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解”与解“释”

在春秋晚期以降金文、竹书等出土文献资料中出现的“■”字,与“巨”字形体有别,且词义无关,应是“接中”之“解”的表意初文,原指器物的关节连接处。出土文献中的“不■”“毋■”即传世文献之“不解”“匪解”,又作“不懈”;“■冻”即“解冻”。三晋货币面文“中都”等之“中”或有讹作“■”形者,与“■(解)”并非一字,只是同形关系。邹国陶文之“■”字,应分析从■(解),■声,是为“解释”之“释”所专造的形声字。

论《诗品》对颜延之、鲍照诗的评价

《诗品》评颜延之诗“喜用古事”,对这一观点后世基本认同。用典繁密其实与钟嵘的审美理念相悖,但在钟嵘心中颜延之是雅正的典范,所以还是把他列于中品。《诗品》评鲍照诗“危仄”“险俗”,针对这一观点则存在较多争议。理清其背后的涵义还需结合《诗品》原文以及《文心雕龙》等对“危仄”“险俗”的解读。钟嵘将鲍照列于中品也有他自己的考量。

清华简《心是谓中》“必心与天两”观念发微

天人之分是中国古代思想史的重要问题。清华简《心是谓中》“必心与天两”观念不否认“天”对人的限定,承认人的主观能动性会受到外在因素的制约,同时强调人的主体性地位,注重“心”对“度”的体认与践行,促使“心”的主观能动性由自在向自觉转进。这是上古三代以来固有理性精神在晚周天命观式微大背景下不断张扬的必然结果,是有一定社会基础的公共思想。晚周天人之分观念在《心是谓中》中表现出较为朴素的特征,郭店简《穷达以时》与荀子《天论》等则对其创造性发展。诸子或侧重于人事道德化,将道德自我圆满视为人生的根本追求;或强调“天”的客观性,将“心”的认知功能提升到“性”的新高度。晚周天人之分观念并非单一线性发展,而是呈现出分途并进、互相交叉的多重演进路向。

唯物辩证法视域下的荀子“名”学研究

“以类行杂,以一行万”体现了荀子的“名”学思想,而“终始若环”的思辨结构则是荀子“名”学的方法论基础。荀子“名”学贯通自然与社会两大领域。在自然领域,“名”体现了心知对自然万物之关联的描述活动,“别名”要在“共名”的统摄下来领会,“共名”又在“别名”中呈现自身;“共名”为“始”,“别名”为“终”;“共名”言其一体性,“别名”言其差异性,两者是“始则终、终则始”的环之两端,是一种双向关系。“单名”和“兼名”揭示了心知的扩展方式和无限进程。在社会领域,“名”体现为伦理秩序的“构建”活动,这在荀子“执神而固”的思想中得到了揭示。“执神而固”开显了“心知”与“现实”同构运行的境界,“执”即“共名”从自身出发展现为“别名”的进程。所谓“固”,即心知的运行贯彻在伦理秩序的“构建”活动中。

《中医药文化》40年学术推介与办刊理念之辨

1984年,《医古文知识》在广大青年学子和医学工作者对科学与知识的热切期盼中诞生。在其最初发展的22年中,杂志办刊理念从夯实广大从业人员的医古文基础、提高阅读古代文献的能力,逐步转变为宣传中医药知识、熔文史哲医艺于一炉。2006年,杂志更名为《中医药文化》,致力于发展成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学术期刊。在杂志社同仁和业界的共同努力下,目前《中医药文化》已经成为学界最为重要的学术推介与交流平台之一。杂志介绍宿儒大家的卓越成果,推荐新人的学术力作,联络各个学科专业的杰出学者,擘画医学人文领域研究的前沿课题,搭建海内外学界沟通的桥梁纽带,营造融洽、热烈的学术研究氛围。杂志为中医药学术的发展、通识教育与科学普及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其意义与价值必将铭记在中医药人的心中。

汉代宫禁侍卫职务的“宦官化”

两汉宫廷禁省服侍人员的身份发生过“宦官化”的趋势。其中表现有:中黄门逐渐成为禁中宿卫的主要部队,黄门令在东汉后期的政变中屡次担任禁军首领,带兵逮捕外戚代表大将军;中常侍取代了侍中的政治地位和影响,并成为统辖禁省事务的总管;宦官掌管尚书机要,控制了省阅呈交章奏和传达天子诏令的工作,并担任了某些在少府之外的“九卿”职务以及各官署的令丞。宫省职务“宦官化”的原因主要是皇帝对百官与外戚的猜忌警惕,为了强化君权而削弱官僚贵族的势力。东汉后期,皇帝逐渐成为宦官集团操纵的傀儡,此时后者掌控宫省要职是实现自身扩张及巩固势力的要求,不再受君主意愿的控制。

