,秦地相对稳定,故一些避世之士向秦地流徙。这当中也反映出一部分知识分子和旧贵族对西周时代相对安定社会的蜝憧憬。《汉书·地理志》中对秦地的评说,实反映了秦汉以前人的普遍看法。同见于文献记载的中原人至秦地寻求建功立业的现象比起来,为避世全生而至秦地的是一股潜流。但正是这类人的增多,养生、重生的思想在秦地滋长起来。春秋战国时的几位名医产生于秦地,也反映了这个事实。老子因周王室的种种事变使他对当时的社会失去了信心,故西入秦;而杨朱、秦失这些本生于秦地,又受过老子思想影响的人则东至宋、鲁之地,传播具有道家色彩的重生思想,以求以此救世。秦地重生、养生思想同燕齐神仙家思想的结合,孕育了道教,也形成了道家中重生、养生思想向道教思想的转变。

贵阳市高坡乡红毡苗鬼师的现状与变迁

鬼师是贵阳市高坡乡红毡苗支系传统宗教信仰文化中的代表性角色,仪式活动中须穿着特殊服装,熟练使用各种法器,以苗语念诵宗支祖先名谱与《指路经》。为死者开路,引导亡灵回归祖居地与祖灵团聚;为人户主持敲牛祭祖仪式乃鬼师的主要职责。鬼师并非一种职业,为他人主持仪式并不收取报酬,但鬼师却是本姓氏宗支的文化人、智识者,威望极高,鬼师的代际传承亦有其特殊的机制。在多元文化的冲击与碰撞中,鬼师亦出现某种变迁。

山西榆社崇胜寺《施地状刻石》的系年问题

《全辽金文》所收刘方《施地碑记》的标题应为《施地状刻石》,该《刻石》的主体部分"施地状"的撰写年代为1233年,将该"施地状"刻于石的年代为1258年。该"施地状"是在金元之际山西遭受蒙古军的残酷掳掠的背景下签署的,其刻于石的历史背景为金元之际山西全真教势力的壮大昌盛对佛教教团产生的潜在威胁。

剖析蒋介石地方自治思想

蒋介石执政一直都打着继承孙中山先生遗教的旗号 ,在实施地方自治制度方面也不例外。然而剖析蒋介石关于地方自治的理论及各种制度 ,不难看出蒋介石地方自治思想来源于封建宗法礼治 ,其内容是“管、教、养、卫”。蒋介石的地方自治思想有两个显著特点 :封建专制性、军事情。因此 ,蒋介石地方自治的本质不是地方人民自治 。

纳西族岁时民俗及其形成发展

纳西族岁时节日具有本土与外来民族文化共融共生的特点。宗教融于民俗，外来民族文化影响了纳西族岁时节日的形成与发展。这两个因素构成了纳西族岁时节日形成和发展的主要动力。丽江作为一个文化旅游名市，结合传统岁时节日民俗资源，可以制定相应的城市文化日历，达成文化共谋：我者通过他者的参与、欣赏而提升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觉，他者通过参与我者的节日文化活动，可以真正体验到原住民的文化生活，提升文化旅游质量。

胡适宗教思想刍论

胡适在留学期间和基督教团体的成员有过密切来往,但是胡适最终拒绝了基督教。胡适把科学和基督教之间的关系理解为一种对立的关系,在五四时期中国的知识界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但却是对二者之间关系的简单化处理,有着历史局限性。胡适吸收佛教文化中的牺牲精神并加以改造,使之成为建构自己的人生观的积极文化因素。胡适以非信仰者的立场进行禅宗史的研究,把佛教研究纳入现代学术的努力,标志着近现代佛学运动的转型和佛学研究新范式的出现。胡适把儒家的三不朽论转化为社会不朽论,提出了自己的新宗教思想,说明他看到了宗教对于现代民主自由社会的积极作用,在这一方面作出了可贵的和有益的探索。

略论屠孝实的宗教观

屠孝实是五四时期著名的宗教研究专家。他从人的内在精神需要和直接自我意识、直观、情感的角度来诠释宗教,提出宗教是人对"超越者"的直接感受,宗教的本质就在直接的主观经验;宗教产生的根源:一是人面对自然、社会的束缚而希望获得解脱(求解脱的心),二是人的直接的宗教经验,宗教的对象"超越者"是最高理想,而不是当时中国知识界大多数人认为的神鬼;宗教与科学是互补的,可并存的,因为科学的动力离不开宗教信仰,而宗教需要借助科学"破除迷信,寻求正智"。

关于史浩词与道教关系的若干问题

史浩是南宋新“三教合一”的代表人物。史浩与道士有交往,道家思想还是其“真隐”人生的思想基础。史浩词是他“真隐”人生的实录,不但重视生命而把握现世的享受,而且还要追求超越而获得未来的永恒。史浩词确实受到内丹道长生理论的影响,但其艳情词规避欲望的表达,与道教思想无关。

