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在《故都的秋》中书写“秋士”的深层意蕴

郁达夫《故都的秋》是当之无愧的散文名篇,相关研究汗牛充栋,但鲜见对欧阳修、苏轼两名“秋士”的细致解读。文章从“互文性”入手,与“群性”和“他性”比较,探寻郁达夫在文中书写两名“秋士”的深层意蕴,以及他与两位古人在人生处境、个人心境、创作特点、思想观念等方面的相似性。由于种种人生遭际,郁达夫在“心理暮年”时像两名“秋士”一样转换心态,追求闲淡自适、悠然自得的生活,实现了自我救赎,成就了这篇优秀之作。

“道德”与“有情”:从《水浒传》到《石秀》

施蛰存的历史小说《石秀》,运用精神分析法对传统文本进行了现代性反叛,解构了传统文本中的儒家礼教和伦理道德,在中国现代文学中具有开山辟疆的作用。《水浒传》中石秀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智勇双全的英雄好汉,是“忠义”伦理道德的捍卫者。而施蛰存以“俄狄浦斯情结”来构建石秀形象,使其对义嫂产生不伦之恋,给予这种隐秘情欲以正当性、合理性,并不作善恶道德评价,是对复杂人性的展示和深挖。《水浒传》将潘巧云贬低、丑化为恶毒淫妇,是“贞节”伦理道德的背叛者,而《石秀》中潘巧云是热情爽朗、多情风流的美艳妇人,并体现出都市新女性的特质。《水浒传》中杨雄护兄弟,斩淫妇,是“忠义”伦理道德的践行者,而《石秀》却凸显杨雄杀妻的盲从和麻木,以此揭露封建礼教对人性的桎梏和扭曲。从《水浒传》到《石秀》单一的道德文本位移为丰富的人性文本,以三种形态展示了“有情”与“道德”的激烈冲撞下复杂多样的人性,体现了中国现代文学超越古代小说单一、道德化的人物塑形去建构人性。

“文学”如何“革命”——近代“文学革命”话语的生成

清民之际,随着中国摄取西方文明的进一步推展,知识界汲纳西方文明的重心开始逐步由技术移植转向制度文化的学习与改造,见诸议论的内容涵括政治、思想、文学、艺术、教育等诸方面。在此背景下生成的"文学革命"概念,展现了术语复杂的思想文化内涵。对于这一概念生成经历的考察,有助于从一个侧面深入理解中国文学和思想文化的近代转型。

严修与袁世凯家族的友谊

袁世凯对严修非常敬重,请严总理直隶学校司。严开拓进取,使直隶教育为各省之冠。清廷新设学部,袁荐严任侍郎。袁任总统,复请严为教育总长。袁氏诸子拜严为师。筹安会起,严进行了忠告。袁世凯死后,严与袁家仍长期保持友好往来。

尊师重道 薪火相传——论苏轼与欧阳修的三代交谊

苏轼家族与欧阳修家族交往密切,苏轼终身对欧阳修充满敬意,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从公的角度说,欧阳修在为人、为文、为政方面为苏轼树立了标杆和楷模;从私的角度说,欧阳修对苏轼父子有知遇之恩。欧阳修不遗余力提携人才和苏轼的知恩报恩,即使在今天也还具有现实意义。

青楼女性的男性想像——评施蛰存《石秀之恋》

施蛰存是中国现代派小说的拓荒者之一,但在他前卫面具的掩盖下却有着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者所体现的传统文人观,这在《石秀之恋》的人物塑造中得到典型体现。《石秀之恋》是弗洛伊德理念的经典文本。在文本的建构中,贞洁与放荡、惩戒与占有、美丽与邪恶、欲望与险恶构成双重反讽,从而形成艺术的张力。石秀的性力(力比多)带着正义的面具得以释放,在唯美表象下体现出畸形的性意识。施蛰存的《石秀之恋》体现着转型中的海派亦中亦西、亦新亦旧的文化形态,也是施蛰存市场策略的体现。

王安石与苏轼对扬雄和韩愈的接受及其影响

北宋文坛两位大家王安石和苏轼,他们对扬雄有着截然不同的接受态度:王安石对扬雄充满了景仰之情,对扬雄的事业及其文艺观予以充分肯定;苏轼则对扬雄持质疑态度,对扬雄的文艺观基本予以否定。与之相对应的是,王、苏二人对韩愈态度颇为接近,即认可韩愈的文学创作,却对韩愈之道论颇有微词。王、苏二人对扬、韩接受的异同,对二人文学创作及批评产生了较为深刻的影响。

苏轼与欧阳修的师生情谊浅识

欧阳修是北宋文坛的盟主,他善于团结和奖引人才。三苏即出自他的门下,而苏轼得其教诲尤多,对欧阳修的思想和精神作了继承和弘扬,并继欧阳修之后成为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又一领袖。苏轼对这位恩师始终怀有深挚的感戴之情。他们不同寻常的师生情缘,足令后人动容。

明“五岳山人”诗碑、“铜梁山人”诗碑考——兼与张森楷先生商榷

合川钓鱼城忠义祠所藏明代"五岳山人"诗碑、"铜梁山人"诗碑是国家珍贵文物,也是陈文烛、张佳胤蜀中交游的重要见证,更是判断二人行年的重要凭据。从陈、张二人及从游者史修的仕宦经历看,诗碑作于万历三年,而不是张森楷先生推定的万历七年。

