庙学体制的构建、推行与唐宋地方的释奠礼仪

地方释奠礼仪的遵行与庙学体制直接联系在一起。唐宋时期,在释奠仪制日趋规范、完备的同时,随着庙学体制的构建和全面推行,释奠礼仪逐渐遵行于州县地方,其所代表的儒学道统、官方礼仪教化观念也开始广泛传播于基层社会民众中间。但是,这一过程却并非没有波折、变态,其中存在着唐末学废庙存而释奠不断、北宋初徒事庙释奠而无学、及北宋中期即庙建学遵行释奠等阶段。

“表演”观照下的仪式教育——以中国古代释奠礼的表演性因素分析为例

"表演"是人类基本生活方式和存在方式之一,表演性是将仪式与教育连接在一起的枢纽。"表演"观照下的仪式教育进程以人的身体或自我意识为起点,在参与者与仪式中的偶像之间、仪式参与者之间、仪式参与者与观看者之间、仪式参与者角色与自我之间等多重关系中展开。"表演"观照也意味着仪式教育进程在虚拟世界与日常经验的不断矛盾与融合中形成。"表演"观照下的仪式更多是一种加强仪式,通过模仿、原型提供等过程,形成作用于参与者身心的力量。

清代湖北府县释奠礼用乐的历史变迁

释奠礼,原为古代学校的祭祀典礼,属于“三礼”中的“君师”之礼。从湖北府清代释奠乐建构的历史来看,顺治至康熙二十六年开启了释奠乐的进程,而更多的地区则至乾隆年才开始完善礼乐,直至道光时期,仍有些地方释奠礼乐才开始完备。府学等释奠乐开始建构到大多数地区能够具备释奠礼乐,经历了清初、清盛期乃至晚清的历史变迁。

清代云南庙学建设及儒学发展对释奠礼乐的影响

释奠礼乐代表的礼乐文化是清代云南庙学实施礼乐教化的重要手段。清政府在恢复和拓展云南庙学以加强少数民族汉化过程中,力图运用以释奠礼乐为代表的儒学礼乐文化加强云南以儒学为核心的汉文化传播,因此清代云南释奠礼乐传承发展既与云南庙学恢复及拓展密切相关,又与云南儒学发展的历史状况密切相关。

释奠礼乐在建水的历史变迁与当代传承

释奠礼乐是中国历朝历代对祭孔释奠礼用乐的总称。由文献记载可知,与中原地区较早以各级庙学或孔子家庙为载体广泛传承传播释奠礼乐的历史状况不同,云南作为西南边陲,其有明确释奠礼乐乐章传承记载的历史始于明代。建水作为明清两代云南文献名邦,释奠礼乐的传承曾经受到过重视,并成为云南释奠礼乐传承的重要地区。文章通过梳理、分析建水地方志及相关文献史料,再现释奠礼乐在建水传承的历史风貌;与此同时,结合田野调查探究释奠礼乐在当代的传承情况。本文提出,释奠礼乐的传承经历了一个不断变更的过程,如果说明清时期庙学释奠礼乐的传承是国家向边地实施礼乐教化的过程,那么后期洞经会对释奠礼乐的种种改造与重建,就是民间对国家意识层面礼乐文化的回应。

南宋释奠礼概述

释奠礼历史悠久,是中国古代在学校设置酒食祭奠先圣先师的仪式。孔子作为伟大的教育家、思想家、儒家学派奠基者,其思想理论对于中国古代礼乐教化与人伦治化具有不可替代的贡献。在历代统治者推崇下,他逐渐成为释奠礼的主要享祭者。孔庙释奠礼是古代尊师重道,培植后贤,推崇儒学可持续发展的一种寓教于礼的政治礼仪活动,历来受到朝廷重视,在儒礼中占有重要地位。本文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南宋释奠礼的享祭、配祭、从祀人员进行系统的梳理和归纳,对南宋释奠礼的祭器、祭品以及祭祀乐舞进行考察和复原。

台南孔庙释奠乐的“双雅传统”

台南孔庙为台湾首座孔庙,素有“全台首学”之称。其释奠乐继承以八音分类的“雅乐传统”为主,同时也置入台湾民间音乐“雅乐十三音”,两者并呈,构成“双雅传统”的释奠乐。两者在此并无高下之别,“雅乐传统”提供了释奠仪节精神层面的支柱,而“雅乐十三音”传统则支撑了释奠乐实质上的运作,两者相依、相辅、相成,造就了台南孔庙释奠乐一百八十余年的传统。该文从文献与田野上阐析台南孔庙释奠乐,同时也提出“双雅传统”在释奠乐上的特殊性。

“释奠”礼仪特征与精神内涵之变迁——兼论释奠古礼向新礼的演进

释奠古礼起源甚早,属于非时而祭的简约之礼,具有不忘先祖、敬祖归功的礼仪内涵。周代的释奠古礼存在两个受祭系统:先祖先王(多于"庙"中举行),先圣先师(于"学"中举行)。"学"中所行的释奠礼显示出重视人事经验、知识智慧的理性倾向和文教意味,是中国文化由巫到史的历程在礼仪上的具体体现。伴随着孔子及儒学在国家意识形态中地位的提升,历经汉、魏、晋,释奠古礼最终由对先圣先师的群体祭祀演进为专祀孔子之礼。释奠孔子新礼结合了祭祀礼典与讲经活动,南北朝、隋唐时期更形成为规范隆重、自由辩论的学术盛会,以及国家礼仪文化展示盛典,具有了崇圣重师、继承道统、昌明经学的新的礼仪内涵。当代继承和发展优秀礼文化,应处理好礼仪展示和精神承传的关系,发挥释奠礼在增强文化认同和凝聚人心方面的功能。

“共相”与“殊相”:日本江户时代文庙释奠祭器的取舍

日本江户时代随着儒学的兴盛,地方大名纷纷设立藩校,奉祀儒家圣贤。在祭祀仪式中,祭器承担着重要的祭祀功能与礼制意义。江户时代对祭器系统的来源,既有聂崇义的《三礼图》体系,也有宣和年间所编纂的《博古图》体系,呈现出东亚文庙祭器体系的共相。但是近世日本并非完全模仿中国的礼器制度,在形制与材质上都体现出自我的独特性,从而呈现出殊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