文廷式政治思想与学术成就述评

文廷式主张打通古今中外,为变革时代所用;主张学术随时代而尽其变,检讨汉学、宋学之缺陷;为改进中国政治制度,他编撰《新译列国政治通考》以介绍西洋政治制度。他探求西方科技知识,以有益于"民生日用"。比较中外宗教,分析儒学、墨学之特征。引入佛家平等说分析世界万物与人类社会,对轮回说进行新的阐发。他长于史学,对各种历史资料的考辨论述,颇具史学价值;批判清代诗学,论词学兴衰,亦有独到见解。惜其著作多为评点式,未成体系,有的书稿散佚,影响他未能成为学术大家,但他是一位思想变革与学术创新的先知先觉。

漳州嘉济庙石真君崇拜探析

漳州嘉济庙自元大德年间初建,至文革时期毁坏,历经近七百年风雨。其所祀神明,为北方少数民族之后石敬纯。由嘉济庙碑所记载的线索,结合史志和实地考察,可探知嘉济庙石真君信仰鼎盛于元明时期。江西贵溪鸣山庙与漳州嘉济庙关系密切,由贵溪鸣山庙播迁至浙江、福建、湖南等地。石真君(或鸣山大帝)具备保境安民、驱疫禳灾和宣扬孝道的神祇功能,闽南民间奉祀石敬纯由盛转衰具有其社会的必然性。

苏轼“三教”思想的平衡与海洋空间的介入

仅仅三年的儋州贬谪生涯使苏轼的生命达到最高境界。其中,大海体验参与了苏轼生命价值的平衡和精神世界的重构,儒家的价值观给了他生活的勇气,道家的贵生观使他在有限的物质世界里寻求生存资源的最大化和精神世界的柔性开掘,释家的色空观助推他齐物去执,随遇而安,拥有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情怀。大海空间的无限性使他将自我的小格局加以净化与扩容,在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等方面均达最高层,成为真正的“苏海”。

宗教作为思想启蒙的发生与资源——以《摩罗诗力说》为中心

以《摩罗诗力说》为代表的鲁迅早年文章,既是他启蒙思想的发端,也成为日后新文化运动的基础。《摩罗诗力说》呈现出鲁迅早期的宗教观,以"摩罗"精神抵抗统治者的权威,以"反抗之音"挑战"不撄人心",这些宗教内容同时构成了鲁迅早期启蒙思想的重要资源,也是其"立人"学说的有机组成部分,并且还与启蒙形成了某种张力关系,敞露出鲁迅早期思想的紧张和矛盾。

浅析《诗集传》的儒教思想

在探讨"儒教"性质的基础上研究《诗集传》的儒教思想,运用文献法对《诗集传》各篇章进行归纳与整理,以《诗集传》的信仰对象、修养方法及教化论为具体内容,得出其以"天理"代替中国古代宗教思想提倡的"道"而成为理性信仰体系的核心,试图通过"诚"与"敬"的具体途径加强个人修养以建立稳定和谐的秩序社会的结论。

近代中国史上“文艺复兴”之梦的意涵

近代中国的启蒙运动包含对理性的信心和怀疑双重的关怀。晚清时期的知识分子,用"文学复兴"这一词语来构筑中国特有的启蒙话语。他们把政教一元的观念转变为近代形态的同时,将日本福泽谕吉在1870年前后的启蒙话语以及1879年之后的现代化话语作为参考框架,对中国的国家及学术所展开的启蒙运动提供了可靠的合法性。这个趋势,到了1920年梁启超发表《清代学术概论》之后,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梁启超围绕"文艺复兴"之梦的解释模式,奠定了"中华性"或"中国性"的文化身份认同。这种文化身份认同的确立将会给后代的思想环境提供创建近代民族国家的理据,与此同时,也带来了启蒙理性的另一种含义,即权力框架与话语霸权。然而,在晚清民初中西文化交往的特殊背景下,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对启蒙理性保持信仰的同时,不得不承担批判启蒙理性的责任。所以,梁启超模式奠定中国文化身份认同之后,反思这一模式的探索就开始了。从1920年以降的思想里,我们可以看到对"文艺复兴"之梦的一系列的解构过程。胡适、徐志摩、蒙文通的论述乃是代表这一解构过程的思想挑战:他们分别对理性的历史、理性的权力、理性的话语提出了严肃的质疑,他们所做的这些思想探求正在构成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的主旋律。

从苏轼作品看其时代精神

本文主要从苏轼作品中儒释道圆通这一文化视角来反映宋代的时代精神:即三教合一。从而说明时代造就作品、时代造就作家的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