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朱熹《诗集传》叶音对吴《毛诗补音》的改订

朱熹《诗集传》叶音是在参考吴《毛诗补音》基础上修订增补而成的,考察朱熹对吴补音的修改,可以看出三条修订意图:一是运用方言与文献语料考定古音,做到理据更充分、更合理;二是在叶音中注意韵段押韵的开合洪细和谐;三是在不违背古音的前提下尽可能地靠近诗韵。此外,改订语料里面还可能透露了新的语音信息。

《诗集传》与朝鲜李朝时代权近《诗浅见录》诗经观的比较研究

朱熹《诗集传》是诗经宋学的重要代表,在许多方面都取得了重要突破,影响甚巨。李朝初权近《诗浅见录》是韩国现存的古代最早研究《诗经》的著作,也是很早就将朱子《诗集传》介绍到域外的论著之一。当前韩国诗经学的研究国内才刚起步,权近的《诗浅见录》是《诗经》域外传播研究的重要著作,同时,朱熹《诗集传》也对李朝诗经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对朱熹《诗集传》和权近《诗浅见录》的诗经观进行比较研究意义重大。

朱熹“六义说”在古代朝鲜半岛的接受——以《诗集传》为中心

绝大多数古代朝鲜学者赞同朱熹《诗经》观即“三经三纬”说,并从不同角度阐发其合理性。不少学者以朱子的“三经三纬”说汇通诠释其“四端七情”说,力图以《诗经》学思想论证性理学思想的合理性。而对于朱熹的“风雅颂”观,古代朝鲜学者也发表了不少有创见的观点,如丁若镛强调风雅的美刺、讽谏的政治功用;权近、许穆等学者则进一步凸显与放大了朱熹“风雅正变说”的伦理教化功能。不少学者虽赞同朱熹对“赋、比、兴”之说,但认为结合具体文本分析有难度。古代朝鲜学者对朱熹“六义说”的解读始终未能摆脱《诗经》政教美刺思维框架的束缚,根本原因在于朱子诠释《诗经》最终目的是通过诠释经典体认纲常伦理,从而为统治阶级利益服务。

论元代《诗经》学对朱熹《诗》学的推崇

朱熹集《诗经》宋学之大成,其《诗》学思想及其《诗》学专著《诗集传》均对后世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元代《诗经》研究者注重朱学,崇尚《集传》成风。《诗集传》不仅成为元代科举考试中官方指定的参照经典,也成为学校教育中占据主流的经典教材。统观现存的元代《诗》家著述,绝大多数是围绕《诗集传》而作。元人从多方面继承了朱熹的《诗》学思想,并从各个角度为《诗集传》增益补缺,以达到彰显朱子《诗》学的目的。元代《诗经》学是《诗经》宋学的余绪,朱学独擅是其鲜明的时代特征。

朱熹《诗集传》在朝鲜朝诗经学史上的接受与影响

本文拟在细读朝鲜朝诗经学文本的基础上,纵向考察朱熹《诗集传》在朝鲜诗经学史上的接受与影响,并通过各个时期的诗经学者对朱熹《诗集传》的阐释,进一步探究朝鲜朝诗经学者在特定的历史与文化语境中,如何结合自身的社会文化需要对朱熹《诗集传》进行继承、创新与变异及其在朝鲜诗经学史上的独特地位与意义。

朱熹《诗集传》助词探析

助词是汉语语法学界较有争议的一个词类,朱熹的《诗集传》中有多处关于助词的注释,常以“语辞”“语助辞”“语助”“助语辞”等名称来说明,这些不同的术语所表示的语法功能没有明显差别,研究《诗集传》中所标注出的助词可以为探索汉语助词的发展提供有力的帮助。

《诗集传》排印本标点勘误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出版的《诗集传》排印本是现在的通行本,曾作多次修订,仍然存在不足之处。据研究统计,失误有3类42例。这3类分别是:当断而不断例、不当断而断例、点号误用例。

《诗集传》章数辨证

在有关《诗集传》的论文中,大多数都涉及到《诗集传》章数的统计,但对《诗集传》章数统计存在分歧,这主要是由作者统计不准确以及《诗集传》本身一个错误造成的。

析《诗集传》与《毛诗序》的异与同

提要《诗集传》是对《毛诗序》的反动,然而,它们对《诗经》的解释却有许多相同之处。本文侧重分析了《诗集传》和《毛诗序》相同的方面,并进而阐述了我们对《毛诗序》所应持的态度。

《诗集传》“某音某”研究

《诗集传》作为一部训诂著作,其中运用大量的训诂术语。本文通过分析对"某音某"这种直音方法的分析,发现它不仅可以注音,还兼有以音辨义、指明假借等作用。并简要分析其特点。

从接受美学看《诗经》解读——以《毛诗序》《诗集传》为例

《诗经》作为我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记录了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是"四书五经"之一,因此受到不同时代的学者的广泛关注。关于《诗经》的解读,其中尤以《毛诗序》《诗集传》影响最为深远。以接受美学中的读者中心论与文本的召唤结构为论点,分析造成《诗经》解读分歧的原因。

朱熹与闽方言

朱熹的母语是闽语,他深入了解并研究过闽语。他的著作中有不少关于闽语的记述。他认为方言与古音“暗合”,所以,他被人们批评得最多的《诗集传》的“叶音”,有很大一部分就是以闽音为依据,即以自己所说的闽语来确定古韵,它们跟现代闽方言仍存在对应关系。应该重新估计《诗集传》叶音的语音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