从《医古文知识》到《中医药文化》:笔尖上的40年

1984年《医古文知识》创刊,2006年更名为《中医药文化》,2024年迎来《中医药文化》创刊40周年。通过与创刊主编段逸山教授进行深入访谈,了解创刊背景和创刊初期面临的挑战、期刊发展过程中内容的定位和演变,探讨《中医药文化》学术工作坊的意义及未来发展策略。段逸山教授对《中医药文化》所取得的各种成绩给予肯定,并对《中医药文化》学术影响力的提升和未来的发展方向提出宝贵意见。

原始儒家中庸思想的奠基之路——以《尚书》《周易》为中心

五经元典作为孔子教学的基础教材,孔子从中吸纳了许多重要的思想内核,提出了很多原始儒家学派的重要思想。中庸作为儒家德性伦理观的核心范畴,其思想萌芽便可追溯到《尚书》与《周易》之中。“中”作为一种哲学思想形态首次被提及是在《尚书·大禹谟》的虞廷十六字心诀中,结合《洪范》篇所论述的内容,《尚书》涵盖的“中”的哲学思想可以被提炼为“中正”的核心概念,指向于政治道德的视域。《周易》蕴涵的“中”的哲学思想则与“时”和“位”的概念相结合,“时中”的思想贯彻在《周易》的整部著作中,既体现在每一卦的爻辞之中,也体现在卦与卦之间相互转化之中。孔子吸纳了《尚书》和《周易》“中”的哲学思想,提出了“中庸”的思想,并从认识论与功夫论层面将其确立为人之德性,为人的道德修养提供了有效的方法论。

由象至道:张载“大心体物”的展开及其境界

张载的“大心体物”之说受到孟子思想的影响,是对孟子“尽心知性”和“立乎其大”观点的统贯与融合,它包括形成对“象”的客观认识和体认与“象”的一体共融两重含义。前者依托于耳目器官,后者在前者基础上依托于具有先天感知能力的“心”。但“象”的无限性与耳目能力的有限性以及“成心”问题,需采用“时中”和“化”的方法才可以体天下之物,从而进入内外合一、物我合一的“道”的境界,借此张载也展开了对佛教以天地日月为幻妄观点的批判,显示出强烈的“为往圣继绝学”的道统倾向。

清华简《心是谓中》撰作时代及相关问题

清华简《心是谓中》借助先秦时期“心统四相”的“一般知识”,阐述治国理政之道,指出“命”有人力所不及的“天命”和人力可及的“身命”两个层次,无论君公、侯王还是庶人、平民,都不应过度追求“天命”的庇佑,而应该安分守本、修德敬业,从而保有“身命”。综合简文的体例特征、语言特征和思想特征判断:清华简《心是谓中》应是成篇于孔子至孔门七十子时代的儒家学派作品,其作者应为孔子或孔门七十子中的一位,但具体身份尚无法确定。

管仲卒年考

管仲的去世时间,学界一般认为是《史记·齐世家》记载的齐桓公四十一年(前645)。但这个时间与《左传》《榖梁传》等书矛盾,与有因果关系的重耳行程和黄国灭亡时间存在误差。如果依据最可靠的《左传》以及日本藏古本《史记·秦本纪》等古籍,管仲的去世时间应在秦穆公十三年(前647),即齐桓公三十九年(前647)年初,而不是通常认为的齐桓公四十一年(前645)或秦穆公十二年(前648)。

陈师道与吕本中诗学观之比较--以《后山诗话》和《童蒙诗训》为视角

诗话是中国古代诗学理论批评的一种重要形式,而宋代诗话在中国诗话发展史上开创了一个崭新的局面。陈师道和吕本中作为江西诗派的重要作家,都对宋代诗学进行了全面总结和深刻反思,主要体现在他们各自所作的《后山诗话》与《童蒙诗训》之中。他们的诗学观有许多相合之处:如推崇诗骚、汉魏,称道杜甫;强调作诗的“悟”“意”;注重诗歌的“新”“变”。但也存在明显的差异性:如对苏、黄诗歌的态度不同;对诗歌创作法则的要求不同;对唐宋诗人的取法态度不同。通过比较二人的诗学观,可以观照他们对宋代诗学的不同价值取向。

