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洋史学与日本“大陆政策”之媾和——以白鸟库吉史学路线为中心的考察

日本东洋史学的本质属性是学术研究与政治活动遥相呼应,这在白鸟库吉等早期日本东洋史学家的研究实践中体现尤为明显。白鸟库吉的史学研究路线与日本征服朝鲜、征服中国“满蒙”、进而征服整个中国的“大陆政策”如出一辙,研究结论同样在为侵略、统治及改造研究对象提供理论支持。具体为:在朝鲜史研究上呈现了否定朝鲜古史、否定“日鲜同祖”、否定中朝亲缘关系的思想倾向,关于“间空地”的所谓考证是其为日本“大陆政策”服务的明证;在“满洲”、蒙古等地域性研究上,“满洲中立论”“缓冲地带论”是其在列强博弈下针对日本“大陆政策”给出的妥协方案;在对中国历史文化的总体研究上,确立了否定中国历史、贬损中华文化、助推“侵略兴亚”的逻辑路线。所有这些,无不昭示了以白鸟库吉为代表的东洋史学研究与日本“大陆政策”媾和的本质。

“尧舜禹抹杀论”与“古史辨”中的“疑古”思想——以白鸟库吉与顾颉刚对《禹贡》的考辨为中心

白鸟库吉是日本东洋文献学派的创立者,提出了著名的"尧舜禹抹杀论"。他带领其弟子对中国史展开了广泛的研究,并在中国东北史和朝鲜史研究中取得丰硕成果。顾颉刚是中国"古史辨"派的领袖,首倡民国"疑古"之风,后创办《禹贡》半月刊,掀起中国边疆史地的研究热潮。二者的研究似乎存在诸多相似之处。同时,二者学术起源之"疑古"观念亦存在某些共性特征。本文以顾氏与白鸟氏对《禹贡》的考辩为出发点,比较二者"疑古"思想的学术渊源、辨析方法与观点倾向,试图探究二者在学术上是否存在承继关系。

日本“尧舜禹抹杀论”之争议对民国古史学界的影响

20世纪初年,日本汉学界提出的"尧舜禹抹杀论",对民国史学界有所影响。1920年代,"抹杀论"争辩余波转移至饭岛忠夫和新城新藏有关中国古代天文学史的论战,而国内正值"古史辨"运动方兴未艾之时,受东邻之影响,先后有不少学者参与了这场讨论。有史料显示,中国学术界不仅对日本提出的"抹杀论"并不陌生,而且东瀛汉学界这场持久论战,对我国古史研究产生了积极影响。顾颉刚作为近代中国古史研究的领袖人物,亦了解白鸟库吉,并接触过其论著。民国学者的古史研究是整个国际汉学界有关中国古史研究学术链条上的一个环节,本土与域外存在学术上的互动关系。

评白鸟库吉与顾颉刚对“尧舜禹”传说的价值判定

作为"抹杀论"与"古史辨"的创始人,白鸟库吉与顾颉刚在评判尧舜禹传说的价值时,都严格区分传说与史实,重视传说的历史性、宗教性价值,将传说视为考察民族宗教历史的重要依据,且都认为时间越晚,传说的体系越丰富。然而,在对待尧舜禹传说传递出的时代性与历史性信息以及传说背后反映出的宗教性和政治性特征上,二者的观点存在明显区别。对于《禹贡》是否存在地理学价值,二者亦提出截然相反的观点。

“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指谬——兼驳白鸟库吉“抹杀论”和内藤湖南“加上原则”(之二)

"层累说""抹杀论"和"加上原则"是中日三大史学巨擘关于华夏上古史相互映衬的重要理论,它们屡遭批驳却至今屹立不倒,长期被学界奉若圭臬。它们只是没有完成论证的假说,不仅违反逻辑学的一些基本准则,还存在着不少的逻辑谬误,仅仅具有想当然的或然性,是在各自选定资料范围内的偶然排列。从实质的历史角度考察,他们论证的史学逻辑也难以成立,根本不具有实际发生的历史可能性。作为"疑古思潮"理论基础的三说既然如此荒谬,那么现在就到了"终结疑古"之时。

白鸟库吉与日本汉学向东洋学的转变

日本近代的“东洋学”与传统“汉学”在研究领域上虽有重合,但学术的宗旨、理念与方法却迥然不同。最为自觉地与“汉学”对抗、决裂,从而建构“东洋学”价值理论与方法论的,是白鸟库吉。白鸟库吉以西洋拼音文字的价值标准,断言汉语是处在语言初级阶段的低等语言,通过对汉语的价值否定,乃至对汉籍可靠性的怀疑而对“汉学”釜底抽薪;又以现代西方式的理性主义,挑战传统汉学的合理主义思维,由此否定中国的尧舜禹、韩国的檀君乃至日本神代传说的史学价值,成为传统“汉学”的颠覆者和“汉学”向“东洋学”转变的推动者。他的东洋学研究的基本动机,是在东亚各民族的历史研究与比较研究中,宣扬日本国体特殊论和日本民族优越论,并在这个意义上认同儒教的忠君观念,表现出日本东洋学顺应现世、服务国策的性质。

“尧舜禹抹杀论”与中日疑古思潮

在近代中日两国的史学发展中都曾出现过疑古之风。在日本,由白鸟库吉提出的"尧舜禹抹杀论"奠定了疑古史学的思想基础。他对中国古史真实性的质疑,催生了日本汉学界诸多学者对传统汉学的反思,并形成疑古思潮的一大主流,同时也如"蝴蝶效应"般引发了各领域的学术论争。而在隔海相望的中国,也几乎于同一时期掀起了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伪运动,引起了学界的轩然大波。虽然两国的疑古思潮出现的年代相近,其研究方法和内容也有相似之处,但因不同的政治文化背景等因素,也演变出各自的学术走向,其结局也大相径庭。