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均衡-GARCH模型的SHIBOR短期利率仿真研究

利率期限结构反映不同期限的资金供求关系,揭示市场利率的总体水平和变化方向,是投资者从事债券投资和政府有关部门加强债券管理的依据。通过建立均衡-GARCH动态利率模型,利用极大似然估计方法估计出模型的参数,并对SHIBOR短期利率进行了仿真,验证了模型的有效性。

弘扬管子的“和生”思想

管子传承史伯的"和实生物"说,认为人之生、人心之和谐、人之长寿,以及天地之美等皆由和而生。"和生"具有普适性。在"天时""地利""人和"中凸显"人和"。管子通过上下不和、大臣不和、万民不和的危害性,明确提出"不和不生"的观点;又明确提出"和则能久"的"久生"的观点;强调"察和之道"之不易,都是对史伯"和生学"的发展。管子"和生"思想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史伯“和生”说的思想史意义——兼评钱耕森“大道和生学”

西周末年太史史伯和郑桓公的对话,蕴含着深刻的思想价值,是一件不同于一般历史事件的思想史事件,即它既是一件有思想影响的事件,也是一件有思想价值的事件。钱耕森教授将史伯的"和生"说与老子的"道生"说打通,创造性地提出了"大道和生学"的新的哲学理念,这是对史伯"和生"说思想史意义的有力发掘与贡献。史伯继承传统,总结出有关万物生成的朴实观点——"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这是对万物何以生成以及如何生成的回答,是来自经验世界的宇宙论。史伯还将他有关万物生成的观点延伸到政治领域,以"和同"作为其最高社会理想。"和生"论还被道家的宇宙论继承并予以抽象性发展。

“和”文化研究的新拓展——评钱耕森先生“大道和生学”

钱耕森教授对西周末年的史伯"和同论"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深入挖掘。他提出史伯是我国第一位哲学家,这为争议已久的中国哲学起点问题提供了另一种可能性答案。钱先生从中挖掘出的"和生学"又沟通了"和"文化与生命哲学。钱先生的这些研究,其意义称得上"发现史伯"。但他认为史伯在构建体系化的"和"本原论的同时,却忽视了"同"也有积极一面,则有待商榷。

植被护坡技术在世博生态城的应用

对植被护坡技术进行了论述,并介绍了云南昆明世博生态城主干道植被护坡技术的应用情况和技术要点。

史伯“和实生物”说本义浅释——兼答河北省和谐文化研究会王殿明会长问

"和实生物"说,是西周末年史伯提出治国用人的原则,但具有精博的哲理与高深的智慧,回答了万物从何而来的形而上的问题。"和"何以能生万物?答案就是他说的"以他平他谓之和"。其精深内涵:首先要具备有彼此相异的他;其次不同的他之间在互动中又能达到平、平衡,即和、和谐;于是就能产生新事物。新事物决不是假、恶、丑的,一定是真、善、美的。这是我国悠久的文化史上对"和"所下的第一个经典性的定义。笔者简称之为"和生学"。它具有普世价值,是构建"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的宝贵资源。

石柏滴耳液的制备及临床应用

目的制备石柏滴耳液,制定质量标准,观察临床疗效。方法家兔法观察滴耳液刺激性,对照法考察临床疗效。结果所制得的滴耳液质量合乎要求,总有效率89.2%,对照组82.5%,差异无显著性(P>0.05)。结论石柏滴耳液制备工艺合理,质量标准可行,临床疗效确切。

春秋时期鲁国施氏家族探析

春秋时期鲁国施氏是为数众多的中、下等贵族的代表。它在鲁国政治中与高层贵族有矛盾也有联合。施氏治家谨严,守家以礼,慎言慎行,故而家世绵延很久。施氏家族的“施伯”更是值得注意的人物,他对鲁庄公的影响很大。上博简《曹沫之陈》所载其对天命的看法应当是春秋时期鲁国乃至各国贤大夫的共识,对于认识相关儒家思想的渊源有一定价值。

中国古代市舶征税向海关税的变迁及其财政意义

中国古代的对外贸易征税从唐宋元时期的市舶抽解,到明中后期的丈抽和饷税,再到清初设置海关税,有一个演进发展的过程,其变迁的表现反映在税收管理制度、税制体系设计、税收征收形式等各个方面。市舶征税向海关税变迁的原因是国家政治形势会改变和影响税制设计,商品经济发展的大趋势迫使税制变革,税收有利于保护私人主体的合法利益,从而促进社会的稳定。中国古代市舶征税向海关税变迁体现了古代财政向近代财政的转型,体现了财政对经济社会宏观调控作用的逐步强化。

明代广东的市舶太监

广东是明朝的外贸中心,其市舶贸易管理备受重视。自永乐朝派遣宦官提督市舶后,广东的市舶事务就基本上处于市舶太监的管理之下,明初的市舶管理体制被改变。明代中叶以后,广东市舶太监权势不断扩张,更加横行无忌,引起官民的强烈反对而两度被裁撤,最终无权干预广东的市舶事务。我国历代有差遣宦官直接参与广东海外贸易的传统;在宦官专权最为严重的明代,派遣宦官主导广东市舶事务是中央加强经济控制的必然趋势和宦官势力扩张的结果,同时也与中央强化海禁和朝贡贸易政策有关。

生态技术在道路设计中的应用研究

通过介绍昆明世博生态城主干道生态技术应用的基本情况,总结了生态技术应用中的关键要素,为进行道路生态化建设提供了参考。

宋元之际上海的兴起

上海在宋末由村设镇,元初由镇升县,迅速崛起。上海设镇时间在宋理宗淳祐十一年(1251年)到宝祐四年(1256年)之间,最有可能是1255年。上海主要是在长江三角洲取代了江阴的地位,因而得以兴起,而非前人认为上海取代华亭县内青龙镇的地位。宋末上海市舶分司兼管上海镇,上海市舶分司长官有蔡起莘、陈壁,其中蔡起莘也是上海的武官,由提举上海市舶分司兼任上海监镇,江阴市舶务在1255年裁并。宋末上海长官兼管海防,辖有招安海盗张瑄的船队,职务重要。元初上海的因漕立县,主要体现在豪族聚居与漕粮激增这两方面。漕运豪族是上海县的支配者,与上海县互相依存。宋末和元初上海迅速发展的经济基础都是航运业,宋元之际的上海发展是连贯一体的。

明代“番舶”征税考实

明代初前期,政府实行禁海政策,对外国朝贡船采取不予抽分的原则;成化、弘治之后,政府开始尝试在市舶司体制下对外国朝贡船只的部分货物进行抽分。正德、嘉靖之后,随着西方"大航海时代"来临,朝廷率先允准在广东对往来海舶商船进行抽分征税。福建继广东之后,也在嘉靖年间对海舶商船进行非正式征税。隆庆、万历年间,朝廷在福建月港开设督饷馆,对海舶商船正式征税。浙江由于受倭寇袭扰,终明之世未能于制度上允准在此开市征税。天启、崇祯年间,明朝内外交困,海上贸易的税收利权为郑芝龙等海商集团控制,直至明朝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