张仲景“外风”与叶天士“阳化内风”论治中风

张仲景认为,中风主要原因在于"外风",病机为"内虚邪中",治疗上注重肝脾同治、重镇熄风、扶正祛风;而叶天士认为,中风主要原因在于肝肾阴亏,病机为"阳化内风",治疗上在肝脾同治、肝胃同治的同时,注重四时养治,随时施治。从仲景"外风"到叶天士"阳化内风"不但体现了中风论治的多个不同角度,更体现了中风病机的发展历程。

略论南宋初年平定游寇的斗争

南宋初年，游定猖獗，它严重地威胁到建立不久的南宋政权的安全。但是，只经过了短短的数年时间，各股游寇相继被平定，南宋政权也转危为安。本文分析了南宋初年游寇出现的原因、成分以及游寇对当时社会所造成的巨大危害性；论述了南宋军队与游寇斗争的经过、获胜原因以及平定游寇的意义。

地域文化与作家审美个性及风格——路遥、陈忠实、贾平凹文学创作比较论之一

地域文化与作家文学创作审美风格个性之间存在着密切内在联系。从陕北、关中和商洛地域生态环境、生活方式、民歌、戏剧等文化艺术等方面,对陕西三位代表性作家路遥、陈忠实、贾平凹文学艺术审美风格个性及其形成,进行了比较分析,从而得出陕西三个亚子文化圈哺育出三位审美风格各异的作家及其文学创作。

理学道统论的两类文献根据与实质

理学道统论的实质在确立儒学的正统性和维护儒学的纯洁性。但通常作为文献根据的《论语》和《尚书》,不能恰当满足道统论成立所必需的理论资源,故需要补进《周易》以完善儒家圣人的谱系及其所蕴含的中道、"时中"的传道内容。

论清政府对《警世钟》的查禁

清季,政府强化了对各类“违禁”书刊的检查,对宣传革命类书刊的查禁尤为严厉,其中对《警世钟》的查禁是清廷在“《苏报》案”外制造的又一暴行。通过与上海租界当局的联合行动,清政府查禁了售卖该书的启文、时中、镜今、东大陆书社,收缴了书籍,抓捕了各书社的经理人。《警世钟》案的查禁与处理,大致呈现这样几个特点:列强与清政府联合进行查禁;案件的处理比较缓和,涉案范围较窄;案件的审判受到西方法律制度的影响。案件在国内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国内的书报界对此案态度多不一致,有的支持政府的严禁政策,但更多的却是对其进行猛烈的抨击。

中国传统色彩系统的观念设计及其历史叙事

对于中国设计史研究而言,我们的关注重点大多是落在现当代这一与我们所处时代密切相关的时段,而对于中国从文明开端就未曾间断一路走来的传统设计观念却是有所忽略,其中包括了对中国传统色彩系统的研究。我们在当代设计的色彩运用中,其实已经从某种意义上被动的忘却了自己的历史和传统。中国传统色彩的最重要的存在意义,恰恰就是"观念",它是一种关于社会建构的认识表现,也体现在充满了文化意蕴表达的多层解读中,并由观念转向一种现实中的运用,观念变成了一种隐藏的潜在意识。本文梳理、分析了中国传统色彩系统的基本建构及其观念成因,从设计史、思想史的角度进入,通过对于中国色彩运用的"观念设计"及其历史叙事做出适当的解读。

《周易·蒙卦》的童蒙道德养成教育观

在《周易.蒙卦》中,反映了西周初期的有价值的童蒙道德养成教育观。它经后代学者的继承和阐发,逐渐形成了一个童蒙道德养成教育的思想体系。诸如"亨行时中"的价值目标,至诚求道而顺教的为学态度以及包容挚诚、严格得当的师道原则,等等,朴实而辩证,值得我们今天在未成年人道德养成教育中加以借鉴。

清华简《说命上》“说于■伐失仲”考

清华简《说命上》曰"说于■伐失仲","■"即"韦","失"即"豕",皆为"豕韦"简称。简文记载了武丁命傅说征伐豕韦之事,为研究三代时期"彭姓豕韦"和"刘姓豕韦"的兴衰更替、地望迁徙等问题提供了新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