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赐封妈祖天后问题新探

本文通过对康熙朝原始资料的考证,证明清朝廷在康熙二十三年前后未曾授封妈祖为天后,清代文献中记载康熙二十三年赐封天后的记载,是后人篡改原始文献的结果。但是,康熙中叶,闽台沿海民间皆有人称呼妈祖为天后,受其影响,雍正年间的闽台官员多以为康熙二十三年确实有天后之封,并将其上奏皇帝,造成雍正帝的错误。乾隆皇帝不愿彰显其父的错误,将错就错,正式封赐天妃为天后。其后,在官方政书中,将封赐天后远溯康熙二十三年,编造了施琅请封天后、康熙帝批准的神话。

大理国科举制度再考

根据对同刻一石、同一作者的《大理国上公高踰城光再建弄栋华府阳派郡兴宝寺德化铭并序》和《褒州阳派县嵇肃灵峰明帝记》的分析,认定儒、释、道三教兼通的碑文作者杨才照为大理国科举出身,"试郎"为大理国科举及第者之称号。大理国的科举制度不仅在考试内容方面与宋朝有差异,在称呼上也与宋朝有所不同。

汉代宫禁的黄门官署与员吏考论

汉代禁省的宦官职务多冠以“黄门”之名,所在官署称黄门署、黄门寺,其前身是秦与西汉前期的宦者署。武帝时改服制崇尚黄色,禁门称“黄门”,宦者官职与署寺亦随之改名。两汉禁内宦官有中黄门、小黄门、黄门常侍,负责随侍、警卫皇帝并传达旨意,监护太子与官员、宗室,探询问事。黄门令丞管辖禁内宦者以及部分官员,并直宿省门,布置座具,检查车驾与参加典礼。东汉后期黄门令权势增长,或主持禁兵与黄门北寺狱,在与宦官集团的政敌交锋中占据了主动和有利地位。

论“夸富”类题材汉乐府的官职问题

“夸富”类题材汉乐府涉及到的官职名称中,郎官占有相当一部分,如“侍郎”、“侍中郎”等。联系汉代官制及汉代官僚的一般仕历,考察郎官的沿革及选拔途径,明确汉人热衷于郎官的原因,从而深刘理解此类“夸富”作品的文学特点,即作为口头文学的祝颂辞,歌者往往会根据祝颂对象的不同来改变歌辞。

论敦煌白侍郎诗与白居易通俗诗风的民间影响

敦煌遗书中有几篇题为"白侍郎"作的俗体诗文,一般认为是民间诗人托名白居易的创作。结合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和白居易的诗学思想反观这种托名创作,可以看出白居易所倡导的通俗文风,及其早年写作新乐府时贯彻的训俗理念在世俗民间得到的响应。

汪应辰《答张侍郎》辨正——兼论汪应辰与张九成的关系和影响

从《答张侍郎》所反映的信息看,张侍郎实为汪应辰的老师张九成,而不是张礿。汪应辰状元及第后拜张九成为师,从张九成的诗文及其在讲课中对应辰的评价,可见他极为赏识应辰的操履和才华。汪应辰的思想受九成影响最大,主要体现在读书方法和涵养本心上。二人同时参禅于大慧宗杲,张九成之学未免援佛入儒,而汪应辰则未尝佞佛。二人对后世的学术贡献各有不同:张九成以注经的方式创立心学,影响整个浙东学术,后世推尊其为"渡江大儒";汪应辰则搜集前贤文章著作,助推了朱熹等人对北宋以降学术的整理和研究,被称为"一代硕儒"。后人对二人的学术评价也颇为客观:汪应辰学问纯粹,而张九成以禅机诂儒理,未免于杂。

清前期稽察盛京仓务官员述论

清朝前期,由于盛京旗仓仓务繁重及仓弊的出现,所以清廷委派了盛京户部侍郎和巡察盛京御史稽查仓务。正3品官阶,配置了4员员外郎、6员笔帖式、2员翻译笔帖式的盛京户部侍郎,在奏议建造仓廒、稽查收贮米谷等事物中行使着稽察的权利。正7品官阶,配置了两名外郎、4名书吏及固定衙署的巡察盛京御史,在征收仓粮和规范仓务方面发挥着监察的作用。他们二者共同的努力保证了清前期盛京旗仓的正常运转。

唐前期吏部侍郎职掌考论--以武德贞观朝为例

唐初吏部在制度上承继隋代,在武德朝有所改动,曾废置吏部侍郎,在贞观朝又恢复设置。在两朝定额一员,与吏部尚书一致,其职责实质为"贰尚书",在此基础上则发挥了很大的职能作用,主要表现在制度建设,调整铨选与参与制定法律等方面。在行政管理中,吏部侍郎作为吏部通判官,具有签署文书的法定权力。这一时期史籍可考的吏部侍郎大多业绩不俗,仕途特征不同寻常,有的之后还曾任职吏部尚书,有的是父子曾任职吏部尚书和侍郎,反映出吏部职权的发挥需要足够的专业要求。总体而言,武德贞观时期的吏部侍郎职权的发挥为其日后的职能运行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