《甲寅杂志》(月刊):孕育《青年杂志》的母体

《甲寅杂志》(月刊)不仅是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的动因,而且,在办刊宗旨、栏目设置、新文学运动的倡导、撰稿人及读者群体等方面,《甲寅杂志》(月刊)都是《青年杂志》模仿、参照或移植的样本。明确这一事实,对纠正历史的舛误及重写中国现代文学史具有重要意义。

“救国”与“救人”——辛亥革命时期与新文化运动时期改造国民性思想之比较

辛亥革命时期和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改造国民性的思想有相因相似之处 ,都以“救亡”和“启蒙”为主题 ,但是两者在侧重点、具体内容、思想资料等方面又有很大的不同 ,梁启超等突出救亡 ,力图中西结合培养出具有现代政治、社会意识的国民 ,以挽救民族危机 ;陈独秀等鼓吹个人主义 ,个性解放 ,希望造就一代和传统完全决裂的新青年使社会走向现代。两个时期改造国民性思想之相异 。

欧阳修《诗本义》与《易童子问》经学阐释比较

《诗本义》与《易童子问》是欧阳修经学的代表作,他在这两部著作中的经学阐释同中有异。从阐释目的来说,欧阳修主张抓住"大本",但具体在《诗本义》与《易童子问》中,"大本"的含义存在差异。欧阳修的经学以"人情"为其阐释根据,但对于"情"的理解在此二书中也存在差异。欧阳修常将经学著作看成一个自足的文本,从文本的文意、文理、文风等角度去判断其真伪,表达自己的理解。对于《周易》文本,他常从其文本的合逻辑性出发,而《诗经》研究中他主要从文学性与逻辑性两个角度去考察。他的经学阐释没有采用逐字逐句的解释经文的模式,而是运用了一种论辩、答问的方式展开。

宋代蝗灾应对和灾异观之变化

"灾异说"认为,灾异乃是社会政治问题所致,当局应以改革社会政治应对。主流社会长期以此应对灾异,故对蝗灾也不采取捕杀措施。在唐代姚崇以下以捕杀应对蝗灾的基础上,宋人以全面捕杀为主要手段应对蝗灾,在实践上突破了"灾异说"。与此相应,对"灾异说",宋代的思想精英们从前人的笃信发展为质疑,乃至彻底抛弃,客观、理性地应对蝗灾等灾异。

《文心雕龙》的文体修辞思想

刘勰文论体系中,《情采》五篇论文体构成,《比兴》五篇论文体修辞,两者之间为五体五用关系。刘勰的文体修辞思想具有以篇章结构为主而兼及章句结构的总体特色。前者意味着文体创作方法,后者意味着语用修词。两者之间的理论、实践之源流关系不应倒置。

明清琴书所记髹琴工艺

古代大漆髹饰工艺除系统见载于《髹饰录》之外,以明清琴书记录为详尽。琴书之于髹饰工艺的价值,主要在于髹琴工艺和制漆工艺,还有髹饰工艺的工具设备。本文将明清琴书关于髹琴、制漆工艺及髹饰工艺工具设备的文字钩稽校勘读解如下。

每到平山忆醉翁——简论苏轼与扬州平山堂

苏轼曾十二次到扬州,其间多次过平山堂。苏轼对扬州素有好感,对平山堂尤其如此。苏轼在平山堂上缅怀欧阳修,是具有重要意义的文化事件。

《髹饰录》著者名号及注者姓氏献疑

据现传《髹饰录》抄本所记,其作者及注者分别为明代漆工黄成与杨明。该书自日本传回中国后,有关“新安黄平沙”中的“平沙”是黄成的籍贯还是名号曾一度引起相关学者的注意,而有关杨明的姓氏是“杨”还是“扬”的问题近年来也引发不少讨论。通过对不同抄本中所写名字进行对照,梳理出当中的种种疑窦,发现其时工匠所处独特的情境。

清代八旗诗人丛考

清代八旗诗歌研究是一个十分重要而又尚待加强的学术领域,有很多问题需要探讨。诸如《国朝诗的》所收八旗作者,著名作家博明的生卒年及诗集,《戈鲲化集》保存的八旗诗人及诗歌,都值得认真考察。其中某些问题,不仅对八旗诗歌研究,而且对其他类似领域的诗歌研究,都具有启发的意义。

欧阳修《新五代史》与北宋忠节礼义的重建

宋初惩五代礼崩乐坏之弊,大力加强礼制建设,内容涉及对忠节观的崇尚、夷夏观的重塑和仁义道德的推崇等方面。其中,忠节礼义是北宋礼制建设的核心。作为宋代士大夫代表的欧阳修,为之付出了自己的努力,以"春秋精神"褒贬五代历史,著成《新五代史》,并主张以儒家传统的礼治思想来整治天下。在北宋社会里,逐渐形成了尚忠节、崇礼义之风。

北宋非性命学的兴起与转变

在经学原典的基础上,在融会三教、复兴儒学的时代呼唤下,北宋儒家学者吸收佛、道之说,深述性命义理,逐渐建构起形而上的新儒学。与此同时,以欧阳修、司马光、苏轼、苏辙为代表,对性命学展开了激烈的批判。他们的非性命学基于排斥佛老、重振纲常,崇实黜虚、提倡实学,批判王安石变法而立论,先见性地揭示了性命学空谈不实之弊。随着性命学成为时代风尚,他们又向性命学方向转变,以自己独特的性命之学来批判现有性命学的不足,显示出学术发展的多元化,更折射出学术发展的曲折与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